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深秀之死

……

　　然而，如非康党，而仅仅是被康党利用之人，则按照慈禧定下的“严惩界限”，都“罪不致死”。
我们已经认识的张荫桓，据说经常在家中与康有为秘密接触，但九月二十六日(政变后第六日)的上谕中说：张荫桓声名甚劣，惟尚非康党，著暂行看管侯旨。此外，官绅中难保无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宽大。概不深究。”
　　还有宋伯鲁，在政变当日(九月二十一日)还上折推荐康有为，但其最后的结果，也就是“革职，永不叙用”而已。
　　然而，既非康党，杨深秀却为什么被处死了?而且，他竟在“六君子”中排名第二！
　　对此，康有为有个解释：杨深秀在九月二十三召(政变后第三日)上了一个奏折，要求慈禧太后不要训政!这当然是个伟大的勇敢行动。政变已经发生三天，居然还勇敢地站出来，振臂而呼，反对政变，反对训政!这样，杨深秀在“六君子”中派名第二，自然是“罪有应得”，烈士风范。
　　相信黄彰健先生最初也是这样认定的。但历史学家的严谨认真，使他一定要找到个证据。他在尘封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档案库中爬上爬下，查遍了所有相关史料却一无所获。政变发生后，杨深秀根本没有上封奏。或许，这份勇敢的重要的封奏在大陆尘封的宫廷御档中吧。黄先生于是等待着，直等到大陆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整编出来的那一天。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头看到尾，还是没有发现!
　　这样，黄彰健先生才得出了一个他必须作出的结论“政变后，杨深秀根本没有上封奏。”原来又是康有为在撒谎！
　　但为什么?为什么杨深秀被杀?慈禧把他作为“康党”处理，即使是怀疑错了，总要有个错的理由。
　　于是再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终于有所发现：在第五百一十八页，在该书“未选辑档案史料目录”中，黄彰健先生发现了杨深秀奏上的一个“附片”，时间在九月二十 日，政变前一日，附片名《杨深秀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
　　杨深秀的这一封奏附片是什么意思呢?
　　三十八年前，一八六O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洗劫之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但此后不断传出消息圆明园并没有被洗净劫空，尤其它的地下，有深宫密藏的珍宝。表面上看，杨深秀的奏折，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圆明园的地下可能会有金窖，请光绪皇帝下令，派工挖掘。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如此重要的工程，是要以军代工的，即保险，又快捷。这一层的意思，肯定也在杨的附片中。
　　但这附片却没有全文。黄彰健先生说：它“未印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可能由于编者认为这一附片不重要。”
　　实际上，在见到这一附片目录前，黄彰健先生也认为它不重要。他曾在《觉迷要录》所引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申报》上，发现过这样一段文字(译文)：
　　北京朋友来信说：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九日(根据考证，应为二十日，政变前一日)，已经被处死的谋反罪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的地下，多处都有金窖，清皇上准募三百人，在九月二十三日(政变后第三日，慈禧宣布训政日)入内挖取。北京人都很惊讶，认为是奇异的事情。其实这是杨深秀与康有为、谭嗣同等罪犯同样谋反的征据罢了。
　　当时，即使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黄彰健先生说--“我过去不敢相信。现在由于与‘未选辑档案史料目录’合，就觉得它是应该可信的。”
　　信则灵。很快，结合其他史料，戊戌政变爆发的一种新图景，在黄彰健先生的脑海中连成一片了：
　　九月十八日(政变前四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带去了杨锐所奉墨笔抄录的真《密诏》。但上面没有“围颐和园”的谕旨，因此，袁世凯认为不能奉命。谭嗣同说，等到后天(二十日，政变前一日)，袁世凯到皇上那里请训，皇上就会交给袁世凯一份“按计划行事”的朱谕。
　　但康有为等知道，皇上是决不会给袁世凯这样的谕旨的。于是，康有为等就决定以雇工挖金窖为名，让皇上调袁世凯军人京。
　　于是康有为嘱杨深秀草折，以挖金窖为名，调袁世凯军入京。而且特别指明：请准募工三百人，于九月二十三日(政变后第三日，康有为肯定没想到政变会这么快就发生)进京挖取。按照惯例，光绪会让军机四卿议决此事，而其军机四卿中的康党，就会建议光绪，在二十日召见袁世凯时，责成袁世凯派兵三百人来北京“挖金窖”。
　　由于前有谭嗣同对袁世凯所说：“你请训时，皇上一定会给你一道按计划行事的朱谕。”则袁世凯只要看到这样一份光绪皇帝给他的让他派兵来北京“挖金窖”的手谕，那么，袁世凯一定会“意会”到：这一道“挖金窖”的上谕，那就是谭嗣同说的让他来“以兵围颐和园”的圣旨，只是事涉绝密，光绪皇帝“调兵”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说明罢了。这样，袁世凯就一定会按照康有为等在十八日制定的原计划行事了。
　　这便是康有为的如意算盘：一方面，要让光绪皇帝不怀疑“挖金窖”的真正意图；一方面又要让袁世凯“意会”到“挖金窖”的真正意图，是个“一石二鸟”、两头欺骗的计谋。其关键之处是：光绪皇帝必须给袁世凯这样一份“挖金窖”的谕旨。
　　康有为认为，这份谕旨，光绪皇帝会给袁世凯的。
　　首先，上“挖金窖”奏折的是杨深秀。在戊戌年，杨深秀所拟的折子，如康有为代拟的《请定国是折》及《请奖陈宝箴》等折，光绪皇帝都批准了，没有一个不批准。可见皇上对杨深秀是信任的，不会怀疑他的折子里会有什么不利于他的企图。。因此，这一道奏折光绪也一定会批准。
　　其次，这份折子倘交军机四卿议决，那么，便正好撞在四卿中康党的枪口上，他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建议”，让袁世凯的士兵来“挖金窖”。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而从九月十六日(政变前六日)起，袁世凯已奉光绪之命，专管练兵事务。于是，不必通过荣禄，直接调动袁世凯军来“挖金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如此便捷，那么--康有为认定--“调袁世凯兵”的建议，也会被光绪皇帝批准。
　　杨深秀的折子就这样上了。那么，光绪皇帝是否批准呢?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问法是：九月十六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皇帝是否给了袁世凯一道“进京挖金窖”的手谕呢?
　　给了。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当然不能承认光绪给了他一道《密诏》。如果给了而他没有遵从，那是“大逆”。因此他不提。
　　但他在《戊戌日记》中说，他在谭嗣同夜访他后，“思于上前有所补救”。详玩这句话，则似九月十六日袁世凯可能接到一个与新党杨深秀的“挖金窖”附片内容相合的上谕，使袁世凯不得不相信康党的图谋。
　　然而，他接到的毕竟是“挖金窖”的谕旨，袁世凯虽然按照康有为们的设想，“意会”到这是皇帝让他“围颐和园”的意思，但天威咫尺，袁世凯是不敢明说的。因此袁世凯才装聋作哑含含混混地说了一通什么母慈子孝的话（见本书第七章），并用推荐张之洞来婉转地促请光绪改变其决定。
　　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光绪确实给了袁世凯一份《密诏》（译文）：
　　我听说九月十六日皇上召见袁世凯时，另有《密诏》给袁世凯，但却不知道上面说的是什么。只听说袁世凯知道要变天了，不奉命，等等。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也说(译文)：
　　九月十六日皇上的谕旨，是专门赐给袁世凯的。我听说，退朝后，袁世凯对别人说：“皇上如果命令我去练兵，我不敢不奉沼，如果是其他的事情，那可不是我敢知道的啊！”
　　黄彰健先生说：这个“其他的事情”，应该是指杨深秀“附片”所载的袁世凯“会意”的内容。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给毕永年写信说，袁世凯“有懊悔之言”；此言再与“袁世凯退朝后对别人说”的话相参照，说明袁世凯奉《密诏》后，康党与袁世凯还有过接触。
　　当然，即使袁世凯“奉诏”行事，也仍然是“马后炮”。杨崇伊的《请太后训政折》早在九月十八日(政变前四日)秘密到达慈禧手中。杨深秀折片中规定的“挖金窖行动”却“定期”在九月二十三日(政变后第三日)。千钧一发之际，康党的行动还是较慈禧晚了一步。
　　但由此却可推断出：世传袁世凯告密而他从不承认的，可能就是这份光绪给他的“挖金窖”的手谕。
所谓“手谕”，一般是不用玺的皇帝谕旨，是皇上随手写给臣下的一个条子。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稀奇。在过去，光绪是经常向臣子下条子的。
　　但在政变后，慈禧可能因此怀疑光绪同谋，但对外国公使及中国臣民来说，仅此一证据(上面仅仅是“挖金窖”而已)并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太后不能将光绪此一手谕宣布，并以此作为光绪的罪状。
　　毫无疑问，《密诏》中肯定没有“锢后杀荣禄”的内容，如有，则慈禧可以理直气壮，明白将其宣布，以光绪逆伦而将光绪废掉。
　　而且，《密沼》中所讲“挖金窖”的建议，肯定不会说是杨深秀的折子，通常上谕只是说“有人奏”，而不说奏者姓名。但慈禧可以据此查出，这一上谕是因为杨深秀的建议而发的。
　　杨深秀之被捕被杀，原因正系于此!否则，他不会被列名必死的“六君子”之中，而且排名第二。因此，杨深秀之死，就只能死在这份被慈禧“意会”为“请兵勤王”的“挖金窖”折子上!
　　甚至可以说，由于杨深秀并非康党，不能与闻康党核心机密，康有为关于“挖金窖”的阴谋，杨深秀本人都不会知情。像曾经发生过的一样，那折子仍是康有为代写的。倘真如此，杨深秀真是死得“糊里又糊涂”！
　　至于为什么慈禧在见到“挖金窖”折片(二十日)后的第二天(二十一日)才猝发紫禁城，发动了戊戍政变呢?那原因很简单：二十日还要发生另一件事情，即，光绪要召见伊藤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