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并非变法维新的中心人物，政变后地位上升

【简说】   一般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
     《戊戌奏稿》作为原始史料的价值，经黄彰健先生缜密考证后，已受到基本的质疑，不能视作研究康有为戊戊议论的坚实基础。单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所收文件和书后"未选辑档案史料目录"所列为数可观的奏议，便知戊戌朝政的兴革如变科举、裁冗官、办教育、兴实业，其实反映不少当时上书言事者的共同意愿。晚清变法思想，到了戊戌阶段，可说是来自多源，绝非康梁一派所能垄断。
     光绪赏识康的议论和文采，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光绪在处理对康的参劾时，甚至可说是回护康的。但总的来说，光绪对康的态度还嫌暧昧不清。说康没有得到大用是因为光绪顾虑到旧党的反对，这和光绪同期处理其他事情的表现并不一致。
     长期以来，康有为中心说认为，康既秉政百日，地位显赫，所以政变后受外人保护脱险，随后游历各国，备受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实情倒不能依这样的逻辑推论出来。康从来不是什么清廷要员，所以政变前外国驻华使节对他所知有限或根本不认识，……康在吴淞口脱险，过程极富戏剧性，从这时开始，康不断对北京政局发表口头和文字的评论，清廷的反击力受到阻限；当时盛传清政府派人前往康所在地 进行暗杀。这个尝试，反助长康的声势。严格来说，康的政治生涯在政变后才真正找到出路，保皇事业是其大方向，是康可以游历列国、周旋于国家元首、政要中间的原因。
【详说】 《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作者邝兆江》一文摘要
     　　“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一般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本文拟就康在戊戌百日期间和政变发生后出亡的活动，重新评估康作为变法核心人物的历史形象。”
    
     一
     “康有为和戊戌新政的关系，可从几方面去再考察：1．有关康上书活动的疑问；2.康的奏议在朝政运作中得到的对待，3．光绪对康的态度。”
     戊戌期间，康曾草拟变法条陈，用自己名义或交由与他有合作关系的廷臣用他们的名义呈上光绪，这些奏议究竟有多少触发了新政上谕的颁布？据麦仲华《戊戌奏稿》《凡例》称："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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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与穗卿仁者书》，丁文江、赵丰田编t粱启超年谱长编I，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1页。
     ②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1974年版，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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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后，康对协助他逃亡的外人表示，他"所以能左右皇上，主要是靠密奏"①。……”
     “《戊戌奏稿》作为原始史料的价值，经黄彰健先生缜密考证后，已受到基本的质疑④。《戊戌奏稿》的内容，大部分是康在事后补作。”“……自70年代初期黄书面世后，《戊戌奏稿》不能视作研究康有为戊戊议论的坚实基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戊戌变法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贡献。近年康戊戌条陈原件和编纂上呈光绪书籍真本的陆续发现，更使《戊戊奏稿》的研究价值进一步锐减。”
     “康上书真本的发现，对研究康的变法思想，固然有莫大裨益，但仍未能解决上面的提问：即康哪些建议具体见于新政上谕？这里牵涉的问题还有两层：1．跟康合作的廷臣，如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和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当他们接过康草拟的奏稿后，是否一字不易便立即进呈?抑或先参入已见、定稿后再递上?其中过程极少为人论及；现见史料也许不足以说明康和这些人合作关系的实质。……。2．还有奏稿主笔的问题。戊戌维新期间，康草拟奏稿、编书的活动，不论从数量或从频率上看，都不是康所能独力胜任的。黄彰健先生根据所见稿本整理排印出来的《日本变政考》，就有300多页⑤，当时康文字工作的繁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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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国外交档案F0 (Foreign of
     Office)17／1718，康有为与斑德(F.S.A．Bourne)谈话备忘录，第187-188页；《戊戌变法》第3册，第526页。
     ②《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174、207-209页。
     ③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9、400一403页附表。
     ④《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版，第540一601页。
     ⑤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戊真奏议》，第99一434页。 ———————————————————————————-————————
     ……孔祥吉先生指出：‘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的许多奏折，均系康、梁等人在一起商榷，故很难区别那些是合拟，哪些是一个人的主意’②。究竞梁和其他在京康门弟子对康的文字工作出了多少力?这不是容易解答的问题。……依此，当讨论此期拟稿和编书活动时，应视"康"为一个集合名词，它代表的不是康个人的识见，而是康领导的一个小集团(或称"康党")的立场。”
     “再说康的奏议和变法上谕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奏议递上后和新政上谕颁下前，其间有一个清廷处理公文和制定决策的程序。康不是枢机要员，自然无从影响这个程序的运作或决定运作的结果。光绪也不见得对康另眼相看，将康署名递上的奏章一律从权处理，无须审核便直接采纳。这也是说，康的新政建议，常受到客观或制度上的阻限，不能付诸实行。”“……黄彰健和孔祥吉两位先生曾先后利用档案和康、梁记载以及其他资料，考论康上书对变法上谕的影响，用功极勤，成果颇丰④，但其中仍不免有揣测、想当然之词，有类历来将戊戌变法等同于康有为变法的做法，将新政的来源尽量多地归于康名下。”
     “谈到康上书和变法上谕的关系时，一个常见的推理程式是：康的主张和一些新政内容相似，所以康是这些新政的倡议者。这显然是汤志钧先生将康的奏议和戊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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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丁文江、赵丰田前揭书，《与碎佛书》，第122页。
     ② 《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I 26页。
     ③ 参见邝兆江《"上谕挡"戊戌史料举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8一1119页。
     ④ 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孔样吉前揭书；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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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表排比的理由。姑勿论‘相似’本身已带有模糊、不准确的意味，单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所收文件和书后"未选辑档案史料目录"所列为数可观的奏议①，便知戊戌朝政的兴革如变科举、裁冗官、办教育、兴实业，其实反映不少当时上书言事者的共同意愿。晚清变法思想，到了戊戌阶段，可说是来自多源，绝非康梁一派所能垄断。在一些重要课题上，具有革新思想的士人早已取得一定的共识。从思想准备的角度去看，戊戌新政大多在同治初年以来有关中国自强的讨论中已奠定了基础，其中没有哪几项是使人真正感到意外的。所以，要确定哪些变法上书是应康的奏议颁发，便不能单从文字、思想的表面相似着眼，而须从档案资料和朝政的实际入手。”
    
     二
     “光绪对康有为的态度，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光绪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可是直接反映他思想和活动的原始资料并不多见。无庸置疑，他在百日维新期间急于求变，因此屡次朱改军机处所拟上谕底稿，使措辞变得严厉、逼切一些，以收到雷厉风行的效果②。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包括康、梁于政变后的解释)认为：光绪不敢正式起用康，是由于旧党的阻挠，但对康却是言听计从，好像康在这边上书，他就在那边下谕，康虽无秉政之名，却有秉政之实。这样去理解戊戌新政的产生及光绪和康的关系，无疑是过于简单。光绪赏识康的议论和文采，大概是没有疑问的。百日维新前夕，光绪曾向翁同龢"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分递进"③，后来内务府将康历次上书编成《杰士上书汇录》，想也是奉光绪意旨行事的。光绪在处理御史文悌、礼部尚书许应骙对康的参劾时，甚至可说是回护康的。但总的来说，光绪对康的态度还嫌暧昧不清。说康没有得到大用是因为光绪顾虑到旧党的反对，这和光绪同期处理其他事情的表现并不一致。翁同龢的罢斥，王照事件中礼部六堂官的革退，李鸿章被逐出总署以及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被委任为领有特旨参与新政的军机章京等等，都是一些引起争论、牵涉人事进退的决定，其中不无违忤所谓旧党的举动，但光绪还是一意孤行，毫不畏缩。若光绪破格将康擢拔为军机大臣，或置于内廷备为顾问，以康原来的官位低微，的确会惹人窃议。若光绪心存顾忌，似可将康安插在一个权责较总署章京上行走较重的位置，让康从旁襄赞新政，但他没有这样做。定国是诏颁下后5天(6月16日)，他召见过康，以后便再没有叫康召对。如果硬说这是因为光绪避嫌，免贻旧党口实，则他可谓瞻前顾后，审慎过人，却与他惯常的急躁表现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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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国家档案馆明清档案局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 邝兆江前揭文，第1113-1116页。
     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光绪24年4月7日，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1970年印行，第2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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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来看；光绪的态度恐怕是若即若离。百日维新初期，梁启超写信给夏曾佑时表现的矛盾心情，可作为整个时期康、梁处境的写照："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全）出我辈……南海(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④，得意、怨望之情参半。后来情况没有显著改善，以致政变爆发前19天被委为军机之一的杨锐也说："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⑤。这或可说明康被光绪召见后继续替杨深秀等人草拟奏稿的原因。百日维新期间；康始终指望得到光绪重用，在这个愿望实现以前，康本着多管齐下的原则，希望以此促成变法的局面，所以除自己上书外，又代他人拟稿，至于奏折递上后会怎样处理，就不是他在外边所能遥控决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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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戊戌变法》第2册，第44页；《戊戌变法档察史料》，第454页。
     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43l一432页。
     ③《戊戌变法》第2册，第51页。
     ④丁文江、赵丰田前揭书，第l 21-122页。
     ⑤《戊戌变法》第2册，第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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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面各点，可知历来认定光绪和康有为紧密合作的看法，其实包含不少推想、
     假设的成分。纵然康在戊戌定国是诏颁下前后上书言事，为光绪所赏识、认可，但这不表明康已取得光绪的完全信任。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光绪欣赏康，但没有达到言听计从的地步，对康的建议和时康的任用，都没有给予全力支持。这从他将康部分条陈先发交大臣审阅，听他们议复后再作打算，以及令康就官报事向孙家鼐交代的做法中可以得到证明。康缺乏实际行政经验，他的长处在于书面的纵横议论，这是甲午战后他取得光绪注意的主要原因。光绪派康到上海办报，正配合康文字、识见上的优长，可算是一个量才用人的合理决定。据此，光绪和康没有建立起紧密合作的关系，光绪也不见得专意用康去革新朝政。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的一项基本措施是开放言路，让士民的政见上达。
     从现见已刊未刊的档案资料，可知当时上书言事的，除了康和与康合作的廷臣外，还有不少其他官员和士人。他们的献策也有被采纳成为新政的部分。变法的意念，可说是来自四面八方，若以为康或康党包揽一切，则有乖当时的的实况。 ”
     本文目的不是否定康对戊戌变法的贡献，一些康自己署名上递或代人草拟的奏议，的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这在挡册中有迹可寻，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在代人拟稿的事上，特别是康和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人分工合作的关系，还有模糊不清之处，若现有资料不足以彻底说明问题，则我们对康在戊戌时期活动的历史评价，便须相应地有所保留。康没有主政，他对新政的具体贡献仅见于当时颁下的部分变法上谕。
     康的活动尚有两层历史意义，必须加以说明。在列强交逼、国家面临瓜分危机之际，清廷的回应却是日趋僵化，软弱无力。甲午战争在朝野掀起的清议激情，又渐归于平静，未能成为政治主流。军机处光绪戊戌《现月挡》所载"王大臣年岁生日单"资料显示①，清廷的权力架构有明显的老化倾向，单上所开除一批满洲亲贵年纪较轻外，其余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等枢廷大臣，以至总督、将军等疆吏，平均年龄超过60岁，慈禧太后本人也在甲午年庆祝过60大寿。他们的政治生涯，大多开始于咸丰、同治年间，到了光绪戊戌年，已饱历数十年来内忧外患的冲击，于政事上的表现，主要不出两端：消极的则尸位素餐，得过且过；稍积极的也不过勉力维持，但求大局不致全面崩溃而已。光绪要倚仗他们革新朝改，遇到的困难自是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无疑代表一股来自这个权力架构外缘的动力，不断试图开辟途径，直达位处架构中央、握有一定实权的光绪。百日维新期间的所谓"康党"，其实是当时北京一个最具活力的政治小群体，对戊戌新政起过正面的推动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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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光绪戊戌正月册，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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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康的积极进取，又不是一个安于保守、苟且的政治环境所能容忍的，戊戌期间，康广仁对其胞兄有过这样的批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①。康带有霸气的举动，有时不但对变法大局无补，还造成维新阵营内部的分裂，改《时务报》为官报就是一例。康为了早日取得《时务报》的控制权，与该报原经理汪康年发生龃龉，康迳自去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指责汪不合作，以致汪"私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的言语，竞见于8月22日上谕，光绪还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毋意彼此各执意见’②。当时袒护汪康年者即有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的讥评，而"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因康、汪争执越益显著③。康的活动又间或超越常轨，为敌对势力增添攻击的借口。康替言官草拟奏章，即被视为结党营私、干预朝政的"勾结"行为。这个阴谋理论遂成为文悌、许应骙参劾康，后来御史杨崇伊直接吁请慈禧太后重行训政的主导思想。杨的密折更将康有为、文廷式、孙文相提并论，语意模棱，旨在罗织罪名，成为触发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④。康有为和百日维新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关系不表现于他身膺高位，统筹变法，也没有确凿证明说明光绪曾大用他，但康的言论和活动，对戊戌新政的进程及其最后以政变爆发中止的结局，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
    
     三
    
     “长期以来，康有为中心说认为，康既秉政百日，地位显赫，所以政变后受外人保护脱险，随后游历各国，备受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实情倒不能依这样的逻辑推论出来。康从来不是什么清廷要员，所以政变前外国驻华使节对他所知有限或根本不认识，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日本的外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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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丁文江、赵丰田的揭幅，第122页。
     ② 《戊戌变法》第2册，第59页。
     ③ 《戊戌变法》第1册，第367页。
     ④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关于杨折与戊戊政变发生的夫系，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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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后英人助康逃脱，主要由当时情势促成，其中不无偶然成分，下面加以说明。 ”
     “英人为什么要插手援救康？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事后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康末成为通缉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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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戊戌变法》第2i册，第97页。
     ②见FO 233/122所收康从香港寄给英方的"照会"和信件。
     ③见《近代史资料》第63期；对毕文的一些疑问，见拙文"Communications to the Editor"，Jourual of Asian
     Studies，52：404(1993)。
     ④见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62页。
     ⑤FO 233/122 "Record Book" (June 1897 to November l899)．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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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没有听过康的名字⑤，……康没有列身朝廷高位，又从未名正言顺地掌权，窦纳乐不认识他，是不足为奇的，将康从吴淞口口截获转送香港的决定，原来就不是他的主意。其中情节，更不是清廷和负责将康捉拿归案的官员所能预见的。”
     （梦史氏按：原文在下面的第四节中详述了康有为脱险经过，在此“详说”中略去，对此有兴趣者请看
     五
     “综合上文，可得出下面几点结论。戊戌变法和这时期康有为的活动，早已成为研治中国近代史的热门课题，有关论著数量堪称可观，不同观点引起的争论也算热闹；但到目前为止，似还没有出现一套权威解释，可作为这段历史的定论。资料不全，康有为中心说又过于偏狭，常使考察活动受到限制。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料阙如的情况下，有时难免要诉诸推想、假设，就问题的整体勾画出一个全面的轮廓，作为继续探索的指引。学人的责任是耍说明问题的哪些部分可以确定，哪些部分需要存疑；有一分证据，作一分论断。明白现阶段研究的困难，研究工作才可望继续深化下去。”
     戊戌政变的发生，在绝大意义上说是一桩不幸事件。维新事业受挫，中国自强大计一再推延。后世景仰的"六君子"未经审讯便仓促临刑，难免构成冤狱。光绪失权，饮恨瀛台达十年之久。慈禧顽固派的恶劣历史形象，经此一役，更难洗刷。唯独康有为可说是将这次不幸化为对已有利的条件，政变前多方活动都渴求不到的主导地位，此时在外人对中国朝政的实际朦胧的认识中得到了肯定，成为他流亡中的政治本钱，足以与革命派在海外争一日长短。在康来说，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
     “康从逆境中找到生路，不能不说是拜清廷无意所赐，其中上海脱险是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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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Robert L.Worden,"A Chinese Reformer in Exile:The North American Phase of the
     Travels of K'ang Yu-wei,1899-1909" (Ph D.dissertation,Georgetown
     University,1972), pp.30-31
     ② 有关康流亡期间的活动，见康文佩编《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1-87页；又 Jung-pang Lo,ed.,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pp.175-278。 ———————————————————————————-————————
     一环。道台蔡钧急于将康拿获，不惜向外人编造出康进红九毒死光绪的谣官；他的部属为求立功，领取悬红，在取得英方同意之前，贸然上船搜查，之后又守候"重庆号"开到随时准备有所行动，在在都引起英人关注。壁利南不能轻率从事，为了避免搜船事件再次引起冲突，先行将康接至他船，无形中给予康政治庇护。在这个过程中壁利南针对的是事，不是人，获救的是康，仅是一个偶然巧合的因素面已。假如当时蔡钧循外交途径低调处理，没有引起壁利南不必要的疑虑，则取得英方合作，将康捕获，不是没有可能的。康在吴淞口脱险，过程极富戏剧性，从这时开始，康不断对北京政局发表口头和文字的评论，对慈禧、刚毅、荣禄、李莲英等所谓旧党人物，更尽挖苦、攻讦的能事。康消遥海外，清廷的反击力受到阻限；当时盛传清政府派人前往康所在地进行暗杀。这个尝试，反助长康的声势。例如，1899年康有为加拿大之行，英国殖民地大臣事先知会加国政府，保障康的安全，加国"西北骑警公署"(North West Mounted Police ) 便派出专人，陪同康一行人等在境内旅行、活动，随时保护①。后来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也受到类似的待遇。暗杀的传闻越盛，外国政府越不能坐视，对康的安全越加留意，而康作为流亡政要的身分也越益显著。 ”
     “这个身分，与政变前康的地位并不相符。可以想见，康从吴淞口获救的-刻开始，便急于整理出一套有关中国政情的解释，用来说服英人，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继续庇护。虽然脱险前他不知道政变已经发生，但获救后却称离京经津赴沪，是因为奉有光绪出外求救的密诏。光绪曾否给康密诏，本身巳成疑问，现见所谓林旭带出的密诏，其中有光绪勉励康、称将来与康"共建大业"的言语，一派江湖口吻，并非光绪原来的语气②康又没有密诏原件出示，或谓康读过密诏后已按例缴回，可是既奉诏求救，一发千钧，又何必拘于成例，将最关紧要的凭据、护符也轻易放弃?所以康获救后，必须凭记忆窜改或索性假造光绪谕旨，以博取外人信任，自此保皇也成为他政治活动的纲领和向华侨募款的有力呼号。政变前后康的际遇明显不同，严格来说，康的政治生涯在政变后才真正找到出路，保皇事业是其大方向，是康可以游历列国、周旋于国家元首、政要中间的原因。在更深一层个人的意义上，也是康利用光绪名义显达海外之余，对‘圣主’所能表示的最起码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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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Nationa1ArchivesofCanada，Ottawa，RG18，Vol．170，File339．99．
     ②认林旭曾传出光绪给康密诏，见汤志钧出《戊戌变法史》，第419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43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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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邝兆江，1947年生，加拿大列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原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