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贯杰

　　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紧扣从帝制到共和的发展主脉，全景式反映了近代中国深刻而剧烈的政治变迁。其中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等人不仅是剧中的主角，也是近代中国政坛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无论忽视其中哪一位，我们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都显得片面而肤浅。就学术界而言，关于慈禧、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等人物的研究始终是近代史家所关注的热点。各项专题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本文仅就近十年来的研究动态进行概要描述。

　　袁世凯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问题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吴相湘《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黄彰健《论戊戊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大陆学者房德邻亦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政变与袁告密无关”。大陆学者赵立人与台湾学者刘凤翰则持相反看法。(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郭卫东则另辟奚径，既不同意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并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他认为，袁世凯告密并非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谭嗣同后的初四日，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戴逸则从考察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来透视告密真相。指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问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杨天石考察了详尽记载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核心史料——袁世凯《戊戌纪略》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作者认为，《纪略》情节较为可靠,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指出史学界长期引用的康梁有关戊戌政变资料并非全然真实可靠。(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张华腾将戊戌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进行比较，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第一，康有为“杀禄围园”计划就当时形势而言不可能实现；第二，袁世凯与康有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第三，袁世凯是一个利禄熏心、官欲极强的人。(张华腾《维新变法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史学界向来评价极低，斥之为投机钻营。苏全有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袁世凯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袁世凯作为洋务派后起之秀，其思想动向渐趋维新派阵营，处于二者之间；二是袁世凯向翁同和所提建议，同康有为相比更加切实可行；三是袁世凯之所以告密，是因其认为康有为的“杀禄围园”计划根本行不通，转而厕身后党。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不应一概理解成投机行为。(苏全有《袁世凯与维新运动关系再认识》，《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周建林认为，袁世凯的势力在清末新政中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得以急剧扩张，其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使革命派将辛亥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让。(周建林《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农伟雄通过对辛亥武昌首义后国内出现的全面停火和南北议和时期袁世凯个人经历的考察，认为袁世凯“出山”是中国政坛的众望所归。此时袁已不属于封建朝廷的旧官僚，而进入“自由资产阶级政治家”行列，是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2期)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对和谈停火积极追求，并在革命党人压力下采取措施迫使清帝退位。这一阶段，袁世凯倾向共和，成为第一任总统。(农伟雄《由“君宪”到共和的袁世凯》，《安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杨波分析了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原因。认为：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主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杨波《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邓亦武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邓亦武《刍议列强对袁世凯上台的支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何大进认为，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关于洪宪复辟，纪能文认为，尽管袁世凯负有明显的历史责任。但也应看到，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和过渡中，袁世凯在社会失序状态下建立政权，面临着既要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摆脱经济窘境；既要促进社会进步，又要对外抵制侵略的复杂课题。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失控、文化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心理的混乱都对袁世凯的政治心理和政洽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洪宪帝制是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纪能文《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袁世凯洪宪复辟的历史透视》，《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何善川认为，袁世凯内阁在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袁世凯内阁从政治体制上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权结构，其组织形式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抨击，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一种否定。在推动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无疑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何善川《论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张步先、苏全有认为，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袁对中国经济近代化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外理性抗争，进行利权回收；二是倡国货、拒洋货；三是引进外资；四是引进、推广机器，发展工业，扶持民族资本工业。民国初年，袁世凯致力近代化实业使民族资本步入黄金期。过去一般论著总认为民初民族资本黄金期的形成是由“一战”造成，其实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及其全力投入开发，“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张步先、苏全有《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苏全有考察了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大胆引进外资,促进经济腾飞。此外，他还注重侨资。(苏全有《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刘宏考察了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的原因，认为：一是基于甲午、庚子战败反思；二是出于北洋军队现代化需要；三是出于北洋军队迅速扩充需要。(刘宏《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原因探析》，《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

　　郭剑林认为，作为清末民初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但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

　　综述：学术界评价《走向共和》重要人物之慈禧

　　综述：学术界评价《走向共和》重要人物之康有为

　　综述：学术界评价《走向共和》重要人物之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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