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史稿》撰述人群体的形成
     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国务院呈请设馆纂修清史，其中云：“我中华民国……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撰……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鉴于无穷”（《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279页）。国务院的呈文正合袁世凯的口味，借修史以网罗前情遗老，也是袁氏心愿，正如郑逸梅所说：“袁氏称帝，他为羁縻一班前情遗老，特辟清史馆修撰清史”（《清娱漫笔》）第12页。
     当时文坛巨擘莫如康、梁二人及章太炎，然康、梁皆为旧维新派，袁世凯断不会让他们主书；章氏为革命党人，当时正被袁世凯软禁北京装疯卖傻。宣统逊位后，多数满清官员退居东北、青岛，尤以青岛为渊薮。原东北盛京将军赵尔巽与袁氏关系较好，且为满宦寓公之魁。史馆总裁既要满清贵宦，又要与己要好，因此，袁最终选定赵尔巽出任清史馆总裁。
     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汉军正蓝旗，山东泰安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及第．任御史。其弟赵尔丰，清末四川总督，辛亥革命时为革命党人所杀。武昌革命爆发后，时任东北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在《忠告于武昌此次肇祸诸君》函电中声称：“倘若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赵尔巽全宗》），公然以复楚之申包胥自居，国变后，隐居青岛。
     民国三年八月；袁世凯派贴身秘书吴缪携亲笔信前往青岛拜访赵尔巽，赵以“修史与官服不同，聘书亦非命令”而欣然从命。次年，赵尔巽到达北京，并向袁世凯提出“往代修史，即以养士，欲援旧例，以絷遗贤。”（《逸经》第2期第77页）袁满口答应，并拨给充足经费。
     史馆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史馆初开，立即“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逸经》第2期第75页），先后聘请提调：陈汉第、李经蕃、金还、周肇祥、邵章；总纂：沈曾植、宝熙、柯邵忞、吴廷燮、缪荃孙、李家驹、劳乃宣、金兆蕃、吴士鉴、秦树声等；协修：姚永朴、姚永概、袁金铠、张书云、张尔田、陈敬第、袁嘉谷、俞壁云、李葆恂等；校正：吴缪、李景濂、成昌、金兆丰、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等；收掌：朱孔彰、唐邦治、袁克文、金梁等；后来又增聘：马其昶、刘师培、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奭良、瑞洵、朱师辙等。其中沈曾植、宝熙等57人未到馆，尽管如此，尚有100余人进入清史馆。
二《清史稿》主要撰述人事略
     柯邵忞，字凤苏，号蓼园，山东胶东人。光绪丙戊（1886）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一生对蒙古史、元史用力颇深，集30年努力撰成《新元史》257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予名誉博士，时晚清民初诸儒，获外国博士者惟柯氏及徐世昌二人。逊位诏下，柯痛哭，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君自顾儒臣、国亡无所自尊。修改国之史，即以恩故国。”（《遁堪文集》卷2）在馆日，撰清史稿之天文志、臣工列传，总阅本纪，整理儒林、文苑、畴人等传。赵尔巽死后，代理馆长清史稿卒赖以成。
     缪荃孙，字炎之，号倏珊，江苏江阴人。光绪丙子（1876）科进士，授国史馆一等编修，因论学忤总裁徐桐，离京出走，先入淮安丽正书院，后至武汉钟山书院。张之洞于湖南推行新政，缪氏积极赞襄并奉命赴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主办江南图书馆。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先生身为旧史，生平网罗文献，有遗山石园之志”（《观所尚斋文存》第8页）。在馆日，主持儒林、文苑、孝义、隐逸、土司5传。
     夏孙桐，字润枝，号润奄，浙江会稽人。家世以文学显，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学问淹洽，文词雅赡，朝章国故，尤为研习”。曾任湖州府知府，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升总纂。专任嘉、道、咸、同4朝臣工列传，循吏、艺文两汇传。“先生在馆，以老宿重望，隐然如万季野之主修明史。”（《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48页）一人成稿近百卷，于《清史稿》功为最高。
     吴廷曼……
     王树楠……
     金兆春……
     马其昶……
     张尔田……
     金兆丰……
     清史馆除以上诸人外，主要撰述人还有满人奭良、瑞洵、成昌等。……
     清史稿主要撰述人尚有秦树声、张钰、俞重云、朱师辙、金梁等，他们或未成稿，或助他人成篇，不一一赘述。
三《清史稿》撰述入关系考
     《清史稿》文人圈为赵尔巽一手缔成，它主要有桐城古文派和八旗派（我这里权称旗人为八旗派）两部分组成。桐城古文派以柯邵忞为首，八旗派以赵尔巽为旗。在实际撰述中，桐城派多主文，八旗派多主义；汉人主汉传，旗人主满传；汉人重列传，旗人重本纪。但是，两派之成员因多来自清朝官宦，就歌颂清朝、宣扬忠君而言，则是一致的，故昔日之门户之见，即两派之学术旨趣在清史馆中斯趋一致。综合而言，两派之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
     四 结论
     《清史稿》问世后后人对其批评多而肯定少，既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对其政洽观点和学术水平进行了诸多否定．然而史稿毕竟凝聚着数十位知名学者14年的辛勤劳动成果，除具有主富之史料价值外，在天道观、政治观、历史观、经济史观及学十水平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史稿因成于众人之手，各人观点有差异，水平有高低，功力亦不尽相同，故其所成稿件自有良窳之分，加之时势窘迫仓促付梓，不成书时而成书。其失误之处在所难免。
     史稿在思想观念及学术水平上的失误有主观原因，亦有客观因素。就主观而言，除部分撰述人水平较低、用力不勤外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陈腐。这一点，陈寅格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纵观史乘，凡土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凤气之变迁有关。”（《元白诗笺征稿》第82页）”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寒柳堂集》第6页）陈氏所言，确实道破史馆诸公的心理。作为新旧嬗变之际的胜朝文人，远崇孔，近效万（斯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把这种陈旧的思想融入史书中，必定生衍出诸多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来。
     总而言之清史稿撰述人因多为清朝遗臣，不论是治古文的桐城派，抑或是落意的清朝旗人，绝大多数史观反动，于修史均非所长，后人评史稿“史观反动”为第一罪，诚不为过。
     ……

     〔作者简介〕刘海峰（1966一），男，达斡尔族，驻马店师专科研处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原载《史学月刊》（开封），2003．2．123一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