戊戌变法史研究 （黄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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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后至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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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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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自编年谱说：（八月初三）夜杨漪川（深秀）宋芝栋（伯鲁）李孟符（岳瑞）玉小航（照）来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
今检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五一八页该书未选辑档案史料，其中著录有八月初五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觉迷要录》卷三引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说：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固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於初八入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
《申报》说杨摺八月初四日上，与未选辑档案史料目录不合。杨摺当草拟於八月四日，於初五日清晨递上，其递上日期，当以档案所记者为正。这一附片当即上引八月初五杨深秀所上拼瓦合以救瓦裂摺的附片。这一附片未印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可能是由於该书编者认为这一附片不重要。今取与上引康自编年谱互证，则杨之上此片即含有调袁军入京的阴谋。
《觉迷要录》所引《申报》，我以前不敢相信。现在由於他所记与未选辑档案史料合，我觉得《觉迷要录》所记该一附片内容应可信。
谭嗣同是在八月初三夜往访袁世凯，康未得到谭的回音，即嘱杨深秀草摺请调袁军勤王，则康对袁极其信任，并认袁与自己为一党。及谭见袁，袁认为调军入京，会使皇帝生命发生危险，於是康就以雇工挖掘圆明园金窖为词，想调袁军入京。
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即奉命专负责练兵事务。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杨深秀摺既说请准募工三百人於初八日挖取，则新党之任军机四卿者，即可能建议光绪，於召见袁时，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
谭嗣同八月初三游说袁时，曾带了杨锐所奉真密诏的墨笔抄录本去，密诏并未说派兵围颐和园及杀荣禄，则谭之游说袁自未奉上命。他们之建议雇工挖金窖，其中所含阴谋自然也未对光绪说。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均蒙光绪谕允。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故借挖金窖为名，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
康的这一手法不能说不巧妙，但他们的失策却在谭初三夜访袁，劝袁诛荣禄，竟出示杨锐所抄录的光绪变法意志动摇的密诏。这就可使袁怀疑他们系假借帝命。他们想袁替他们在火中取栗，是打错了主意了。
在八月初五，袁世凯请训时，光绪是否给袁以手谕，如给有手谕，其内容如何，这有不同的说法。
袁世凯戊戌日记记初三夜与谭的谈话及初五日见光绪的情形说：
予谓：「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时势，详陈於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又变法宜顺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致激生他变？」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注—）。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摺，请其去。反复筹思，如痴如病，遂亦未及递摺请训。细想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稍救。
（注—）袁戊戌日记，此节记谭的意见与谭上欧阳书三合。戊戌五月熊希龄上陈宝箴书亦说：“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於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日也。」
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等语。上为动容，无答谕。
这是说光绪未给袁密诏。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说：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困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奉旨後，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一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後，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朱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日：「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詗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於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南通翰墨林有出版物）（注二）
这是说光绪曾示袁以所命。
（注二）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二十五页。
袁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召抵京。他抵京当天，即与钱念劬接洽，拟推荐张之洞入军机。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收到钱念劬七月二十九日自北京来电说：「袁臬明後见，欲推帅入枢。」八月初三辰刻，张之洞回电钱，婉谢袁的好意。（注三 ）
袁在七月二十九日即拥护张，而不拥护康，这种事竟不为新党所知，新党反於八月初三日劝袁武装政变，并深信袁与自己一党，这真是自触霉头。
袁在八月初五向光绪推荐张，以七月二十九日钱念劬的电报证之，当可信。
袁世凯戊戌日记的写作是在宣统时，其用意在争取人们的谅解，使人们相信光绪的抑郁以终，并非由於他的告密，而他本人则始终对光绪是极其忠诚的。袁的戊戌日记在这一环境中所写，在戊戌年光绪如果有一密诏给他，未为袁所遵从，他自然不能提，所以我们不能以戊戌日记未提，就相信光绪在八月初五末赐袁以密诏（注四）。
戊戌日记说：「思於上前有所补救」。详玩这句话，则似初五袁可能接到一个与新党杨深秀附片内容相合的上谕，使袁相信光绪同意新党图谋，但天威咫尺，袁不敢说，因此袁就装聋买哑含混地说母慈子孝，并用推荐张之洞来婉转促请光绪考虑。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记赐袁密谕内容，相当含混。古红梅阁笔记引荣禄所记虽说根据袁亲口语人者，但仍系展转闻诸他人。古红梅阁笔记引荣禄说：「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已属君」。今检实录，太后召荣禄入京，系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事，古红梅阁笔记所记与抵触，而袁的戊戌日记记荣禄奉召日期与实录相合。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谓谭访袁後，次日光绪即召见袁，次日二字亦与谕摺汇存所载光绪召见臣工名单抵触。袁觐见光绪请训，确在初五，而非初四。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讲，钞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注五），这与张一麐所记调袁军入卫相合，但与杨深秀附片及康自编年谱所记想调袁军数目不符。
(注三)
张钱来往电见张文襄公全集卷—百五十六第二十七页。
(注四)袁戊戌日记非戊戌年所写，参看本书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告密一文。
(注五)戊戌变法第三册P．432。
本所藏日本外交档微卷内有日本驻天津领事戊戌八月十四日致日本外相的电报：I
am inf。rmed by th liable （reliabIe？）s。urce that the
principal suddend dethr。nement 。f the Emper。r 。f China
and punishment 。f 康party was Iargely attributed t。 the
secret 。rder given by Emper。r t。 袁世凯 at the audience
九月十九日（八月初四），that 4000 tr。。ps sh。uld
be detached fr。m his camp at 小站t。 the palace as an
Imperial B。dy Guard．Next day 。n the day t。 小站he
betrayed t。 直隶总督 wh。 is Empress D。wager Party．The
imf。rmati。n was at 。nce telegraphed Empress D。wager and
She immediately reappeared t。 the p。wer
这一电报未提杀荣禄；其记召见袁在初四，与袁戊戌日记及谕摺汇存所载经召见臣工名单不合，则其所记仍系得自传闻。这些传闻之词有一共同点就是要调袁军入京，与杨深秀附片的阴谋仍相合。
康有为上摄政王书说：
先帝衋然忧之，思欲训练宿卫禁军以固国本，微闻世凯有知兵之誉，垂询及於罪臣，而罪臣无目，不辨忠奸，仰承圣意，加以推豰。於是世凯以区区末秩，遂奉特旨召见，以侍郎候补。……
今以康代徐致靖所草荐袁摺证之，光绪皇帝系采纳徐的建议，命袁专办练兵事务，并非命袁统率禁卫军。日本驻津领事的电报谓调袁军为禁卫军，恐仍系风闻之词。
康自编年谱说：
（初三夜）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诏与袁，则不知其所云何矣。……知变，不奉命云。
光绪如果赐袁密诏，则其密诏内容应与杨深秀附片所说的接近。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说：
（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皇上皆赏有朱笔密谕。（七月）二十八日之谕，系赐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八月）初二日之谕，系专赐康有为；初五日之谕，系专赐袁世凯云。闻袁世凯既退朝，语人云：「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故当时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废幽西后之事。後康有为将前两谕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然则袁之密谕亦无废后之事可想也。
据此，光绪确有一密诏与袁。梁启超说：袁退朝语人云：「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他事应指杨附片所载。政变後，谭嗣同写信给毕永年说：
盼诵来札，心痛，几放声大哭。然无可言，引颈而己，亦无济也。此行足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乎？病，因不及送。见面徙增伤感，不如其已。追及南海（康有为），为言本初（袁世凯）大不可恃，又有懊悔之言，求不败乃公事，足矣。宁复有他望乎？此作别。悲夫。（ ……
一二一一页）
谭谓袁有懊侮之言，可与上引梁所说「袁退朝语人」相参证。是袁奉密诏後，新党尚与袁有接触。而杨深秀所上摺根本还可能为康所代拟。政变後，康梁都否认有围颐和园一事。凡是能推卸责任，诿为不知的，康梁就尽可能不说。康请杨宋诸公上摺调基袁军勤王，此仅见於康生前固闭不宣的自编年谱，不见於公开印行的《戊戌政变记》。
谭在初三夜访袁时，所出示的系光绪赐杨锐的真密诏的墨笔过录本。此可证在八月初三日光绪尚无围颐和园的意思。杨崇伊八月初三上训政摺，为太后所接受，这是极秘密的事，新党及光绪在八月初四初五不知是否会知道。由杨深秀定期初八挖金窖看来，新党可能还不知道杨崇伊密摺已递上。他们的动手己较旧党迟一步了。光绪可能也蒙在鼓里。
光绪是受的经典教育，他生长在极讲究礼法的宫庭中，当时臣下见他，是不敢随便乱说话的。故宫周刊收有他所作的几篇古文，文笔清顺，议论亦平正通达。
他不知世路险巇。他由於信任新党，很可能采纳杨深秀的建议，命袁派几百人到京试掘金窖。现在看来，这一奇怪的命令即可能被袁用为告密的证据。八月初三夜谭访袁，可能未留下把柄给袁，而这奇怪的手谕，则可能使旧党相信新党确有逆谋。
由於这一手谕，即可使光绪帝牵涉在内而无以自明。他给杨锐的密诏末被步军统领衙门搜出，而康有为事後流亡国外，又捏造求救密诏，这对光绪来说，是只有不利的。光绪之能苟延性命，还是因为列强及善良的臣民同情他的遭遇，舆论给慈禧以压迫。
刘坤一与冯季垞书说：
此次致祸所由，皆弟等不才之故。皇上忆国势日弱，内外诸臣无一振作之人，不得不听变法之说。而康有为等中怀叵测，文饰奸言，谓人之常情难与谋始，天子之孝，不在顺亲，非加严惩，则众人不肃；非行权道，则大功不成；于是商君尚刑威，鬻拳用兵谏，皆足以售其术矣。不知乱臣贼子，最善揣摩，必先有所假借以得人主之权，而後因利乘便，为所欲为，至召外兵以启内衅，如汉之董卓，魏之尔朱，宗社为墟，可为前鉴，而圣虑未及也。（《戊戌变法》第二册P．635）
刘氏认为光绪同意新党的阴谋，这由於刘未看见光绪赐杨锐的真密诏。八月初五日光绪赐袁以手谕，而此一手谕如杨深秀附片所说，或如世间所传言调袁军三四千人入京，这仍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或说光绪同意新党的阴谋，或说他为新党所蒙蔽欺骗，而我的看法则倾向於後者。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
是日（初三）言官数人联衔请皇上吁请太后训政。上知事局已败，召见林旭，付以密谕（注六），康密谕令其即日出京。据八月後守旧党云：太后曾於皇上屋中，抄出给康有为手谕，令他速投英日，设法救护；太后所以大怒，为他勾外国谋我，其心可杀。
据《天南报》云，曾刊康所奉密谕，大意与前相同，决无令其投英日之说。以此观之，袁世凯所奉密谕可想矣。不然，既欲声正皇上之罪，谓将谋杀太后，何不将此谕宣示天下乎？……若云谋天津杀荣禄，恐密谕中不免也。吾料此谕，终必见於世。彼时将用之声正造言生事者之罪焉。……
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戊戌变法》第一册P．344）
健按：此所谓搜查投英日救护手谕，当即奉诏求救文所附「出外国求救」的伪密诏。天南报「无令其投英日之说」，天南报系康党机关报，其所载伪密诏已作「迅速出外」，己删掉「迅速出外国求救」的末尾三字。此均系伪密诏，决不可能在宫中抄出，故苏
（注六）召见林旭系八月初二日事，苏书作初三日，误。杨崇伊请太后训政摺上於八月初三日，苏书叙於召见林旭之前，亦误。杨摺仅杨一人署名，苏书谓言官联衔，亦误。
继祖此处所记旧党所说，均系传闻之词，不足探信。苏氏记光绪赐袁密诏事说：「谋天津、杀荣禄，恐密谕中不免也」。玩其语气，很明显的亦系揣测之词，则其记他人问荣相云云，也当系传闻之词。而且这一传闻之词与杨深秀附片不合。如新党己决定请光绪赐密诏给袁，令其杀荣禄，则杨深秀又何必於初五日上摺，定初八日去挖金窖呢？这与情理恐不合。
以情理来推测，光绪赐袁的手谕应与杨深秀附片所说相接近，仅雇工改为派兵。以系挖金窖，旧党可据此而怀疑光绪同谋，但对外国公使及中国臣民来说，仅此一证据并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太后不能将光绪此一手谕宣布，并以此作为光绪的罪状。如果该一密诏真的如他书所记系命新党锢后杀荣禄，则慈禧即可理直气壮，明白将其宣布，以光绪逆伦而将光绪废掉了。
康有为未刊稿光绪上宾请讨袁贼启说：「授袁以侍郎，密诏令当保护之任」（注七），康在自编年谱中说不知上谕云何，此处又说密诏令当保证之任。康这种话不能用作证据。从杨深秀摺推测赐袁密诏内容，似比较靠得住一点。
光绪皇帝向臣下直接下条子，这没有什麽稀奇。据《驿舍探幽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张荫桓即曾奉朱谕与日本驻华公使谈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事，正谈论间，又奉皇上墨谕（注八）。不要以为光绪下条子要袁派兵挖金窖以其系手谕，遂以为光绪会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
八月初九日，太后下令逮捕新政四卿，杨深秀也在被捕之列，可能与光绪赐袁手谕有关系。袁世凯《戊戌日记》不提杨深秀，这可能由於上谕常只说「有人奏」，而不说奏者姓名。袁所奉手谕可能也只说「有人奏」，而未说明系杨深秀奏。但慈禧太后是可利用宫中档案查出此一上谕系因杨的请求而发下的。杨深秀之被捕，当以此。
实录记：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甲午，论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处斩。
康广仁系康有为的弟弟，故名列第一；杨深秀名列第二，即可能与袁所奉手谕有关。
（注七）戊戌变法第—册P．433。
（注八）戊戌变法第—册P．503。
杨锐与林旭曾为光绪召见，系密诏传出人，故名列第三第四。
康自编年谱说：
（八月）八日，杨漪川（深秀）递摺请伪朝勿训政，遂被逮。
梁启超撰杨深秀传所记略同。杨此摺今未见。康梁不说杨想调兵勤王，而说杨因谏太后临朝而被逮，其所说是否真实可信，还需查北平故官军机处档案，看八月初七初八杨是否上有封奏。
康有为明夷阁诗集附有杨深秀狱中诗三首，今录於下：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健按：《康梁演义》引此诗岂作安）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长鲸跋浪足凭陵，靖海奇谋愧未能。安耻□边多下策（《康梁演义》引此句作「有意筹边多下策一」），当思殷武有中兴。孤臣顷作湟中鹿（《康梁演义》顷作顿），酷吏终羞殿下鹰。平日敢言成底事，覆盆秋水已如冰。
□□□□□□□，（健按：《康梁演义》作自许清操不受污），孤忠毕竟待天扶。丝纶阁下千言尽，车盖亭边一字无。经授都中愧盲杜，诗成狱底学髯苏。朝来鹊喜频频送，尚忆墙东早晚乌。
由杨氏此诗看来，似杨在初八日并未上摺谏太后临朝。杨此诗说，「臣罪偏由积毁成」，则他还以为他之下狱系清算戊戌五月二十日至文悌弹康摺的旧账，还不知道系因挖金窖摺片而被拿。前引康自编年谱说：
吾未与诸公（杨深秀宋伯鲁）谈密诏事。则康己自承未对杨宋说实话。由康年谱记康八月初三聚议密诏对策事看来，康广仁谭嗣同梁启超林旭徐仁录徐仁镜才是康党的核心份子，杨深秀宋伯鲁仍系康党外围，为康利用而不知。
胡思敬国闻备乘说：
戊戌康党构逆，论者不直德宗。（戊戌变法第四册p.275）
我们由光绪七月三十日赐扬密诏，可以证明在七月三十日光绪尚无废太后之心。谭於八月初三日游说袁，仍持这一密诏，可证谭游说袁举兵杀荣禄，圉颐和园，纯系康谭阴谋，光绪未与闻。事涉宫廷，本不易明其真相，何况心术之微？而当时逮捕到新党，又未审讯，未详细调查此案，而康梁于政变后又伪造求救密诏，口口声声说保皇。旧党不直德宗，这也无足异了。杨深秀上摺含有康有为调军勤王阴谋，杨深秀本人尚且不知情，则光绪自然更不知情。
一九七○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