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逃出深宫，微服出走的西太后不仅威严丧尽，而且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她不无辛酸地自述其经历说；“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而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①难堪痛楚之余，不能不引出西太后对基本国策的反思：“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③虽然这一反省来得太迟，但其间包含的去陈图新的意向却是明显的。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西大后以光绪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上谕中尽管仍有“不易者三纲五常”一类老调，但真正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在此。首先，上谕明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职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此次变法的重点。
     其次，上谕批评洋务自强运动的变法模式“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表明了新政所求者将深于“皮毛”，直溯本源。与宣布”预约变法”相同时，西太后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表示变法决心说； 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③
     无论西大后的决心是基于一种求生本能还是王朝自救意识，她的 ―――――――――
     ①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81页。
     ⑤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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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实质上否定了戊戌政变以来的基本国策，表现出对维新派变法思想和纲领的全面认同。历史在经过一个巨大的迂回之后又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其间所包含的意味自是无穷。黑格尔曾阐述历史重演的意义说：
     自古到今的一切时期内，假如一种政治革命再度发生的时候，人们就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也就是这样，拿破仑遭到了两次失败 波旁王室遭到了两次放逐。经过重演以后，起初看来只是一种偶然的事情 便变做真实和正当的事情了。①
     而这样一层意思正可以从清末新政中剥绎而出。

2．“江楚全奏三疏”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逃亡西安近一年的西太后与光绪”回銮”京师。史载西太后“及辛丑回銮，则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诸书展诵不缀，意谓可藉窥外人情事也”。②这样一种勤勉与认真与她在西安所表示的变法决心是两相符合的。
    
     ……
     清末新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展开的广泛改革，其广度与深度超过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基础；军事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法律改革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河；奖励实业直接促成了创办实业的高潮。这些实绩所构造的宏伟场景皆为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与有形的实绩井存，改革中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程度、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动员的程度以及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程度，亦较过去有了引人瞩目的进展，而这些因素都是现代化的基本变量。
     清末新政的发生明显地具有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其主持者又多是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们。时论因此通常把清末新政称为“假维新”。这一传统论断实际上大有问题．所谓“假维新”的真确含义应该是侈口倡言维新变法，实质上无所行动，甚至背道而驰，而清政府在新政期间确确实实地在推进变革，并取得远较百日维新实在的成效，其言与其行大体一致，实无相悖之处。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动机来说明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同样缺乏逻辑的力量。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一个主持改革的统治者不是自私地希望通过改革的成果来巩固和加强自已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以“动机”论历史，所表述的不过是泛道德主义的偏狭思维。更何况，现代化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本来就包含非革命的发展方式，亦即传统统治集团以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在保持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清末新政实际上便体现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内容。

摘自《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周积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