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史氏按】已故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卓有见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著《中国近代史》，就曾指出梁启超氏的《戊戌政变记》的问题。《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是陈恭禄教授生前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时的讲义。1964年曾由南大印行少量，供内部参考。现由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著作时在1949年后，文中可见"阶级观点"的痕迹。
陈恭禄谈清史稿
……唐乃设馆修史，历代相沿，迄于民国，史馆人多，原易于分工合作，各尽其能，写成比较满意的著作。但，事实上史馆成为衙门，主持及负责者常为大官僚，对于修史没有兴趣；甚或不负责任，遵守旧规模而已。所依据的常以前人所作的史稿，作为蓝本。明初编修《元史》，为时极短，因由于编纂者草草完成，也因材料具备，编缀者不过整理前人记载，或润饰文字，或不加修改，更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作综合性的叙述，是后代正史最大的缺点。从体裁来说，正史以人物记传为主体，合一代人物传记而成，各自为篇，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易明显表达出来。传记文太简略，我们阅读，也不能了解社会发展的情况。二十世纪初叶编修的《清史稿》，我们认为是最后官修的纪传史，也有同样的缺陷，由于文人没有历史方法的训练，墨守成规，当然不能有所改善，徒为体裁的俘虏。
清史稿的材料和缺陷 编修清史，清代统治阶级已作了相当的准备。清帝入关后，采用明代制度。翰林院兼管文职，纂修国史，又设起居注衙门，岁送其所作大事记于内阁，贮库收藏。每一新君嗣立，辄设实录馆，为先君纂修《实录》，又设馆纂修《圣训》。大臣疆吏死者，国史馆奉旨为其作传并编写志稿。《大清会典》等书，也为志作了准备工作，年表根据完整的材料编成，也不困难。这些官方材料，为编修清史铺平道路，并提供蓝本。一九一二年，清政权推翻，结束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一九一四年，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总统袁世凯原是清帝的大臣，封建思想意识浓厚，其擢用的官僚，多是清王朝的官吏，清史馆也是这样成立，以清季大官僚赵尔巽为馆长，延聘编修人员百数十名、实际到馆者仅及半数，别有名誉职约三百人，又有职员二百余人，是庞大的机构。在馆担任修史工作人员，大多为清室遗老，受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毒素，有浓厚反动的复辟意图，平日虽读文史，却没有受过历史方法的训练。他们议商怎样编纂，只有决定按照明史体裁，即沿用正史的规模。一九二○年，初稿略备，但受军阀内战、财政困难的影响，馆中经费短绌，工作停顿。一九二六年，北京政府动摇，馆中人员将所作文稿修订，次年成书。金梁办理发刊事务，当馆中无人问事时，擅将一部分文稿增改，并作《清史稿校刻记》。书刊印时，关外预约四百部，印成即时运出，所谓关外本。关外本曾经金梁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辛亥后人物传也有所补。初稿本现称关内本，没有康有为、张勋传，金梁增加二传，并有张彪附传。按照明史体例，诸人皆当有传。张彪为人所诋斥，但是清季腐败政治下的典型人物，有代表性，为之作传，原无不可。日本窃据东北，金梁把《清史稿》复行增删，交日人付印，也称关外本。
金梁于《清史稿校刻记》说："其取材则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本传，。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不尚文锦焉。"金梁重视"清史稿"，一再增改刊印，所言显有夸大，不符合于事实。《清实录》的主要内容，为皇帝谕旨，大臣奏摺仅于谕旨中提及它的内容，机要的密谕，多未录入。编修清史，以实录为主要材料，显然不够，也是编者不善于利用史料。即就《实录》而言，《清史稿》的编纂者，也未能利用，致叙述情节不合于《实录》所载的谕旨。例如一八四○ -- 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所用军费。《清史稿食货志》称：一千余万两，而《宣宗实录》称：报部者不下两千万两，还有补报等项，二书所述有相当的距离，编者应作说明，但无只字解释，是恶劣事例之一。国史馆为大臣或名人作传，史官根据大臣的奏折与朝廷谕旨，叙述其政治活动及官职的升迁，即所谓国史列传，当有参考的价值，由于它保存一部分重要史料。《清史稿》编者妄加删节，致一部分列传有成为无足轻重的记载，《周天爵列传》是其中一例。……《周天爵列传》所言广西情况，是有根据的，虽杂有夸大污蔑之辞，要是一种可参考的史料，而《清史稿》编者，把它删去，是不能利用现成的材料。金梁所言参考各种记载，显不足信。各种记载，一般地说，以当事人叙述其亲身的经历为贵，若没有政治利害关系或有所讳饰，它的真实性常高。公文档案是其中的一种，故宫保存的数量极其巨大。清史馆利用档案资料毫无困难，而编纂者并未利用，是舍近求远，徒作欺人之语。关于征访，原可补充史料的不足，是肯定的事实。但必须当事人或亲身见闻者的口述，才能增加具体的知识，若时间相距太久，人们受记忆力的限制，遗忘或情节错误在所难免。编篡者究以何事访问当事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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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列传》卷四二《大臣传续编七，周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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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说明，徒为空言，兹以《洪秀全列传》为例证。
洪秀全领导太平军，建立太平天国，是我国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企图推翻清政府，而遗老拥护封建政权，敌对革命。其编篡的《清史稿》，对于太平天国有许多的污蔑地方，是遗老反动立场的明显表现。天国刊印不少的书籍和大量文献，遭受清政府及其官吏的摧残和焚毁，但国中仍有收藏，时有发现，故宫储藏不少的天国文书。天国书籍收藏于英国图书馆及博物院的更多，法德图书馆也有收藏，已从外国图书馆拍照片或钞录回国、并刊印流传于国内，而编纂洪秀全列传的作者，未曾参考天国印行的书籍和文献。清方将帅与天国作战，军事胜负、对方活动情报、及军饷的筹划等等，无不报告清廷，统治者也有批示，即所谓谕旨，成为数量巨大的档案史料。编纂者概未阅读，即奉旨编纂的方略，也末作为参考资料。时人记其亲身遭遇和见闻的记载，种类多而数量大，编者更未参考利用，反而出于我们意料之外，一再引用后人伪托韦昌辉后裔所撰《天国志》编成的《太平天国战记》一书，是编者没有鉴别史料真伪的能力。传中叙述天国的发展，大事的情节，以及地名人名，错误百出，我们每阅读一叶，都有发现，是极恶劣的写作，不符合任何历史标准。由于国史馆未为洪秀全作传，编者没有蓝本可据。而关于天国的历史知识贫乏，又不能鉴别史料，根据可信的史料，作综合性的叙述洪秀全的革命活动，成为恶劣不堪的传记。我们虽不能据以推论其他列传，而编者未曾参考第一手史料，仅据前人写作为蓝本，价值当然不高。
内容的一斑 《清史稿》同于其他正史，首为本纪。本纪根据实录等书，列举每一皇帝统治期内的大事，共有本纪十二。初不为宣统作本纪，后据宣统政纪，也作本纪。事实上自咸丰以后，慈禧太后掌握大权，同治、光绪二帝徒有空名。编者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不立慈禧本纪，是一可商榷的问题。编者站在清统治阶级的立场，妄称明末反清的义师为"土贼"，太平军为"粤匪"，辛亥革命为"倡乱"，这是民国时期编纂《清史稿》中的名辞，实为遗憾。次为年表，年表便于检查，是有用的工具，共有十表，名叫《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及《交聘年表》。志有十六，根据国史稿本，名叫《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邦交》、《交通》，皆以前人底稿为蓝本，未能作因时制宜的调整。例如总理衙门设于一八六一年，主持外交，兼办理与洋务有关的新事务，如海关、电报、邮政等，编者未为总理衙门王大臣立一年表，显是疏忽。《职官志》胪列各衙门，也未提及总理衙门及其组织，岂国史馆未有稿本可供参考邪?海军衙门初由醇亲王奕譞主持，地位崇高，《职官志》也未言其组织。《艺文志》不收小说戏曲。自南京条约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掠夺特权，经营银行，投资路矿，办理电邮，破坏主权，进行剥削，使人民生计更为困难。经济侵略是清季头等重要事件，而《清史稿》言之不详，编纂者墨守成规，不能因时制宜，成这情况。全书主要部分为列传，列传本于国史馆稿本，作者仅据官方的资料编写而成，不够全面，也太简略，政治社会背景常被忽视，致传主的政治活动不能突出，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作法，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常不能有效的表现出来。作者必须突破传统的写法，传记才能成为主要的历史著作。我们固不能以此责望《清史稿》的编者，他们是没有历史训练的文人。
《清史稿》初为五百三十四卷，后增志及列传各一，共五百三十六卷。《本纪》二十五卷，《表》五十三卷，《志》一百四十二卷，《列传》三百十六卷。后金梁第二次修改的关外本，删去《时宪志》六卷，增删附传数篇，共五百二十九卷，另有目录五卷。书以稿名，虽为谦辞，事实上也难认为满意的著作，在学术上没有任何重要的地位，而国民党政府曾禁其发行，致有相反的作用，引起读者好奇心理，书贾初且视为"奇货可居"，而致书价昂贵。世人不满意《清史稿》者，固由于编纂者草草了事，不知利用第一手史料，仅据前人文稿，不能作适当的改善而外，还由于纪传体史的编篡方法，存有严重的问题，现代人不宜于用古老方法编史，正史体裁，将终于《清史稿》。
《清史稿》初不易得，而文化界需要清史。一九二八年，中华书局印行《清史列传》适应需要。其材料本于国史馆所撰的稿本，稿本未经修改，保存原始状态。作者撰稿，参看政府所藏一部分有关的档案史料，认识和体会比较深入，文稿有参考的价值。后人若利用为蓝本，参考第一手史料，有所补充，从旧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提高，将事半功倍，而《清史稿》编纂者，仅以体裁、局格及文字，为考虑修改和润色的重点，删节重要的情节，反而减少传记提供历史知识的价值，《清史稿·周天爵列传》不及国史本《周天爵列传》内容丰富，是其一例。《清史列传》有参考的价值；全书共八○卷，分宗室、王公、大臣、忠义、儒林、文苑、循吏、贰臣、逆臣等类。类别当为国史馆所定，而编纂者末作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