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不是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资产阶级维新派既然没有勇气发动群众来摧毁旧，在自身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就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变法中的阻力。变法的每一步骤、每一措施不仅应该有进步意义，而且应该能够为社会尽可能大的范围所承认、所接受，必须照顾到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以求逐步渐进地达到变法的最终目的。
    但康有为和年轻的光绪帝都缺乏应有的政治经验，他们的改革措施过于急躁了：他们分不清轻重缓急，举措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布的上谕竞有一百多道，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甚至连像整修街道这样的琐屑之事也要过问，这么多措施中哪些主要、哪些次要，哪些应急、哪些可缓，千头万绪，连他们自己才都分不清。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只有原则要求，缺乏配套措施。好像一个人在玩随机游戏，这种做法别说墨守成规的守旧官员了，就连倾向变法的人士也是摇头。
    改革需要魄力，但魄力不等于蛮干。年轻气盛的光绪帝一下子就下令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毫无善后措施，使这些官员及其家属一夜之间便无以为生。这种混乱，更激起了整个特权阶层的反对。光绪帝只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忌，便一次罢免了全堂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分清红皂白的做法，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了局外人的不平。
    再如，一朝之际即废八股、改策论，使那些与八股取士“性命相依”的士子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乎天下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汹汹然反对这项改革，有些人甚至扬言要打死康有为。这就是使戊戌变法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力量——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结果，变法除了得到少数开明人士的支持外，一直没有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反而激起反对的声浪。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维新派有“道”（强国富民），却将支持者都推到敌对的一方，他们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守旧派，相反却孤立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次变法，到头来却轻轻松松地解决掉，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