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贯杰

　　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紧扣从帝制到共和的发展主脉，全景式反映了近代中国深刻而剧烈的政治变迁。其中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等人不仅是剧中的主角，也是近代中国政坛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无论忽视其中哪一位，我们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都显得片面而肤浅。就学术界而言，关于慈禧、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等人物的研究始终是近代史家所关注的热点。各项专题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本文仅就近十年来的研究动态进行概要描述。

　　慈禧太后

　　史学界对慈禧太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辛酉政变、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个时期。通常认为，慈禧太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是在咸丰帝死后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了1861年的“辛酉政变”。陈潮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其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辛酉政变是清廷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陈潮《慈禧策动辛酉政变质疑》，《复旦学报》1996年第6期)关于辛酉政变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原因，王开玺认为是当时正统皇权思想及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因为正是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才使奉有咸丰帝遗诏的顾命八大臣无可奈何。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论：“死皇帝敌不过活太后。”(王开玺《辛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政变成功原因再探讨》，《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王道成认为其对海军建设影响不大。他指出，颐和园修建经费所花费的五、六百万两白银在光绪十二年(1886)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间陆续支出。而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已奠定规模，计有大小舰船二十五艘。这些舰船全部于光绪二年(1876)至十四年(1888)间购置。(王道成《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于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慈禧始终站在顽固守旧立场上阻挠和反对变法，甚至不惜发动政变来破坏变法。另一种则认为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开始时还同情和支持变法，当维新派企图“围园弑后”才发动政变。周敏之持第一种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最终破坏变法有三点原因：一是同光绪争夺个人权力；二是其代表了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三是缺乏政治家气度，因人废言。(周敏之《论慈禧反对戊戌变法的原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廖宗麟则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康梁师徒反复谈论的所谓“帝党官员遭到罢黜革职”事例，大多与史实不符，有的甚至完全弄错。慈禧不仅不反对，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情和支持变法。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责任主要在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廖宗麟《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态度考》，《河池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孔祥吉指出，开缺帝师翁同和的正是光绪帝。“在后党及守旧派喧嚣一时的攻势面前，翁同和动摇退缩，这使光绪非常失望，加之翁在军机处的显赫位置，已构成对新政很大的障碍，这是导致光绪将翁开缺的主要原因。”(孔祥吉《光绪与戊戌维新运动》，《清史研究集》第三辑)关于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史学界亦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批驳了慈禧是“中国近代化的最大保护神”的说法，认为其实行新政，纯粹是迫于内外交困形势、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被迫采取的“让步”措施。如果要给慈禧定性的话,只能说她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是一个封建制度的顽固保护神。具体说来,其实行预备立宪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是迫于革命形势压力；其次为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第三为安抚要求立宪的官僚。(宋艳丽《慈禧太后与清末新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赵朝峰、宋艳丽《略论慈禧预备立宪的实质》，《齐鲁学刊》1999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认为，慈禧有合乎时代潮流、值得肯定的一面。慈禧面对新事物、新问题，并非绝对地死守传统,顽固不化。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前提下，慈禧一定程度上能够降诏求言，重用人才，并不反对改革。(苏全有、尹明攀《慈禧缘何成为康有为的继承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王戎笙指出，慈禧推行新政的原因在于铁的教训使她认识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结果是“愚昧贫穷软弱”，为保大清江山，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慈禧新政的一些改革措施，不仅超越了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慈禧推行新政无可非议，承诺预备立宪也非一无是处。但她仍然逃避不了历史的谴责，正是她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当她实行新政、承诺预备立宪时，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不足以刷新政治，不足以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较量，取代了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较量。(王戎笙《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为何也搞新政》，《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有些学者还将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杨翕通过对慈禧新政与百日维新二者在骨干构成、历史前提、提出形式及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认定两者不存在本质差别，进而认为慈禧新政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杨翕《慈禧新政与百日维新并无本质区别》，《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锦全指出，慈禧刚开始并未反对戊戌变法，而是采取默认态度，其原因在于维新派前期进行的技术性改革与洋务派主张并无多大差别。但是，维新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君主立宪，其必然触及政治体制的变革，妨碍了慈禧的专制统治。结果慈禧不能容忍，镇压了维新派，致使变法夭折。清末新政时期，慈禧迫于内外压力同意进行某些改革，但这些措施并未触犯封建专制的最高权力。(李锦全《论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的慈禧》，《文史哲》1999年第1期)潘良炽从“中体西用”入手，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解释了慈禧支持洋务、镇压变法及力行新政等政治行为的思想动因。“辛酉政变”后的慈禧政权不再强调满汉畛域，大力起用汉族地主中的优秀分子，特别是任用地方大员。洋务运动在慈禧支持下开展并得到发展。“中体西用”思想得到了慈禧认可，为“西学”的引进找到合法的理论依据。正因如此，慈禧对待戊戌变法的态度是在维护“中体”原则下采纳“西用”，而维新派的主张突破了“中体西用”藩篱，自然为慈禧所反对。新政时期，慈禧已准备把“为用”的西学延及西政、西制，但为时已晚。作者认为，慈禧始终坚持“中体西用”原则，希望在不触动封建君主专制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企图达到振兴清王朝的目的。这种愿望曾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在“中体西用”已落后于时代潮流之际，慈禧仍予坚持，即体现出其政治上的顽固性。但她绝非对“西学”一概反对的顽固派。(潘良炽《慈禧太后与“中体西用”》，《川东学刊》1996年第3期)

　　整理学术界对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的评价是一项庞杂工作，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师、历史学博士牛贯杰的辛勤劳动。清史所教师毛立平对此文也有贡献，特此鸣谢。

　　综述：学术界评价《走向共和》重要人物之李鸿章

　　综述：学术界评价《走向共和》重要人物之康有为

　　综述：学术界评价《走向共和》重要人物之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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