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清议派—    清议派又称清流党；清议派前期称北清议，由于甲申朝变，北清议中人物风流云散。继武清议者为帝师翁同和，延揽朝士名流议论朝政，一时颇得时人赞誉，这是清议派的后期，称南清议。其后以拥帝为号召，演变为帝党。在百日维新前，本书议及当时政坛上活动的人物时，多次出现清流或帝党的称号，此即指南清议中人。至百日维新时，南清议派中的中心人物几乎消亡殆尽，如翁氏被黜、文廷式革职、张謇离京南旋。而活跃于清廷，赞襄光绪帝推行变法的帝党已非南清议派中人物了。
     南清议派在变法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支持光绪帝推行变法，对社会上的维新活动也给予赞助及参与。对此，应从翁同和与康有为的关系谈起……
     南清议派对康等开展的维新活动是鼓励与支持的。早在1888年，康有为上书请变法，引起朝野大哗，处境困难，南清议成员中的沈曾植劝他消声匿迹在南海会馆研究石碑书法，躲过了那场风波；1893年8月，给事中余晋珊等弹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蛊惑民心，蔑视圣教，请朝廷禁毁，梁启超联合沈曾植、黄绍箕等人进行营救；再如1895年，成立北京强学会，清议派参加的人数最多，翁同和也表示支持；1897年底，胶湾事件发生，国人惧于专制统治都不敢有所陈说，时康有为正为其父守孝，沈曾植流着泪催促他说：你要倡先上书呼吁国事。于是康有为第五次上书，“言自强变法”。⑴
     尽管南清议派人士几度与康合作并予以支持，但对康的主张以及他在推动维新活动时的表现方式却并不赞同，甚至颇有指责。沈曾植与康有为结交之初，即“规其气质之偏，而启之以中和，又谓君受质冬夏气多，春秋气少”。言外之意认为康做事过于偏激。戊戌年(1898 年)四月，沈曾植、文廷式曾议论康有为，“学士(文)曰：‘此信耳，何能为。’公(沈)曰：‘世界益低，人才益瘁，仆至今日乃不敢藐视一人’，学士征其故，曰：‘此禅家所谓草贼也，草贼终须大败，第不知须费几多棒喝，仆老矣，且去国以后，理乱罕闻，政恐意气偏激，诸公未免将为此人鼓动耳’”。⑵还有翁同和的得意门生张謇对康也持异议，师生时常交谈有关变法及推行新政的种种看法，两人都感到困惑无法解决，异常痛苦。翁被罢黜后，张謇对康、梁的变法“一再劝勿轻举”，并疑惑如何变法，认为张扬过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对康氏活动方式也很不以为然，康未中进士时，每至京师必遍遏当道，“见辄久谈”，对此，张曾“规讽之”。其后康中进士，寓京师宣南上斜街，“名所居为万木草堂”，张去探视，“见其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遝”，于是“又微讽之”。⑶南清议派的几位中坚人物对康、梁的变法抱着难以成事的悲观态度。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在变法观方面，又有温和与激进的思想对立。因此他们始终视康有为是异端。
     百日维新时南清议派中众多成员被逐、被放、有的见机自去，当时只剩下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廖寿恒一人而已。廖原系翁同和至交，政治态度鲜明，是坚定的拥帝官员。翁在徐用仪被逐后，向光绪帝举荐廖入军机，当时曾引起刚毅的不满，但帝命难违，廖得入军机。廖的为人如何?据熟知清廷内幕的陈夔龙对此事曾有一段议论，指出：翁戊戌夏被黜出京，廖寿恒在军机人单势孤。紧接着王文韶被调入军机，王与廖素昔友情深厚，但志趣却不尽相同。王对廖的为人是敬重的，常对人说，我党中人廖寿恒火气最重，“可想见正色立朝之概矣”。⑷
     廖寿恒于1898年3月2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变法开始至8月初的一段时间里，光绪帝与康有为的联系，几乎全通过他进行，“凡有顾向之事，由总署代传，或有章奏条陈，亦由总署呈进，特派廖公专司之，朝中呼之为廖苏拉”。⑸康有为当时与廖接触机会较多，曾记其事：“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有谓为康狗者”。⑹廖寿恒不畏谤砾一心拥帝，在康与帝之间起到通声气的桥梁作用，对推动新政，使变法运动能够正常运行所付出的助力是十分重要的。
     (二)洋务派     1895年后的维新运动时期洋务派与维新派都打出变法维新的旗帜，尽管他们的变法观点及主张各异，但在当时曾经携手合作，最终分道扬镳。本节拟从以下四部分论述洋务派人物的变法思想。
     一、洋务派中李鸿章最早提出变法主张：洋务派官僚中最早提出变法要求的是李鸿章，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发生震惊中外的教案，李氏在办理该案时深受触动。经过与强敌实力的对比，审时度势，认识到“当今及早变法”之必要，但是他又深知“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臣因循守旧已成风气，而且“朝廷无人，谁作主张”?于是他也只能是“不能为不敢为”而已。⑺1874年，上《筹议海防折》，提出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并且指出日本自维新以来自恃强大，对中国造成巨大威胁，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⑻尽管当时所提变法方案仅限于改革科举，设立洋学局，以此为国家育才及储才，但廷议时仍然招来守旧官僚们的一片怒斥与批驳，这个变法建议也就化为泡影。他多年来一直把日本视为肘腋之患，而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骤然跻身强国之林感触极深，在给驻日大使黎庶昌的信中即写到“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他也颇为忧虑，“中国守文千年谁能骤变”?⑼虽然他的变法思想有所提高，但古老的殿堂上弥漫着守旧、因循的空气，每兴办一次洋务，总受到守旧官僚们的指责，半生拼搏只留下一堆残缺不全的洋务事业。变法是他的理想追求，但却是欲为而又不能为。
     甲午惨败，李鸿章的洋务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国耻，给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在举朝的唾骂声中，李鸿章从日本带来的是遇刺的伤痕，还有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时没有人给李鸿章办洋务算一笔清帐，到底他应该承担哪些罪责呢?返国后，他呈给朝廷一封沉痛的奏疏，其中有几句话：“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⑽在李鸿章这算是老调重弹，但形势已变化，甲午惨败给国人的刺激太深重，在同仇敌汽的激愤中，朝野上下发出一片挽救危亡要求变法的呼声。维新派康梁鼓动的维新浪潮涌向社会，北京强学会成立了，李鸿章本着对变法图强的企盼心情向强学会捐助二千两，但不为提调陈炽接纳而遭到拒绝。
     变法失败后，慈禧训政，召对时对李鸿章谈及有人动其为康党，李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⑾六君子流血并未使他一改初衷，面对这个执拗坚持变法主张的老人，慈禧实是无言以对。
     二、洋务变法思想蓬勃发展：中日战后面对中国的惨败，洋务事业的不堪一击，洋务派官员们反复思考既往的得失，寻求挽救危亡的症结所在，一时间争向朝廷上书，奏请及时变法改革，把原来办理洋务时“求强”、“求富”的口号改为“变法”、“改革”，在原有洋务事业的基础上强化变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教育至军事等方面，各自抒发应兴应革的变法建议，在陈腐的庙堂上呼应着变法的声浪。1895年4月20日，安徽巡抚邓华熙首先就政体问题发表意见，指出泰西各国立国有本末之分，而我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没有真正立学校，“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没有设立议院，“则上下之情隔”。其它如商务、技艺、教育、武备等等，“彼所有者我所无，被所长者我所短”。目前急应效仿日本以为亡羊补牢之计，“彼以能自得师而效著，我何难幡然变计以维新。” ⑿邓氏把议院之设郑重地提了出来。……当时洋务派官僚们对变法的认识已提高到官制的改革了。
     洋务官僚们对教育改革也纷纷提出看法和意见，……
     洋务官员们对甲午战前实行的“官办和官督商办”活动进行了反思，提出协商、惠商、及护商等一系列“商办”的主张。疆吏刘坤一对“官办和官督商办”的种种弊端给与剖析……
     ……盛宣怀提出军事改革与经济、教育等方面改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关系，在当时很能发人深思。
     三、洋务中坚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以及“劝学篇”出台：……张之洞热心变法，一向以维新自任。康有为宣传变法，鼓动维新思潮，张对之很为关注，当北京强学会成立时，曾表示热心支持……
     湖南推行乙未新政，张之洞也表示支持……
     针对康梁宣扬的民权思想和改制学说，在《劝学篇》中极力加以诋辟。……
     《劝学篇》所宣扬的是介于新旧之间折衷的变法思想，也即是修正新旧两派思想的不足与错误。……
     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本源的变法思想是在变法历程中所采取的一种探索，是对中西和新旧之间的一种协调，一种融合。在当时确为清廷官员和中枢大僚们所接受，即使是推行新政的光绪帝对《劝学篇》也颇为欣赏，在“定国是诏”中提出的目标与宗旨和张氏论断颇多吻合。其后百日维新中颁布的改革上谕，大致体现了洋务派的变法思想和主张。如此可见，张之洞介乎新、旧之间的变法思想是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
     ……（张之洞）深感中国要想改变挨打甚至被瓜分的险境，必须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在康梁维新派推动维新运动中，他也极表赞助与支持，但一经接触，凭着他多年来在仕途风雨中磨练的经验，感到康的变法很难推行下去。再者，他的门生旧僚众多，京师讯息不断。朝中动向，深宫活动都使其了解到即将发生不利于康梁的变故。于是迎合慈禧及光绪帝的心意，端出这种取新卫旧的中体西用变法论点，既辟康梁之邪说，又不违背封建礼教而让众多官员能够接受的变法行之于世。如上所述，张之洞或洋务派官员的变法思想在维新变法时期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洋务派官员们在中日战后反思洋务自强的失败教训，群起献策，要求变革旧政。张之洞也上疏，提出变通陈法。对此，应该说在当时是起到重要的作用。其后，张之洞、刘坤一等支持强学会，促进扩大了维新活动的声势，是维新派与洋务派携手合作时期。但是张之洞一向热中仕宦，一经觉察康、梁等传播的言论背离封建礼教，则立即掉头而去，惟恐影响自己的前程。《劝学篇》出现，明白显示与康梁等变法思想绝异，并冠之为“邪说暴行”，以尽力洗刷前此支持康梁的事实。政变后，梁启超“作清议报、新民丛报，话南皮迎合宦术甚工”，⒀应该说不是无端指责。
     戊戌新政在血腥镇压中破灭，张之洞等洋务派也缄口敛迹。当八国联军僭居紫禁城，国将不国之时，慈禧靦颜下了变法上谕，命群臣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张之洞趁这重大变化之时，约刘坤一上《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三疏的改革方案不外乎戊戌变法时的改革内容，而洋务变法的主张到此时成为“新政”的实施纲领，戊戌年的变法方案基本上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它对晚清政局产生重要影响，促成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产生。洋务派中人物大都是朝廷官吏，其中一小部分甚至是中央枢臣、地方督抚大员，他们在进行洋务改革或活动时，自然要受到种种限制，不能违背朝廷意旨，于是洋务派们经常在政局发生变化的时刻，因势利导推行洋务事业，对于他们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应当给予肯定，否则将失之公允。
     四、中枢洋务派的变法活动
     奕訢：对光绪帝进行乙未新政改革是支持的，……。胶湾事变后，他更注重科举、练兵与武科的改革……但是对康有为却很警觉，加以防范。
     张荫桓……有资料记载，张在帝与康之间经常传递信息……
     王文韶……1879年曾任军机大臣，并经常办理洋务，思想开明，为人圆通，也能为慈禧或守旧派人士接受……光绪帝希望王能在外交上、商务上多起一些作用，与廖寿恒一起抵制守旧军机大臣刚毅。……
     李盛铎……
     【梦史氏按】原文对列名的每个人都有分析，限于篇幅，许多人就略过了，只对更重要的、原来人们不大了解或与以往看法有异的，摘录其分析。
     （三）一部分帝党官僚     这部分人与南清议派不同，不奉翁同和为其首领。他们都拥护光绪帝，程度不同地反对慈禧及后党。他们人数众多，在甲午至戊戌这一时期内对变法改革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现将其中代表人物的变法活动分述于下。
     孙家鼐：……在这一时期，孙氏颇受光绪帝的重用与信任，对光绪帝推行变法是全力以赴，而且除了廖寿恒等，他也经常为光绪帝与康有为联系。但对康有为的变法方案及其理论著作却表示出明显的反感。……
     ……孙家鼐对康有为的建议是认真分析的，只要不致引起守旧派的攻击，或招致慈禧的干预而导致新政流产，都是支持的。他希望康有为远离京师，目的是缓解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使新政顺利地推进。……
     严修……
     徐致靖……
     王照……
     李端棻……
注释：
    ⑴ 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7辑，王遽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 谱》，第23页、第29页、第3l页一第3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一年。以下简略称 《沈曾植年谱》。
     ⑵《沈曾植年谱》，第25页、第32页。
     ⑶《张謇全集》第6卷，第858页。
     ⑷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1，第64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以下简略称《梦蕉亭杂记》。
     ⑸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第335页。
     ⑹《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4，第152页。
     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20页。
     ⑻《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页一第12页。
     ⑼李鸿章《李文忠公尺牍》第七册，民国五年影印本。
     ⑽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2，第185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⑾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戊戌变法》1，第539页一第540页。
     ⑿《郑观应集》上，第226页。
     ⒀《花随人圣寇损亿》，第57页。第三节
     【梦史氏按】原书第三节还有两个题目的内容，即“（四）新政上谕颁下地方督抚具奏执行情况”和“（五）清中枢各部执行新政情况”。余以为，另立一个专题为好，故未在此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