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皇帝驾崩，两宫皇太后随即召升御前会议，与王大臣商议择立嗣君的同题。翁同龢是参与会议者之一，他的日记中明白记述慈禧太后此时所表现的态度，足可使我们窥知其中心的意图。日记云：
     戌刻，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清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日："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如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承懿旨后，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潘伯寅意，必宜明书为文宗嗣。余意必宜书为嗣皇帝，庶不负大行付托。遂参用两人说定议。亥正清见，面递旨意，太后哭而应之，遂退。方入见时，戈什爱班奏迎嗣皇帝礼节，大略蟒袍补服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官，至养心殿谒见两宫，方于后殿成服。允之。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舆往迎。寅正一刻，闻呼门，则笼烛数枝，入百门矣。余等通夜不寐，五鼓出，回寓检点物件，驰信出城。
     这一段记事明白说出，御前会议时因慈禧主张立幼主，又亲口提出醇王奕譞之长子载湉为其意中之人选，群臣别无异议，逐成定局。慈禧为什么要反对择立年长之皇子入继为君？这一点，似与其内在意识中之安全感与权力欲望有关。……
     清文宗乃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四子，名奕詝。道光共有九个儿子，除二子奕纲、三子奕继早卒无嗣外，长子奕纬、五子奕誴、六子奕訢、七子奕譞、人子奕詥、九子奕譓俱有子，奕纬一系在同治死时且已有孙。"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慈禧太后如果为了国家及宗社著想，此时应在奕纬、奕誴等人的诸子中择其贤者，立为皇帝，使民生有赖，国社有托，这才是正当的举措。如果说，继立之人应该作为同治的嗣子，不能在同治的兄弟辈中去选择，则奕纬的长孙溥伦亦是很理想的人选。但慈禧既不肯在同治的兄弟辈中择立贤长，又不肯在奕纬一系中择立一人作为同治的嗣子，偏要以奕譞长子年方四步的载湉入继，显然只是她个人的私心，全不顾及宗社大计及承嗣的伦序。
     ……所以立幼虽是慈禧心中所想，博伦则非所宜。为了兼顾这两方面的情势，载湉实为最理想之人物。何则？这可以举出几神理由来说明。第一，载湉与同治同一行辈，不妨碍慈禧继续做她的皇太后。第二，载湉之母，乃醇王的嫡福音，亦即慈禧的亲妹，以亲谊而言，载湉不但系咸丰之侄，亦系慈禧之姨侄，关系较他人尤为密切。有此双重亲谊，对于奕譞及载湉之驾驭，自较他人为易。至于第三种可能的理由，应当是慈禧因与其妹往来密切之故，财于年甫四岁的载湉必定深有了解，知其赋性柔弱温驯，便于控制，故而乐于援引。这三种有利因素的考虑，决定了光绪入继为帝的事实，也决定了清代中国以后三十余年的演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