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康有为奏折与新政上谕的关系
——《北京戊戌变法史》·《（二）康有为奏议与新政上谕》摘要
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不断呈上奏折提出新政建议，有自拟的，有代人拟的。现将康氏所拟奏议与光绪帝发下的上谕作一对照，从中可知康之奏议哪些被采纳，哪些末被采纳。
……
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共上呈奏折29次，光绪帝对这些奏折都及时给予回应，从其实施结果看，可分为四类。
一、光绪帝采纳并谕令施行：……
二、光绪帝虽然采纳，但复议时经枢臣删改粉饰已失去奏议的原貌：……
三、康有为的某些奏折内容是前人多次呼吁而久末解决的老问题，在戊戌新政的推行中，光绪帝下决心改革，于是接受康氏建议，颁诏执行： ……
四、康氏奏折中的一些建议早于多年前即已奉谕实施，但各地方官员并未认真执行，推拖塞责，光绪帝趁变法推行新政的时机，遂颁谕督促各地认真办理。……
在康有为新政奏议中，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或予以澄清。
一、大裁冗员问题。康有为在8月29日上《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康氏《年谱》中曾记写此折时其心情的焦虑，“于折未极陈时变之急，分割之苦，新政变而不变，行而末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稗，末复举波兰事，反复言之，折凡数千言，于是上（光绪）大感动，从此大发雷霆”，不再瞻前顾后。并指出在他同日上《为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折》后，光绪帝终于大裁冗员。①康氏此说并不符合当时的史实，厘定官制折中主要强调的是官差并用之制，而没有提出裁汰冗宫冗员的主张。在康有为上折的前几天，即8月23日，岑春煊上呈《敬陈管见伏冀采择折》，折中提出十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即是“裁冗员以节糜费”。8月29日，光绪帝便颁布大裁冗员的上谕，此时才是光绪帝大发雷霆之时。康氏的说法并非确论，却有夸大自我之嫌。
二、裁撤厘金问题。1899年3月12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知新报》第八十册刊载康有为撰的《奏请裁撤厘金片》。注文说，光绪帝阅此片后曾面谕维新诸臣，准备在新政就绪后，裁撤厘金，9月政变发生，事乃中止。黄彰健和孔祥吉两先生认为此折是伪撰或补缀而成，原片似是康有为于1898年6月5日（四月十七日）代陈其漳拟之《请加税裁厘片》。②历来人们都相信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曾写过这个折片，而光绪帝也有过裁撤厘金的表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98年9月14日（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于议核袁昶《请权理财之名实折》时，下谕：设厘金一事，起源于清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东南各省靠捐厘助调，经曾国藩、胡林冀制定章程，可称完善。以后，逐渐弊病丛生。有关厘金问题，光绪帝指示户部“值此币藏奇绌，需饷浩繁”之时，应该集思广益，寻求兴利除弊与开源节流之策。从前创办厘金是一良法，户部“当默师其意”，斟酌去施行。③即使新政未遭慈禧的破坏，以清廷当时财政枯竭，需调浩繁的情况来说，裁撤厘金也是不可能的。
百日维新时，康有为极为活跃，自拟或代他人草拟的折片约48件之多。康门弟子麦仲华曾有记录，认为康氏手撰奏折共63件。梁启超也说过，新政建议之来源皆出自我辈之手。康有为奏折的确切件数尚待进一步挖掘，现仅就其新政建议谈一些看法。
（一）新政建议反映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变革思想的成果。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出现了不少先进的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等。他们都是公羊学派、今文经学大家。以龚自珍为例，他是主张变革的，并且赞成君主自己推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④魏源则宣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以今文经的观点对古文经传提出质疑，但只是攻击一部分，虽强调“变”，却又缺乏深刻思想内涵。其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问世，继之而起的有薛福成的《庸庵十种》和《庸庵海外文编》、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王滔的《弢园文录外编》。及郑观应、何启、陈炽等人。至中日战争时期，众多先进的思想家从各个层面反映的变革主张或建议，可说包罗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汇集的变革思想火花照亮了后来者的探索之路。
康有为也是服膺公羊学说的今文经学家。他从“上清帝第一书”起，前后七次上书，强调变法维新应“变于上”，希望皇帝支持他的变法主张。变法时期他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以今文经学立论的。前一书向古文经学展开冲击；后一书则强调孔子改制，树立孔子新的权威。他汲取前辈思想家的立论和主张，并拓宽了它的深度。而以其在百日维新时期所提新政建议来看，仅仅囊括了前辈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种种建议，并未超过他们立论的范围。
（二）新政建议是康氏及其弟子们变法思想群策群力的成果。1891年康有为在广东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梁启超曾记：当时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命其“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命其“从事分纂”。⑤康有为设堂教授，除了讲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源流，政治、历史的沿革得失，还经常与众弟子谈论国事，每谈到外侮侵逼，国势危殆，民生憔悴，竟至叹息流涕。众弟子在他的感召下，为学不敢懈怠，都心存救国之志。在康有为编纂《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时，他们都曾从事过搜集资料、纂订、校勘等工作。再如，《春秋董氏学》就是康有为命众弟子分纂的。这样在讲学中，康氏众弟子得以接受他的变法理论，从而培养了一批维新人才。康有为是维新变法运动中执大意旗的前导，身后是紧跟的康门众弟子。举凡办报纸、创学会，以及几次上书活动康氏师弟皆紧密配合，分别担任各种事务。在康有为的策动下，众弟子除自己署名上书外，还奉命代他人草拟奏章。例如，梁启超在致其友夏曾佑的信中说：在1898年6月曾代杨深秀、徐致靖各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论守旧开新的宗旨，不可骑墙模棱；另外，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力陈八股取士之弊。召见毕，康立命梁启超拟《请废八股折》，并由宋伯鲁代递上呈。⑥据此，可得出一个事实，在百日维新时期，康氏呈上的新政建议不但反映出他个人的变法理论思想，同时也可以说这是康门众弟子群策群立的成果。
注释：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4，第155页一第158页。
②孔样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11页，湖南人民，1988年版。以下简略称《戊戌维新运动新探》。
③《清实录》57，第587页。
④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定庵全集》卷上，第6页——第7页，光绪二十四年万本书堂刊本。
⑤《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页。
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2页。
以上见该书（《北京戊戌变法史》）第140－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