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史氏按】茅海建先生就戊戌变法写的另一篇力作，依然是资料翔实、考订精审，而所记述的是一些外交活动中的"细小事件"（现代有说法：外交无小事;而在清朝这个古老的礼制国家，这些礼仪更是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篇幅比较长，为便于一般读者了解其大略，摘要时省略了大量的细节。
从此文中，不仅可以看到光绪帝在外交领域的"变法"决心和勇气，从他与包括翁同龢在内的军机处和总署大臣的意见冲突中，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光绪帝急于要"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第一道密诏）。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摘要
提要：戊戌交法期间光绪帝积极推动外使觐见礼节的改革；在为德皇制作宝星（勋章）、购置世界地图、亲撰致日本国书、召见伊藤博文、派使韩国等细小事件的处理中，均反映出其对外观念的调适。尽管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体系下的华夷秩序）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靠拢，但他内心世界中的对外观念与外部世界仍有隔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这个传统深重的国家在这一靠拢过程中的艰难与无奈。
关键词：光绪帝 戊戊变法 传统外交 中外关系
由于中国的文明传统，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长期以"天朝"自居。1840一1842年鸦片战争及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作为中华帝国国际秩序的"天朝"体系崩溃，但"天朝"的观念仍顽强地存在者，在此观念影响下的外交行为引起了中外交涉中的许多争端，这对清朝对外打开局面，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十分不利。18940一1895年的甲午战争扫荡了"天朝"体系的残余，"天朝"的观念随之崩溃，但清朝并没有能立即掌握另一套西方样式的国际关系、国际惯例的知识，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仍显得有些隔膜。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于此有所改变，试图掌握更多的西方知识，使清朝的外交在程式上更能与西方相接。
本文旨在叙述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对外态度约调适，拟从细小事件的描述中，展现昔日"天朝"大皇帝在19世纪末期以弱国之君在帝国主义强压下顽强的欲有所作为的种种表现。
一 德国亨利亲王来华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为"礼治"。清朝也不例外，礼仪是其重要的政治活动内容，且有其非常的刚性。对清朝礼治的挑战首先来自域外，这就是1793年马嘎尔尼（G．MaCartney）来华时的朝见礼仪之争。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与西方列强在"公使驻京"一事上又有长时间的相争相抗，其核心仍是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1873年6月，同治帝亲政后，日本及英、法、俄、美、荷兰五国首先实现用西方礼节觐见清朝皇帝。觐见在西苑紫光阁举行，各国使节行鞠躬礼，其国书被奉至皇帝面前的御案上，同治帝也通过恭亲王之口，表达其亲睦之意。
此次西礼觐见实现后，清朝与西方各国在觐见礼仪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觐见礼的地点在西苑而不在宫中，紫光阁有曾是清朝皇帝接见藩属国贡使的地方，由此引发了西方使节的种种不快。后因同治帝的病逝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的活动又中断了很长时间。
1894年11月12日，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最激烈之时，光绪帝在宫中文华殿接见美、俄、英、法及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等国驻华公使，并亲自用满语致答词。此次礼仪改革，主要是进行觐见地点之变。据翁同龢日记，在此前一天，即11月11日，光绪帝就想在各国使臣觐见时"赐宝星"，并遣专使贺俄君即位。据翁称："此二事枢臣兼译署者不谓然，上声色俱厉，意在必行。"……可以看出，就光绪帝的本意，似乎想在对外礼仪改革中走得更远。……此后文华殿觐见成为常例，有关的礼仪皆成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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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多次表明其在觐见礼仪上的开明态度。4月3日，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有欲用西礼之语"；提出觐见的地点为宫内毓庆宫，"开前星门，于东配殿赐食，准其轿车入东华门"。毓庆宫……其地位仅次于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开前星门，轿车入东华门等都是对清朝礼制的极大改动。翁同龢等军机大臣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光绪帝为之"盛怒"，当面指责军机大臣刚毅……。第二天，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情绪已经平静，根据慈禧太后的意见，觐见的地点定为颐和园。光绪帝虽不再提毓庆宫，仍有"争小节而吃大亏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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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对此次礼仪改革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几次召见张荫桓，商议有关礼仪时皆无异词，并命翁同龢、张荫桓代拟召见亨利亲王时的"口敕"。……在此份"口敕"中，虽说是一般的外交礼节用语，但与清朝依儒家学说制定的"礼"，已是完全不同。在称谓中，虽"贵国"、"贵国大皇帝"是当时清朝外交的固定用语，但清朝皇帝对他国亲王，称"贵亲王"，很可能是第一次。尤其是"就怕中国与欧洲政俗不同，接待不周，还要原谅为好"一语，本属道歉用语，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对清朝礼制并无信心的自我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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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觐见礼节中，站立受礼、握手、在御座右侧坐下、握手送之、亲临慰问、检阅兵队，这些在西方国家的外交礼节是极为平常之事，但在强调"南面为君"的儒教国度中是骇人听闻的毁国举动。所有这些体现出来的正是光绪帝对外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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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亨利亲王觐见的前后，光绪帝对外国驻京公使的觐见礼节也有改变。
……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提出，觐见时可由俄使上纳陛将国电亲交其手中。翁同龢对此反对，称此次俄使并没有格外请求，似不必加礼。光绪帝很不以为然，谓"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先请而允，便后着矣"。……到了觐见时，俄使按先前礼节如仪，而光绪帝却以汉语亲致答词。此为前所未有之事。翁同龢在日记中称，庆亲王对此毫无预知，翁及其他人也未预知，"真辟门达聪之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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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由光绪帝所促动的礼仪改革，是在清朝蒙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巨大瓜分压力下进行的。……光绪帝力图以觐见礼仪上有所让步，以缓和压力，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清朝觐见礼仪的西方化，并不可能减少或减弱各国对清朝的压力。中西文化于此有着极大的差别。以儒家学说立国的清朝将"礼"视为国之根本，认为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而在西方，"外交礼节"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非实质性的，尽管其在宫廷政治中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98年清朝觐见礼仪的首次改革，是俄国代理公使巴布罗福4月5日在文华殿的觐见，而巴布罗福恰是迫使清朝租借旅大的谈判代表；1898年清朝觐见礼仪的关键性改革，是德国亨利亲王5月15日、24日在颐和园、西苑的两次觐见，而亨利亲王正是德国远东扩张政策的首席执行者。……尽管清朝已经衰弱，在国际事务中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复蹂躏，但在1898年光绪帝促动的觐见礼仪的改革中，今人仍可看到"天朝"的残痕，一些大臣的日记和奏折中仍淡淡地流露出一种情绪--将之视为大皇帝的格外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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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德皇制作宝星与购置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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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皇制造宝星，以及光绪帝佩带宝星，均是中外关系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我以为，正是这类小事，恰能清晰地看出光绪帝等人内心世界中的对外观念，恰能准确地测出光绪帝所掌握的外部知识的实际水准。光绪帝如此费心用神于为德皇制作宝星，是其不了解近代外交的实质，将程式当做内容。正因为如此，我在详述此事时，尽可能地录下有关史料，目的正是说明，尽管光绪帝力图冲破旧的羁绊，但他所走的路，却未必与近代外交的方向丝丝吻合。
光绪帝在力图增加其外部知识时，也感到了一些困难，其中之一便是没有合适的世界地图。到19世纪末，清朝皇帝尚无可随时查用的世界地图，也限制其对国际事务的了解。这一令今人吃惊的现象在当时却是正常之事。在光绪帝的命令下，此一任务约在1989年7月下旬交给了办事干练的上海道蔡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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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亲拟致日本国书及召见伊藤博文
1898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相对平和的一年。但日本对中国的压力依旧存在，……尽管如此，相较于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此时的日本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在此情况下，清朝内部一些官员纷纷上奏，主张联日联英，以抗德俄的压迫。其中地方实力人物张之洞，将其与日本参谋本部参谋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密谈要点电告光绪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力。
1898年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表示日本愿意接收中国留学生。此一事件引起了光绪帝的兴趣。8月18日，光绪帝以电旨下达各省督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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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惯例，清朝的国书均由总理衙门代拟，经光绪帝批准后发出。此次由光绪帝亲拟的国书又有何新意？若与前派裕庚的国书相比，至少增加了两个内容：
其一，关于中国学生入日本学堂事，光绪帝为此亲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谢。……
其二，在此国书中，光绪帝两次提到"东方时局"、"东方大局"，表示了与日本结好的强烈意向，这些内容与措辞在以往的国书中是没有的。……
亲拟致日本国书，表明了光绪帝有着特别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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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西方外交史上，外国重要政治家出访时受到访问国君主的接见，是极为常见的事情；然而，对于清朝来说，伊藤博文已不是正式的政府成员，也未奉有国书，自1873年同治帝以西礼接受外国使者的觐见以来，清朝皇帝只接见奉有国书、国电的外国使节。也就是说，按照此时的制度，光绪帝不应当接见他，更何况伊藤也没有提出觐见的请求。
围绕着伊藤博文访问，康有为等革新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笔者拟在另文展开论述。就历史发展结局而言，光绪帝同意接见伊藤，并将觐见的地点定为西苑勤政殿。在注重礼制的清朝，也可以认为，光绪帝将伊藤博文比照德国亨利亲王来接待的。……
如果说光绪帝接见没有国书且非政府官员的伊藤博文，在当时已属异常事件，那么，光绪帝在接见中的言论，更属异常。……其中最重要的为三点。
一是光绪帝当面称赞伊藤博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个人作用。……
二是光绪帝表示将征询伊藤对清朝维新的意见。……
其三是光绪帝表示将加强中日两国的关系。
如果将此次觐见的记录，放在西方外交史的背景中，可以说皆为外交辞令，并无太多的实示内容。如果放在以往清朝觐见的历史中，放到当时清朝政治情势中，可以说，光绪帝迈开了大步。他改变了以往觐见中只是简言两国亲善的泛泛数语，而涉及清朝的时政，涉及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伊藤博文个人作用的赞扬，涉及与日本天皇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提出通过总理衙门与伊藤建立一种政治咨询关系。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清朝应当说是异常的举动。如果将之与光绪帝亲撰致日本国书相联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光绪帝准备与日本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如果再与当时清朝内部留伊藤博文在华作为政治顾问的呼声结合起来看，更可见此次翌见含有深意。但是，光绪帝心目中的此一中日关系是何模式，今已无法得知。因为就在觐见的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基本上失去了政治权力。当然，清朝当时应不应、能不能与日本建立另一种特殊关系，又是外交史上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了。
四 赴韩使节的派出
最能反映光绪帝及其清朝部分官员此时期对外观念变动的，是赴韩使节的派出。
朝鲜本是清朝的朝贡国。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清朝在朝贡体系的大原则下，引入了西方殖民体系的某些"属国"的做法。甲午战争后，清朝在中日马关条约中认明朝鲜是"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在朝鲜的利益，委托由英国代为照看；尽管清朝还在朝鲜留有"委办朝鲜商务"候补知府唐绍仪，而在政治隶属关系中，唐绍仪从属北洋大臣，而不是由总理衙直接给予指令。
1896年，朝鲜国王欲与清朝订立条约，派使驻在北京。……也就是说，尽管清朝已认定朝鲜是自主之邦，但还不是平行之国。旧日藩属的痕迹，一时仍难以在其心中抹去。
总理衙门收到北洋大臣转来的唐绍仪报告后，感到了问题的麻烦。若朝鲜以自主之国派使奉国书来京，要求觐见及订立条约，根据清朝官员视为神圣的"公法"，总理衙门认为难以拒绝。更兼日俄正加紧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若日俄也插手于此，清朝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为此，总理衙门商议后，决定先做出预案，以备将来"如果韩王必欲居自主之国，拟准商订通商章程，准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韩城，代办使事。以存属国之体。"总理衙门恐此办法不合"公法"，会遭国际上的反对，电询正在欧洲访问的李鸿章。李鸿章以英、法、德驻韩皆是总领事为由，表示支持；并称据"公法"，应由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而不必递国书。李鸿章还建议，以唐绍仪接任此事，而不必再遣使。收到李鸿章的电报后，总理衙门于1896年7月27日将此方法上奏，光绪帝表示同意。是年底，唐绍仪为首任驻朝鲜总领事。
从唐绍仪出任驻朝鲜总领事一事中，可以看出，总理衙门的关注点是国书、觐见、订约等中国传统华夷体系中的尊卑等次，而不是西方近代外交观念上的国家利益；所防止的是朝鲜使节到北京后将以平行之礼相待，并以西方之礼觐见清朝皇帝，而未注意如何有效保护在朝华人的安全及其商业利益。因而采取的对策是，与朝鲜建立低层次的外交关系，保持商务关系，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不订两国条约。这种做法是传统的"天朝"在失去其外部环境后自我闭目塞听的独特表现。也就是说，不管中朝两国在国际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平行关系，顽固地只是承认对方是自主之邦，不以平行关系相待之。
1897年10月，朝鲜王国改制，称大韩帝国。在此情况下，韩国更注重原先宗主国的态度，企图通过遣使、订约的方式，得到清朝对其帝国的承认。韩国官员曾向清朝总领事唐绍仪试探，无结果。为此，韩国转向借助俄国、日本、英国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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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收到唐绍仪的电报后，第一次对中韩关系正式表示意见："所有派使、递国书、议约，韩使来京、递国书、觐见，均准行。"也就是说，无论是清朝派使、递国书、议约，还是韩国派使来北京、递国书、觐见光绪帝，皆为可行。从1896年派唐绍仪出任驻韩总领事以来，总理衙门与唐绍仪等人所进行的阻止中韩平等交往的一切，皆被光绪帝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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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君主"这一称谓提出疑问的，又是光绪帝本人。……由此可见，光绪帝在此事的处理上，放弃了"旧藩"的心态，改以西方各国的做法作为自己的标准。尔后徐寿朋奉到的国书，内容与前引国书相同，只是将"大韩国大君主"改为"大皇帝"。清朝于韩国旧日宗藩关系留下的阴霾，在徐寿朋的国书中扫荡得干干净净，两国在外交上完全平等。
……
徐寿朋出使韩国，是清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转折。昔日的"上国"开始学习以"对等"的方式与昔日的"属国"相交相处了。
1898年，即戊戌之年，是清朝外交史上的大灾年。德、俄、法、英先后强租胶州湾、旅大、广州湾、威海卫。在此期间，清朝还迫于压力，向日本、法国发出照会，表示福建、云南、广西不割让予他国，承认日法的特殊利益。英、俄、德等列强已抛开清朝，相互商量其在中国的利益划分。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清朝限于其国力，没有任何反抗，完全顺从了列强的要求。应当说，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清朝的外交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在这非常狭小的空间中，光绪帝虽企图有所表现，也只能在觐见的礼节、为德皇制作宝星、于日本的国书、召见伊藤博文、派往韩国的使节这些对当时及后来影响细小的事件上展开。正是在此细小事件中，可以看出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观念下的华夷秩序）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靠拢。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一）即便是在这些细小事件，光绪帝也已走得太快。在觐见礼节与派使韩国诸问题上，他与总理衙门、军机处有着不小的矛盾。传统外交的底色在清朝还没有完全退隐。（二）为德皇制作宝星、购置世界地图两事，又可以看出光绪帝前进时的出发地，还不在近代外交的界限内。他本人只不过是力图从传统迈入近代，处在两边交界处。由此角度观察传统外交在近代中国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传统深重的国度在向近代转型时的艰难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