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百日维新的中心人物和领袖
【简说】
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他对主持戊戊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从而使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运动进入政治层面，并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通过上奏章和进呈所著书籍，多方面影响了光绪皇帝，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统筹变法大局。第二、影响了变法的步骤和进程。第三、影响了光绪皇帝的思想和性格。
……康有为不但讲变法内容，还以大量篇幅讲怎样当一个变法的皇帝，从而影响了光绪皇帝的思想和性格， 后期有出人意料的’勇猛’表现。
“戊戌政变，康有为侥幸逃亡海外，成为保皇党的领袖。这时，他的名声的确比他在戊戌变法时大得多了，但是这不能归因于他‘改窜或索性假造光绪帝谕旨’(邝兆江语)的结果，而应该归因于：一、清廷将康有为作为第一国事犯而通缉。二、他打出保皇的旗号，而当时保皇和维新是同义语，这就使他得到同情光绪皇帝和维新事业的人们的支持和拥护。
【详说】
《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作者 房德邻）一文摘要
“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他对主持戊戊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从而使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运动进入政治层面，并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但是这种观点在近些年不断遭到质疑。例如胡绳……，邝兆江……”，邝说康有为“并非变法的核心人物，认为‘他对新政的贡献仅见于当时颁下的部分变法上谕’……， 而如果他不是核心人物，那么一向被认为是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还具有资产阶性质吗?抑或它仅仅是洋务运动的扩大而已?”
“一、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
“胡绳和邝兆江都举出光绪皇帝并不全部接受康有为的变法建议的实例，说明光绪皇帝在变法时并不听从康有为的，邝兆江并且仔细考察了康有为所上谕折(包括其代拟的奏折)与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上谕之间的关系，指出戊戌新政’来自多源，绝非康有为一派所能垄断’，康’对新政的贡献仅见于当时颁下的部分变法上谕’，从而断定康有为并非戊戊变法的核心人物。“
“戊戌变法的意义主要不在于那些新政诣令上谕那些新政诏令，无论出于康有为的建议，还是出于其他臣工的建议，都没有什么特别新鲜之处，大体不出洋务范畴。康有为对这些新政诏令并不看重，认为它们不过是’琐碎拾遗，终无当也’，他主张变法’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4）。即是说要在政治制度层面进行变革。”
“本来康有为是主张‘设议郎’、‘开国会’的，……王大臣奉旨在总理衙门会见他，询问变法事宜，又有旨令他条陈所见，他认为自己已受到朝廷重视，于是在应诏而上的第六书中暂时放弃开国会的建议，而代之以开制度局，以便使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维新人士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变法决策机构中。”
“这个制度局显然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它的成员是由皇帝擢拔的而不是由民选产生的，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因此它不是近代的代议机构，但是它又具有代议机构的某些议政职能，它先议定新政，然后交给‘专局’去办理，从而使行政和议政分开，体现了近代三权分立的原则。”
“开制度局是‘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8），是从根本上改变清朝政治制度的第一步，因此它一经提出，就引起各派的极大关注，成为斗争的焦点。”
“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变法派在开制度局问题上取得共识，”
（光绪）“在看到康有为开制度局的建议以后，很快就接受了，他未必能够认识到设制度局对大清朝的政体改造有什么深刻影响，然而他知道这个机构可以引用新人，可以摆脱太后的‘懿旨’和守旧大臣的‘议复’的束缚，（11）所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就连康有为认为不合时宜的开议院他也跃跃欲试。”
“守旧派对制度局却本能地加以反对。……”
……
“从请开制度局，到请开懋勤殿，设立议政机构的斗争贯穿了戊戌变法的始终，并构成其核心内容。而这项建议是由康有为提出来的，并千方百计要实现它，于是斗争焦点就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也就成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另一核心人物是光绪皇帝)。”
“二、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关系”
“……邝并且指出：光绪皇帝‘似可将康安插在一个权责比总署章京上行走较重的位置，让康有为从旁襄赞新政，但他没有这样做’，而仅任命康为总署章京上行走和上海《时务报》的督办，说明他‘对康的态度还嫌暖昧不清’，而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非常倚重康。
在围绕开制度局、懋勤殿的斗争中君臣二人是紧密合作的，并非’暖昧不清’。”
"……四月二十八日除召见康有为外，还召见了维新人士张元济，这二人都是六品衔。通常皇帝特别召见后会恩赐更高些的品衔，但是这次召见后，不仅康有为末得到恩赏，张元济也末得到，两人仍是六品，说明光绪皇帝并非有意冷淡康有为一人。"
“康有为对于受荣禄、刚毅的压制而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一事耿耿于怀，但他也承认这项任命对于他这个六品的主事也不算太委屈，他说：’向例总署章京由各部司员考取，复试之，其最高列者，尚须一二年，然后能传到，传到仅当译电等差，有年乃转司务厅，又一二年乃得派入各股，又数年乃可升提调，后升帮办总办，吾被特旨派差，为向来所无，入署即可派总办提调，知交多劝就之。’（34）他不肯就职，因为他不愿’当差’，他的志在’统筹全局’，所以就借口为皇帝编书而请长假。而光绪皇帝对康的任命也只是临时安排，并非真的要他去当差，只催令他进呈所著，又准其专折奏事。君臣二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沟通起来，康有为继续影响光绪皇帝和变法进程。”
“然而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对于仅以这种方式沟通并不满意，他们仍想在宫中设立一个议政机构，以便使包括康有为在内的维新党人能够名正言顺地掌握变法大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设法开制度局或懋勤殿。然而形势对康有为愈来愈不利了。议论、毁谤之声不绝，弹章不断。……”
“面对这种局势，各派都认为康有为应该离开京师，于是有赴上海督办《时务报》的任命。……孙家鼐是在取得康有为的同意之后才奏请派他督办《时务报》的。光绪皇帝是否事先知道康有为已同意去上海办报，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做出这项任命和康有为的想法是一致的，即让康有为暂时到外地去避一避；以缓和矛盾，而决不是如邝文所说，是因为光绪皇帝有意将‘康有为距离拉得更远’，或因为看中‘康文字、识见上的优长’而做出‘一个量才用人的合理决定’。”
“意味深长的是，康有为接到任命以后并未离京，光绪皇帝也不催他赴任，他们仍以书籍和奏章相沟通。从接到督办官报的任命后，至七月十三日，康有为又接连上了7道奏折。”
“明谕并不反映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真实关系，密诏反映的才是真实的。光绪皇帝在政变前夕曾发出两道密诏。第一道于七月三十日令杨锐带出，内容是令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及诸同志，妥速筹商’挽救办法。（41）这里的’诸同志’当然包括康有为，而且主要是指康有为(本文下一节对此将有分析)。八月初二日，发明谕的同时，光绪皇帝又令林旭带出一道密诏给康有为，向他说明发明谕的原因，并加抚慰，内有‘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等语。（42）”
“自古以来，皇帝的密诏都是赐给他最信赖之人的。光绪皇帝一生只发下两道密诏，均给康有为，可见他最信赖康有为。”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通过上奏章和进呈所著书籍，多方面影响了光绪皇帝，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统筹变法大局。……
第二、影响了变法的步骤和进程。……
第三、影响了光绪皇帝的思想和性格。……
……康有为不但讲变法内容，还以大量篇幅讲怎样当一个变法的皇帝，从而影响了光绪皇帝的思想和性格。”
“康有为的‘启沃’很快就见效了，在变法后期尤为明显。在变法初期，光绪皇帝对如何变法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大体是根据臣工的建议而随时采纳，在后期则比较明确了，即以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开制度局为榜样，在宫中开懋勤殿，统筹全局。在变法初期，光绪皇帝的魄力不大，而后期有出人意料的’勇猛’表现，如罢去礼部六堂官，擢拔杨锐等四人为军机章京，擢袁世凯为侍郎，执意开懋勤殿，大有不顾太后之势。这显然是受了俄彼得‘乾纲独断，雷厉风行’作风的影响。”
“以上的考察表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光绪皇帝是变法的主持者，康有为是他的主要顾问，虽然不能说光绪皇帝的变法思想都来自康有为的影响，也不能说他对康有为言听计从、全无分歧，但是比较而言，他受康有为的影响最大、最深，他对康的意见最为重视。”
“三、康有为的领袖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
“百日维新开始后，舆论即开始关注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影响了。……再看与维新党人无关的李符曾所写的信：’外间传言：康因内监王姓者以进，有所建白，皆直达御前。每日旨从中出，盖康笔也……康封奏皆交军机大臣直上，不由堂官代奏，闻系上面谕如此。自康召对，枢臣每进见多被诮责，从前奏对，不过一二刻，近日率至五刻，诸大臣深嫉苦之，然以上遇厚，弗敢较也。’（63）这封写于六月初的信比梁启超说得更过分：‘每日旨从中出，盖康笔也。’”
“至八月初，杨祟伊上密折，攻击康有为是煽动变法的罪魁祸首，并以此为理由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64）。这道密折是杨祟伊和荣禄等商议后起草的，反映了守旧派大员的看法。而八月初六日发布’垂帘诏’时，同时有令拿办康有为，其罪名是’结党营私，诱言乱政’（65），也是把康有为视作变法的祸首。”
“政变后两天，张元济致信汪康年说到康有为：‘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66）”
“以上所引信件、文件出自不同身份、不同立场者之手，但都一致将康有为看作变法的核心人物。其所述未必都是事实，有的明显得自传闻，有的是恶意罗织罪名，但这不影响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这一基本结论……”
“既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已在社会上获得了变法的‘谋臣’、‘领袖’(或‘罪魁’)的名声，那么政变后他以这样一种身份在海外活动，也很自然。”
……
“八月初三日康有为同时看到两道密诏，按照他及其同志对密诏的理解，光绪皇帝已经处于危难之中，他们的责任就是解救皇上。……
康有为解救光绪皇帝的努力没有成功，但他的行为再次表明他是变法的核心人物和维新派的领袖，他对光绪皇帝和维新事业极为忠心。”
“戊戌政变，康有为侥幸逃亡海外，他继续为解救光绪皇帝而奔走呼号，并高举起保皇的旗号，成为保皇党的领袖。这时，他的名声的确比他在戊戌变法时大得多了，但是这不能归因于他‘改窜或索性假造光绪帝谕旨’(邝兆江语)的结果，而应该归因于：一、清廷将康有为作为第一国事犯而通缉。二、他打出保皇的旗号，而当时保皇和维新是同义语，这就使他得到同情光绪皇帝和维新事业的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因为人们相信‘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圣如皇上不可’（75）。如果没有这两点，康有为无论怎样宣传自己奉有密诏，也不会发生多大影响。事实上，追随和支持他的事业的人们，也没有谁真的是因为相信他奉有密诏才追随和支持他的。”
注释：
“（4）《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59、145页，神州国光社，上海，1953年。”
“（8）《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8页。”
“（11）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说：光绪皇帝’欲置议院，申民权，以制后’。(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65贝。”
“（34）《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48页。”
“（41）《光绪大事汇鉴》，卷九。
（42）《初二日交林旭带出朱笔密渝》，《新闻报》1898年10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见汤志钧《乘桴新获》，第56页。”
“（63）李符曾致张之洞札，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79—80页。”
“（66）《张元济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汪康年师友手札》，第2册，第1738页。”
“（75）《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房德邻(1945一)，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l（原文2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