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谈黄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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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上书都根据康有为本人于宣统三年五月刊印的《戊戌奏稿》,大家对之深信不疑。哪里会想到,他所刊行的并非戊戌时期的真奏议。康有为部分是由于原稿不在手头,更重要的是为了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需要,竟把自己过去的上书增删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公布出来。这样就把后世的研究工作者引入了歧途。六十年代末,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首先提出了康有为作伪的论断,但是康有为当时真正的变法奏议是什么样子?他自己和代替别人草拟了多少奏折?后来作了哪些重大篡改?黄彰健先生限于条件,看不到原始资料,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孔祥吉同志则在清代档案及故宫博物院的藏书中,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康有为的许多未为人知的奏折,以及《杰士上书汇录》、《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列国政要比较表》等当时的进呈原本。由于这些大批珍贵资料的发掘,完全弄清了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夕,刊布《戊戌奏稿》,弄虚作假的一桩公案。孔祥吉同志的研究成果当然远非尽善尽美,但我相信,他叙述和考证的史实,比我过去所了解的,更加符合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孔祥吉谈黄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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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以来,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除了已刊的官文书之外,大多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建国初期,中国史学会组织翦伯赞、段昌同等老一辈历史工作者编辑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凡四册,为这一专题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由于这些资料大多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式的作品,加上感情作用的支配,常常把"真迹放大",以至许多记载均与历史原貌不符。
     直到1981年我才在林敦奎老师那里听到了黄彰健先生撰写了一部《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消息,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借来了一部,很快翻阅一过。我发现黄先生真不愧是第一个从档案资料入手,对戊戌变法史进行剖析的史学家。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辑的《戊戌变法史档案史料》,1958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国内学者虽然亦有借鉴此书从事研究的,但是,没有人象黄先生那样仔细推敲,深入考求。是他最早揭出康有为篡改戊戊奏稿的奥秘,提出康氏当年并非主张开国会、行宪法。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也逐渐地觉察到《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有些结论,是在没有可信史料作基础的情况下,依靠推理得出的,还有进一步深入发掘的余地。于是,我便利用北京故宫博物院丰富的藏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光绪朝录副奏折、朱批奏折、宫中杂件、光绪十四年到二十四年的《上谕档》、《早事档》、《电报档》、《随手登记档》以及信札等其它的一些私家藏档,在汤志钧、黄彰健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戊戌变法史和清末的历史进行自己的探讨。
     《康有为奏议研究》<前言>
    

茅海建谈黄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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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的敏锐常体现在未掌握全部档案,仅从蛛丝马迹便道出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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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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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这一方面是他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且是在未看到北京所藏档案的情况下做出的,30多年过去了,依然光芒不灭;另一方面是我于2000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