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史氏按】下面转摘的是网上的帖子，嬉笑怒骂，用语鲜辣，这原是网文的特点；细看其内容，也算得一家之言，虽然某个论点或有偏颇，某个史实或有不确，但比有些号称史著的无中生有要有价值得多。
比窦娥还冤的西太后
作者：老出 提交日期：2003-07-19 09:25:00
“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这句是戏曲《窦娥冤》里窦娥受刑时唱的一段。当然，拿窦娥来比慈禧老佛爷确是有点像马猴戴乌纱——不伦不类。这么乱比划只是想凸显一个“冤”字而已，老佛爷叶赫那拉虽未遭窦氏血溅白绫六月飞雪的奇冤，不过却给在洋人面前肾亏不举的近代中国男同胞们结结实实地做了一百多年的遮羞布，背了一百年的黑锅。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琴棋书画、京剧武术、小脚麻将以外，还有一项国粹，就是喜欢拿女人来为老爷们儿做的冤枉错事顶缸。
……一直以来就认定中国近代会弄得这么凄风惨雨的，全拜慈禧个老妖妇所赐。提到近代史，人们便习惯性地把丧权辱国、国土沦丧、变法失败等黑锅一骨脑扣到慈禧和她手底下那般老僚头上，以至于世人一提起这老寡妇罕有不咬牙切齿的，只是骂起来有点麻烦，李鸿章犹可用“汉奸”一词来泄泄愤，可老佛爷她不是汉人，骂她“汉奸”只能是过过嘴瘾，最终什么事实也没弄清过。
似乎在两岸三地所有的以晚清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里，慈禧老佛爷的形象，都是拉长着个马脸、说话阴阳怪气的老太太，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划丢百把万领土眼皮都不跳一下，顶多是翘翘她那又弯又尖的护指轻叹口气。一国之君光绪爷在她面前则从来是个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唯唯喏喏的小白脸。
当然，历史上的老太后可能也都是这个版本，如吕后、武后……一个浸于权欲、心狠手辣的老太婆怎么也不可能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大娘。不过说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不动声色，以及她对光绪爷一贯心狠手辣等等却都是后人的臆想，殊无史据。慈禧太后是否真如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没心没肺，这也还得从发霉的故纸堆里找找。
刘坤一之《文集》中记载其于甲午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与慈禧太后见面时的谈话：二十一日，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
从这段对话可见，慈禧作为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前方战败、国土丧失时并非如全无心肝的木雕泥塑般若无其事，还是会悲恸的。
另外，从上面的对话里也可看出慈禧与光绪此时在主和与主战等政见上的矛盾虽已公开化，但至少还尚未到相互仇视的阶段。慈禧与光绪的关系真正闹到誓不两立的地步，应该说还是由光绪与维新派筹划“围园锢后杀禄”的“兵谏”败露后开始，以至于光绪被软禁于瀛台，珍妃被迁怒而惨遭杀害。
这还都是小事，慈禧最让人痛恨的是她的一手摧毁了变法维新，斩杀戊戌六君子，断送了中国最关键的一次变革的机会。以上是百年来世人通常的说法，之所以如此，却是历代史家们因为政治宣传需要或者个人好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些史料史实而已。变法失败这么惨痛的事，是女人搞砸的还是男人搞砸的，对于把面子看的比命还重要的汉族爷们来说，拿一个满族老太太来顶缸，自然是比较好的保鲜自尊的方式。
像变法维新这种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如果没有慈禧的肯定与背后支持，不可想象，光绪这个半傀儡有胆子自作主张扛起维新这根大梁？根据孔祥吉的《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中的记录，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曾十二次专程到颐和园朝拜慈禧。实际上便是去请示汇报的，维新派撰呈的变法条款及一些与外国变法有关的著作译作均曾由光绪帝亲自送到颐和园“恭呈慈览”。而《定国是诏》之类的圣旨诏书都是在慈禧审定批准后才下达下去的。
事实上，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许多改革措施都已经开始着手实行了。自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的三年间，清政府相继批准了银行、报社、新式学堂（现代大学的前身）、商务局等等现代机构的成立，并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原有的武举考试。可以说，自甲午战败后，除了部分顽固反对改革的守旧派腐儒、贵族以外，朝廷上下已经明确地把西化作为国策。除了废除专制、君主立宪、推行资产阶级民主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外，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大多已经起步。而这一切都是在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后才可能顺利进行的。作为守旧派的靠山，作为一个一生只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封建老太太，能做到这点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即使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慈禧主持过变法维新，但维新运动至少是在她默许下进行的。从这点来说，甚至说慈禧是维新派也不为过。与康有为的维新不同的只在于一个是主张渐步维新一个是主张急进维新而已。
真正要追究维新失败的主要责任，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是不能不追究的。
当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康有为作为全面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其历史意义自然不可抹灭。但他在维新运动中那种急进与蛮干也正是他把维新运动逐步推向失败的主因之一。
首先，康有为把维新运动想象的太简单了，对国内形势没有个清醒的认识，以为只要有皇帝的支持，便可号令天下，实行全面变革。
《康有为政论集. 请御门誓众摺》中记载：“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结果是立即导致“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在康的鼓动下，光绪帝头脑发热，不仅轻视守了旧派的反动力量，而且犯了所有历史上失败的改革者们犯的共同一个错误——忽视了旧秩序下即得利者们的反弹。俗语云：杀人父母不可恨，断人生路最该死。马基雅弗利也说：一个人很容易忘记是谁杀了他的父亲，却绝不会原谅剥夺他财产的人。光绪帝听从康的鼓动，在时机不成熟之际，突然下令裁减一大批闲散和候补的官员。
对此产生的后果，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有记述：“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把大量裁员做为新政的初始措施，使得各部司衙门的官员们人人自危，面临着下岗再就业，如此怎能不遭致中、下层官员们对新法的恐惧、抵制与反感？
同样是改革，光绪失败而邓小平成功，区别在邓小平是当时中共朝野里最有威望的开国元老，……其策略和耐性远在之前失败的改革家吴起、王安石、康有为等人之上。
而光绪则没这个条件，一方面他是个唯唯喏喏的儿皇帝，在好权的老姨妈羽翼下隐忍了十几年，一朝掌权，早没了耐性，只想着尽情发挥得之不易的权力来干一番事业，然而且他和他的“改革开放设计师”们都是一群不通人情世故的书生，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斗争的手段，更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步骤和内容。最关键的是在他头上还有个“圣母皇太后”，如果说循序渐进的改革还不至于惊动她，那么操之过急所引起过多的负面影响就必然惊动慈禧而使他的行动受到制约。
以上只是导致维新失败的主因之一，另外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还犯了主次不分、过分注重形式上的变革的毛病，因而过早地遭来守旧派的全面抵制。比如他上书光绪，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这简直是在玩火，要知道在清帝国统治的二百多年里，“断发如断首”，发辫服饰国号在当时不仅是满清的民族象征，更被当作立国之本，有着如同宗教般的神圣（就像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样）。在现代文明思想还未为只受过传统教育的士大夫们接受及普及之时，轻易剪辫改饰无异于挖人祖坟，触动了满清贵族统治者们最脆弱的一根神经，无论如何也会让他们产生“反清覆明”的联想。这无异于是自掘维新派的坟墓，把本来大有希望的维新运动彻底推进了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
假如以此事件与今天相比，对照两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康的这项“维新”内容，就好像是提出……立即取消党号、改共产党为共和党的要求一样。有几个头脑发育健全的人认为这个馊主意有成功的可能呢？并且这种形式上的内容完全不是改革的当务之急。但是令人扼腕的是，它偏偏发生了。结局可以说用小脑思考就能推测的出来，它必然引起所有“党八旗”们的疯狂反对和誓死反扑。
任何成功的变革都应该先从思想变革开始，逐渐地让新思想在国内广泛转播，不仅要影响知识分子和各层人民，专制社会内的许多思想进步的中、下级官员也是变革的重要力量和争取的对象。在当时，新办的报刊、学校、商会等等新机构虽然也极大的影响了部分官僚和士大夫以及青年学子，但开展的时间毕竟短，思想启蒙的基础相对薄弱，新思想、新理念还未广泛为大多人接受，各阶层民众的思想还未从传统封建文化的禁锢中走出来。维新派的急促冒进，过早地触动主流文化及统治层的利益，结果却使得自己陷入孤立。
百日维新的唯一收获，就是导致了从部分开明的官员至许多原来同情维新派的知识分子们的集体反感，而这些人，才是维新变革的中坚力量和根基，失去他们的支持，就算太后、皇帝、宰相们全齐心又有甚鬼用？无非又一个北宋神宗和王荆公的故事罢了。
一场全国性的大变革，是需要自统治层及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共同支持才可能顺利进行的，而且这还可能是需要积几代人的努力，累一点一滴之功才能将这个国家、社会的大转型波澜不惊地完成。改革派所推崇的西方国家，大多都是花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走完这一步的。这是一个浩大而精密的工程，需要执行者有极高的智慧和艺术，中间哪怕出上一点纰漏、一点乱子，都可能会导致改革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夭折。光绪及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就对这里面的危机和艰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里准备，更谈不上什么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了。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突然把他的老师翁同龢罢黜，罢翁的原因除了翁长期在帝、后两党间玩两面三刀外，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因为翁主张让维新运动的速度放缓，与帝党维新派的急功近利甚不协调。光绪帝和康有为的胡闹，不仅在维新派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并且造成了政局的动荡，最终遭致势力强大的顽固派的反攻倒算，惹得西太后不得不再次出面来稳定局势。
慈禧复出后，立即收回了皇帝的部分权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均须到她那请示汇报，放缓运动的速度，以稳定政局。性格懦弱的光绪帝面对“亲爸爸”重新收回他的权力，吓得手足无措。本来这也无甚大事，顶多是让万岁爷退到二线再做几年见习皇帝罢了。
但是这个结果却引起性情刚愎的康有为严重不满，面对陷入困境的改革，他缺乏分析并且驾驭全局的能力，也缺乏审慎自身责任的气度，把改革所遭到的困难全部归疚于慈禧，以为除掉慈禧夺取政权变法便能万事大吉。于是酝酿密谋政变，把变法维新乃致国家的命运押在一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上：通过谭嗣同、毕永年等人勾结三合会等民间黑社会组织、以及拉拢袁世凯等武将，企图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围园锢后”的历史事件了。这段历史公案，众说纷纭，是非曲折，一言难尽，相关史料车载斗量。不过大至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慈禧发动政变，收回皇权，袁世凯得到消息后赶紧向上司荣禄托盘出谭嗣同等“锢后杀禄”的密谋，结局是光绪被囚瀛台，康、梁出走，六君子被斩，维新运动夭折，戊戌变法及变法前的改革成果付之东流。
百日维新的彻底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甚至可以看成是急进的维新派与守旧派联手葬送的。从这层上来说，康有为等人要负比慈禧更大或者说最少是相当的责任。
并且康有为本人的行为有时就带有很强的冒险主义和恐怖主义色彩，到了后期，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时，甚至开始组织暗杀活动，从这点讲，康党诸人恐怕也就算是“目的伟大证明手段的正确”这种思想及行为的先驱了。这种打着崇高目的的幌子以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行为，给后来中国的志士豪杰们开了个坏头，不断为孙、黄为首的同盟会、华兴会这些秘密会党所效仿，动辄对政敌进行刺杀、爆炸。这些行径放到今天就是不折不扣的恐怖活动，但正如列宁所说的，“目的证明行动的正确”，因为有“民主革命”这个光茫万丈的伟大口号，所以这些恐怖行为就很容易为后人忽视或者原谅，甚至推崇。
当然，康党等人也并非就一无是处，他们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最早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了。与现今的海外民运志士不同的是，他们还算有相当的献身精神，要流血就流自己的，而不是鼓动动无辜群众去与国家机器碰撞。戊戌六君子“从容”就义就是例子。
后世的人们一提起戊戌六君子就无不扼腕长叹，谭复生更是被几代中国人奉为无可质疑的偶像，但是几乎所有人在竭尽词藻赞美志士们为民主献身的英烈、痛斥专制统治的残暴之时，都忽略了其中更深一层的意义：六君子的血，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上，究竟有多少意义？
谭嗣同一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奇怪想法，就主动把自个的头按在了案板上，以为用自己的牺牲能唤醒更多的国人加入到民主和改良的运动中去。但是他猜中了这个开头，却猜不到这个结尾。他们的死，一方面换来的是所有持进步思想的人们对改良的绝望，把他们都推到了革命派的怀抱中；一方面换来的更多是愤怒与仇恨，而愤怒与仇恨则是与民主观最格格不入的。据说孙文最初就是在六君子死后才萌发了革命的念头。从这层而言，六君子的牺牲，非但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反而对中国的进程起了负作用，点燃了革命的火焰，最终使后来的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万劫不复的噩梦——而这一切，却都是在那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后种下的恶果。
虽然如此，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容抹灭的，那就是最终动手扼杀改革的是慈禧，杀人的也是她，虽然这一切都是由帝党及维新派刺激的结果，帝党康有为等人是帮凶，但慈禧做为主凶的身份还是不容辩驳的，替她翻案也只能翻到这。在这个好权的欧巴桑统治中国的最后时期，大发专制淫威，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拒绝废除科举，不准集会结社……之外，还做出了一系专列骇人听闻的蠢行，发动莫名其妙的全国性的排外运劝，鼓动喝神水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拳匪“扶清灭洋”，杀传教士、烧教堂、围攻外国使馆，最终惹来八国联军齐手“教训”中国，首都再次沦陷，再次遭受惨痛的割地赔款。若不是年迈而筋疲力尽的李鸿章竭尽余力地在外交上斡旋挑拔，发挥“以夷制夷”的最后余热，使列强各怀鬼胎，相互牵制，中国那时真就差点要被彻底瓜分亡国了。当然，这最终也还是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也可谓是作茧自缚了。然而凡事有果必有因，虽然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后面的这个恶“果”，却始自百日维新的失败这个“因”，如果不是维新派先前的鲁莽急进、后来铤而走险的密谋，改革失败这个命运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持唯物史观的史家们谈到历史时，常用的口头禅便是“某某事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来做结论，而这种斩钉截铁、不容质疑似的论断，却恰恰是唯心而不客观的。历史由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和各个或轻或重的历史人物组成，任何历史进程的改变往往都缘于一些看起来似大似小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历史有许多巧合，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一定的规律，但它没有固定的套路，一两件历史事件的出入或某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念头，都有可能彻底改变整个历史进程，使它失败，或者成功。以美国的历史为例，在独立战争结束时，如果统帅华盛顿不是那么彻底的淡泊名利的人，只要稍存点权力私欲，他便可能接受下属的“劝进”而成为美国第一任伟大的皇帝，而不是做了两任就跑掉的总统。如此，美国的历史就将改写，而如今世界的历史也将改写。
从中国的那段历史来说，清末中国的维新，如果当事人能够少点私心，有足够的智慧、理性或稍俱备点耐性，结局并非像唯物史观者们放的斩钉截铁的革命马后炮那样，没有成功的可能。中国的命运，是毁在一群而不是一个蠢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