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史氏按】戚氏谈帝党、后党与甲午战争的关系，不赞成"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简单概括，指出有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进一步指出"和"未必全错、战未必全对，这些观点是可贵的。不过，似乎对慈禧有些成见，将慈禧惩罚珍妃卖官之事，也算成阴谋手段，似值得斟酌。

戚其章谈"帝党主战，后党主和"

     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即在甲午战争中，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帝后党争史。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与汪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续备陆兵。"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就是说，将弭止衅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其实，这也是当时枢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幻想依赖列强从中调解，"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但这样保全和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一相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到7月14日，日本终于露出狰狞嘴脸，由其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送总理衙门一份照会，诬称中国"有意滋事"，并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就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慨。其实，早在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之前，有些官员已经觉察到日本包藏祸心，主张在军事上早为之备，采取主动。如御史张仲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夺日本骄矜之气"，"今既饬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仍当别练一军为绸缪之计。"侍读学士文廷式建议："应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光绪赞同此见，因有密寄李鸿章上谕称："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如今"第二次绝交书"的到来，自然会促使主战空气趋于高涨。
    　　7月15日，即日本送致"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特颁谕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日方针问题。光绪特命翁、李参加枢府会议，欲推动主战方针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16日，枢府会议，翁、李皆主张增派部队，先调东三省及旅顺驻军速赴朝鲜，而庆亲王奕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十分不满。据《翁同龢日记》称："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谓："（光绪）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　又于当天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军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翌日在上书房，翁同龢奏昨日事，光绪谓"添兵仍准讲解"。但有一个条件："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就是说，虽然决定增派兵力，仍不放弃外交的努力，以争取不战而和的机会，前提是日本同意撤兵。随后，光绪又私下告诉翁："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翁同龢日记》，第5册，2708页。可知光绪主战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的。正由于此，在朝廷内部，对和战问题的认识似乎取得了共识。津海关道盛宣怀电复湖广总督张之洞称："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尚合拍。"即指此也。
    　　两天后，即7月18日，枢府诸臣始复奏会议的结果，一方面称："倭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另方面，又讲了四层意思：（一）"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二）"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三）"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四）"现察倭人之意，以整理朝鲜内治、保其土地为主，只以中国允其商议不甚切实，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范。此时既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此奏实是中枢内部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虽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却是以和商为主，盖与会的多数王大臣尚幻想日本"有悔祸之心"也。此奏显然与光绪"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的意思相悖，但光绪没有表示不悦，只谕催李鸿章"速筹战事"，其主战之意可知。
    　　当时，许多主战的官员对枢府会议的复奏不满，如给事中余联沅奏称："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计必出于万全，事勿持夫两可。" "两可"者，系批评复奏首鼠两端，和战两歧也。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更条陈统筹全局集中全力击败日本方略，提出："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以必灭日本为成算，以一劳永逸为至计，以久大之量运之，虽三年克之不以为缓，以中国全力赴之，虽竭内地之人民财赋不以为惫，然后大功可收，全局可固。"其他坚持主战的官员尚多，毋需一一具引。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一直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保持秘密接触，还准备派特使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商谈和解办法。日本政府也表示不反对李的特使访日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69～70页。这是丰岛海战爆发前两三天的事情。李派特使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就是赂日。据李氏幕下的吴汝纶《复陈右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可知李派特使赴日不过是想在赂银的数量上讨价还价而已。所以，中枢内部和战两派的暂时妥协，并不表示在清政府内部和战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这时的和战之争也不能说就是帝后党争。
    　　以上情况表明，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内，由于日本在朝鲜屡次挑起事端，以伺机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因此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种主张的争论。光绪是主战的，而慈禧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作出一种主战的姿态，所以，将当时的和战之争和帝后党争看成一回事，也是没有根据的。
    　　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展和激化，其整个过程都与辽东战局有莫大关系。
    　　必须看到，对于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及敌我态势，慈禧并不真正了解，所以对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也缺乏清醒的估计，甚至有轻视之心。不仅战前她表示对日本的挑衅不准示弱，而且战争爆发以后，她仍然对前敌的抗战作出积极支持的态度。成欢之战后，直隶提督叶志超部败退北撤，自请严处，慈禧则传懿旨："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二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光绪也按慈禧的意思，以叶志超"卒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足以相抵"，其"所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及叶到达平壤后，慈禧又赏给叶白玉翎管等"以示优异"。还因叶部"进驻平壤，各军将士冒暑遄征，备尝艰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深宫轸念殊殷"，特发去平安丹40匣"颁给各军将士以示体恤"但随着的变化，帝后党争悄然开始了。
    　　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月28日到9月16日，是帝后两党初步较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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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阶段中，帝党积极主战，想扳倒一心主和的对立面，因发动主战派官员上奏罢黜孙毓汶和撤换李鸿章，然皆未成功。期间，慈禧还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预示着随着和战之争的发展，帝党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与帝党抵制未成的阶段。
    　　如果说慈禧在前一阶段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却急不可待地走到前台了。……尽管光绪采纳翁氏之言，否决了李氏的联俄主张，但慈禧却同李氏一样，都抱有联俄的幻想。所以，李电便成为后来慈禧探询和议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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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阶段中，慈禧公开走出来推行求和的方针，帝党虽加以反对，甚至进行抵制，帝后党争公开化了，但由于帝党自身的软弱性，难以扭转局面，在和战之争中后党稳居上风。于是，此后便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前方将士还在与敌人拼死搏战；另方面，后方朝廷却一心屈辱乞和了。
    　　第三阶段，从10月27日到12月28日，是帝后党争走向激化的阶段。
    　　日本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战火烧到我辽东地区，清廷大为震惊。10月27日天未明，忽有奏事官传慈禧召见枢臣。是日，慈禧"焦劳，色甚不怿，论军事语颇多"《翁同龢日记》，第5册，2744页。然君臣皆计无所出。面对如此危急局面，帝后两党都在急谋对策。
    　　此时，帝党仍然坚持反对议和……
    　　在此阶段，光绪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不得不暂时妥协。连一直反对议和的翁同龢也都变了语气，婉转地表示不反对议和，对慈禧说："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翁同龢日记》，第5册，2769页。由此可见，光绪名为亲政，并无实权，且性格软弱，根本不是慈禧的对手。这就决定了帝党失败的命运。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慈禧排除了乞和道路上的阻力，便可以放开手干下去了。所以，尽管此后仍有和战之争发生，但已与帝后党争无关了。
    　　关于甲午战争中帝后两党战和之争的性质，历来论者多有评说，观点各异。其中，最具影响的观点，是认为甲午和战之争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斗争，面对日本的侵略，一派主张抵抗，另一派则主张屈辱求和，故其性质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要对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作出判断，必须考虑到其时间与条件，并以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应该说，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日本蓄谋挑起战端，但还是存在有利于和的机会的，就看能不能及时地抓住。如早在战争爆发的半个月前，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默察朝鲜形势，认为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上策，力请"班师"，速"派轮接队内渡，免起衅端"。并致电李鸿章称："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7～8页。这个建议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在军事上已失先着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战略退却是惟一切实可行的选择。若此建议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地位。从甲午战后日本在朝鲜的狼狈处境看，如果当时清军及时实行战略退却，对于日本的战争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而日军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势所难能了。但李鸿章未能采纳此策，错过了这次有利于和的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时人洪弃父批评李鸿章"误国"有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所谓"望和"，即"专望日本之可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2册，378页。聂士成建议"班师"之日，正是李鸿章"望和"之时。这样就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日本，使其"先发制我"。聂士成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其后，张謇奏参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黄：《花随人圣摭忆》，448页，良有以也。当然，在日本侵略者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之后，时间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主和派成为失败论者，他们还要去一心乞和只能是屈服和投降，是绝对不能肯定的。
    　　同样，对主战也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主战派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大致说来，主战派的议论可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速战论。认为日本是小国，人力不足，财力匮乏，与中国无法相比。……把国之大小与国之强弱完全等同起来，否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因此做出了速战速胜的错误估计，在战争实践中是必然要碰壁的。
    　　第二种，是奇攻论。奇攻论者也主张速战，但认为可以奇攻奏效。……
    　　第三种，是持久论。日本丰岛袭击北洋舰队后，驻英公使龚照瑗及时向李鸿章建议："合中全力，立不休之计，水陆稳战，进退自由，北和俄，南拒倭，不急功，不示弱，久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569页。户部右侍郎长麟也主张："与倭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54页。驻德公使许景澄也将德国军事评论家的意见电告总理衙门："倭饷内绌……惟觊悉锐速战。中国宜先守后攻，以持久困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149页。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呢？当时，英国海军情报处曾专门研究过中日军力的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同时抓紧按照欧洲模式重新组织军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用持久战来战胜日本是惟一可行的办法，这已成为中外有识之士及军事专家的共识。
    　　越是到战争后期，通过辽东诸役的实践和反思，持久论者的认识越是深刻，也越有信心。如南洋大臣刘坤一在战争爆发后即认为："现在兵端已开，务在痛予惩创，即使刻难得手，亦可以坚忍持之。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到《马关条约》签订后拒和备战思潮兴起时，他更明确地提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提督唐仁廉亦认为："倭国贫瘠，岁不敷出……反复兴师糜饷，势将在速战，久必不支。……我即定三年军期，不战而专事守，彼亦未有不穷蹙而亡者。"他甚至提出以赔款移作军费，树立长期抗战的思想："移此以养兵，则兵足以胜；移此以购械，则械足以胜。即移此作十年军行计用，以老其师，糜其饷，彼区区岛夷，亦必罄厥财赋穷蹙而亡。"应该说，通过总结战争实践而提出"坚持战局，以十年为期"的长期抗战思想，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前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William　M.　lang）曾经预言："中国言战，可百年不匮；若倭人战，不十年必亡灭矣。"文廷式颇以此言为是："旁观论势，确有明证。"许多持久论者亦同此见。如谓：敌人"外强中干，必不能久"，"与我构兵八九月，所费以亿万计，债负累累，情见势绌。战虽胜而力已竭，其不能与我持久明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就今日形势而论，我以主制客，以大御小，彼之兵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我之兵不下二十余万，我虽偶败，兵可召募日添，彼若久战，精锐可渐销尽，彼以数岛之地，负债以供军饷，势难久支，我以十八省之地，尚能设法筹饷，不至困乏……战则人心激而愈奋，人才练而愈出，稍能持久，终可决胜。"因此，"倭人虽横，然数月以来，所得不过近海沿边数城之地，且又不能尽守。是得失之形未必其相远也……持之数岁，亦未必能尽得。"从而断言："今日之势，战则犹有可转之机。"持久论者的这些分析是确实可信的。当时有不少西方人士都指出了这一点。如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争拖长下来，也是危险的。"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P.　de　Poer　Trench）也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报告说，日本人已经"看到了长期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危险性和不利因素，意识到持久战将在资源方面给本国造成严重负担"还根据所得情报指出："尽管日本人强作欢乐，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除此之外，在今后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日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出现的严重危机使英国舆论一度倒向中国，认为"日本已筋疲力尽了"。甚至连先前偏向日本的《泰唔士报》也"正在改变论调，现在认为继续作战对中国有利"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清政府最高层对抗战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准备接受任何空前丧权辱国的和议条款，因此对已经开始出现的形势转机视而不见，也就没有可能去接受持久论者的正确主张了。
    　　由上述可知，对主战派的一些建议和主张不能笼统地都给予肯定，应肯定的只是其持久论。持久论的提出，是近代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一项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兵学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遗产。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便成为尔后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理论指导和克敌制胜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当时来说，持久论的传播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高。这样，甲午战争后期兴起的拒和主战运动便增加了要求维新变法的内容，到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更使这次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实际上是维新运动的起点和戊戌变法的先声。所以，对于辽东诸役之后趋于成熟的持久战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