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史氏按】戴逸先生系清史研究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在此文中指出《清史稿》之错误多多，说明重修清史的必要，但并不全盘否定它，认为即便新史修成，亦可保留旧的。

戴逸谈清史稿

    ……无怪汪宗衍先生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牴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44）
     最近我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和博士生校勘了十多篇《清史稿》的列传，每篇都有很多错漏之处。《李鸿章传》全文不到八千字，错漏或有问题的地方达二十六处，平均三百字即有一处错误，依此错误率推算，《清史稿》不到九百万字，全书错漏可能达三万处。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有三万处错漏，而只是说明其错误之多。听说台湾出了一本《清史稿校注》，主要是校勘其错误，注释其遗漏，全书达一千二百余万字，因我未曾寓目，不能评论。但全书字数竟达一千二百万字，可见(清史稿)错误遗漏确实是很多的。
     造成《清史稿》错漏甚多的原因：第一，修史者大多为清朝遗老，虽受民国礼聘，但思想感情上留恋灭亡的清朝，对民国没有好感，写作时亦图避免过分得罪民国政府。对清末革命党活动尽量少记，但又不能不记，故笔底常流露其真实感情，反对民国、同情逊清，故而遭到北伐后国民党政府的封禁。
     第二，《清史稿》写作时，清代档案尚未整理，亦未为世人所共知，故谈不到利用档案。修史者仅根据清代国史馆中所写底稿与其他书籍编纂而成，史料使用之范围有限。
     第三，修纂过程前松后紧，定稿仓促，没有总阅修改的负责人，故繁简失当，内容前后矛盾，错误百出。
     《清史稿》虽有以上所说种种错误遗漏，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但一部八九百万字的大书要挑拣错误肯定会不少的。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已有《清史稿》一书，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再修清史，故而不惮烦琐，缕述此书的种种缺陷，以见新清史纂修之必要。但我不是一笔抹煞，说它毫无是处。《清史稿》根据国史馆稿本编成，而国史馆稿本是由清朝许多代的学者集体编撰、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所写各种传记、志、表，很多是亲历其事，亲见其人，见闻较近而真切，有些内容较以往史书为胜，如《地理志》所载疆域，很多是前史不载而经实地测量者；《灾异志》所载为水旱蝗疫，较少记载迷信祥瑞之事(亦有少量一妇产四男、龙见于天等可不必记)；又为自然科学家开辟《畴人传》，创前史未有之新。《清史稿》的文体用文言，修史者皆功底深厚之知名文士，故行文简练、清晰、流畅，后人颇难达到他们的文字水平。前辈学者孟森、容庚、金毓黻等建议此书开禁。孟森先生说：“总之，《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即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尚论。”（45）金毓黻先生说：“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将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祀矣。第其书令人不满者亦有多端，其一则诸志实未备作，列传多有缺遗。其二则仓卒付印，错讹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末当。其三则书中时流露遗民口吻，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46）
     可见《清史稿》既是“不满人意”、应该“纠正重作”的有重大缺陷的著作，又是“采摭甚富，史实赅备”、“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的史书。将来重修之新清史可以和清史稿并存相互参证。二十四史不乏这种并行不悖的事例。如刘陶修《唐书》，薛居正修《五代史》，因篇幅繁冗，故欧阳修又修成《新唐书》、《新五代史》，其后新书流行，刘、薛所修书反而晦没不传，至乾隆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从此，新旧《唐书》、《五代史》四书并列于二十四史中。明宋濂修《元史》讹误甚多，清末柯邵忞又重作《新元史》，与(元史)并行，北洋政府把《新元史》列为二十五史。我认为新清史如能启动修成，亦可与(清史稿)并行成二十七史。《清史稿》虽有重大缺陷，但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参加修史的人已尽了极大的努力，而《清史稿》本身亦有相当之学术价值，末可一笔抹煞。
    
     （44）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
     （45）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载于《国学季刊》，四卷三期，民国二十一年九月。
     （46）金毓黻《读清史稿札记》，载于《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三号，民国三十七年八月。
     （此文摘自《清史研究》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