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史氏按】黄彰健考察康有为及其弟子伪作之后，进一步指出其政治家品德之缺陷。因为这似乎已经超出历史学的范围（康氏既然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记述“历史”，也就不能以“史德”来要求他了），所以黄氏将这一段命名为“余论”。论断是耶非耶，自可见仁见智（近人更有主张“以道德、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认为这是反极权政治的政治），但是，一者可见黄彰健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坚守其价值观念的精神风貌，二者（亦如茅海建论及的）对康的记述不可轻信，这就不仅是《戊戌奏稿》了。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康有为戊戌奏稿辨伪并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递呈原件内容相合》“余论”摘录
据上所考，《戊戌奏稿》及所谓《四上书记》、《五上书记》，可以说是康及康弟子集体伪作，与递呈原件不一样。
在戊戌前，从事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为了适应环境，容有作伪的必要。在宣统辛亥，康刊行伪作的《戊戌奏稿》，这似不能说是为了救国家救人民而必须如此。
一个人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久而久之，其所谓的目的可能亦变成一个幌子。
康的学问得力于《春秋公羊传》。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说：
……
康之作伪，口是心非，即与其喜好公羊家言有关。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十一《孔子改制托古》说：
……
今由经典原书看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可能是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的。《论语》明说："言忠信，行笃敬"，"民无信不立"。岂可象康这样胡乱引申。康对经典的了解如此，怪不得他及他的门徒一以作伪为耻。古今学人，对经权的看法，毕竟以孟子所说为最精，《孟子》枉尺直寻之论，康把它完全忽略了。
康以长素自居，而号其弟子为超回轶赐。就行为动机来说，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其心之善良有如十足之纯金，古今中外很少人能超过孔子；就其对后世之影响，亦非康所能及。孔子虽系圣人，但其为人温良恭俭让，不象康这样狂妄。康以长素自居，仅就这一点来说，即已比圣人不知差到那里去了。

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文选录：
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前一段引文，即有不实之处，"初三日"当指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第二次为康代奏之事，而在此之后，总理衙门还为康代奏过3次。"令其直递来"一语，意为光绪帝命总理衙门或军机处，授康以直接上奏权，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内是绝无可能之事。康有为此语实为夸张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