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并非以康有为为中心，但康对光绪很有思想影响
【简说】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不讳言康有为只是在思想上影响新政，他自己并没有正式进入最高的决策层。①根据近人的研究，变法维新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主张变法的政治派别并不止康梁一家，当时主导变法的力量也非仅康梁一派。
但是，康有为通过进呈书籍等方法，对光绪有较大的思想影响。
【详说】
《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作者 戚学民）一文摘要
“对康梁自己而言，以康有为为中心进行变法维新还只是一个末实现的梦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不讳言康有为只是在思想上影响新政，他自己并没有正式进入最高的决策层。①根据近人的研究，变法维新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主张变法的政治派别并不止康梁一家。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国必须进行变革已经成为当时各阶层的共识，由此而催生出各种主张变法的政治集团和派别。一方面地方士绅基于爱国之情而通过传统的乡土和师承等关系组织维新团体，要求进行改革，这方面除了我们熟知的康梁维新派，至少还有江浙和湖南士绅。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也发生了裂变，开始了新的一轮分化组合和升降沉浮。一批地方督抚开始主张变法，其中南方的张之洞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集团。而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开始分裂，具有维新思想的严复、袁世凯等中层官僚谋求在新环境下实现自己的变法主张。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如光绪皇帝、翁同龢、盛宣怀等也开始严肃地思考变法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变法思想各有特色。这些都说明，维新变法是当时全国各主要阶层普遍的愿望，而不是康有为一人的孤忠闳识。②
对康有为梁启超所推行的戊戌新政的分析表明，当时主导变法的力量也非仅康梁一派。康有为强调了其思想对戊戌年新政的决定性影响，宣称1898年新政是因为他伏阙上书请求变法，得到了光绪的赏识和嚮用，促使皇帝下定决心按照他的思路和方略进行变法。康有为的上书是实，他对变法的作用也不容否定。但是康有为新政的实现并不像他讲的那么简单。1898年新政的产生
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年春天光绪首先表明了变法的姿态，之后除了康有为之外，清廷的中层官僚有多人都提出了变法的方案，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袁世凯、严复、伍廷芳的建议，造成了变法的声势。恭亲王之死使得光绪皇帝去除了束缚，他说服太后同意实行变法，并且与太后就变法的人事安排达成了共识，最终开始了变法。康有为的上书适逢其会，得到了光绪一定程度的赞同和支持，对变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变法的主导因素。③至于新政的政策与康有为政治方略的关系，康有为确实对新政诏书有相当的影响，但是清廷的政策并不是康有为个人观念的简单复写，主要体现的还是清政府和上层统治者的意志。比如，新政的人事安排沿着三条线索向两个方向发展，即清廷一方面破格召见并拔耀新人、小官，另一方面借变法之机安排满族官员占据关键官职，以便控制全国局势；同时裁汰冗官，节省开支。这方面的政策不是康有为所说的起用康梁一系的维新人士。又比如，文化教育方面的改科举、废八股的新政措施，其深层动力实际来自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如张之洞等。④
注释：
①虽然有研究者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杰士上书汇录》揭示了康有为对戊戊变法的重要影响(见孔详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l988年版)，但是康有为确实没有进入清廷最高的决策层。“制度局之议……至六月始议上，然不过择其细端末节准行而已，余仍驳斤，皇上无如之何。盖皇上因西后之恶康故，故欲借廷臣之议以行之，所以屡次发议也。而廷臣亦知皇上之无权，故敢于屡次驳斥也。”“西后与大臣忌康既甚，皇上深知之，不敢多召见，有所询问，惟命总署大臣传旨，康则具折陈奏而已。而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戊戌政变记》，第19页。②《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223—304页。③《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523—557页。④Luke S．K．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598一687页。”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摘要
“第七章 变法高潮〔下〕
第一节 进书以坚光绪变法之志”
“康有为志大才高，但职位卑微，不过一工部主事，与皇帝面见直对的机会很少，上书言事，折片条陈亦难通达上听，且为篇幅所限，许多具体资料不能包涵并进。言既空疏，难坚光绪变法之志。于是，康有为想采用一种独特方式，就是向皇帝进呈书籍，以此开阔皇帝的眼界，深化皇帝的思绪，激励皇帝的雄心，使其明世界之大势、中国之处境、变法之大端出路、畏变拒变之严重后果。
在维新变法的高潮期间，编写和进呈书籍，是康有为的重要活动之一，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其中，同时也是把自己希图变革的心思寄托其中。他进呈的书籍，或是从大量的新书中挑选，或是经过自己精心的编撰。他说：他这样做，‘虽使管、葛复生，为今日计，无以易此。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①所以康有为进呈书籍，早有打算。1898年初，总理衙门大臣在西花厅约见康，对答之中，康有为就已明确表示。他说：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被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②
①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转引自孔样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33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②楼字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一、进呈《日本变政考》
……康有为当时的着眼点，更多是耸动光绪帝设制度局，以便康有为自己及其同道有机会参与新政，戊戌年初，与顽固势力的对抗尚未达白热程度，康有为这时还没有要求光绪诛旧党的急迫心态。”
“二、进呈《俄彼得变政记》
……康有为希望光绪帝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雄心和魄力，更希望光绪帝摹仿日本明治天皇变革的方针和措施。为此，他刻意编纂了《日本变政考》一书，以供光绪帝参考借鉴。这部书果然很受光绪帝的重视，以致进呈一次之后，再向康有为索调改订本。……读《日本书目志》，康有为的强国、爱国之愿溢于言表，相信当时光绪帝翻阅此书，也不会不对其良苦用心产生由衷敬佩。”
……
“五、进呈《波兰分灭记》
……
光绪帝读完《波兰分灭记》，心理的确受到巨大的震动。他不想蹈波兰王国的覆辙，不愿对守旧势力再软弱退让了。他要挺起腰杆，做一个有勇气、有魄力的君主。梁启超说：‘皇上深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