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中国战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此论者多有论列，见仁见智，各有说辞，皆给人以启迪之益。所不足的是，对战争结局与海防观的关系问题，鲜有论者。 （一）战前中日海防观念之比较
     海防论或海防观作为海军战略的理论，其核心是海权问题。中日两国 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 技"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 承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自在意料中了。
    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陆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团并重，不一而足。……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级代表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专为洋面游弋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守于陆"的主张相比，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可见，他的海防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陆"，实际上仍未跳出海岸自守口主义的窝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1875年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争雄于域外"。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
    18794发生的日本并吞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注。是年秋，刚从外国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成、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李鸿章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氏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 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制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当时，以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相信"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姑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掩护陆军前进，与敌抗战，或炮击敌国重镇，或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务复杂，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并强调指出："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史乘往例乃其雄辩明证也。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政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陆统筹兼顾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未起，而仅从中日海防观及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看，其优劣高下优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二）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是一次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竞属于谁。所谓制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了争得海上行动的主动权，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贸彻既定的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编为联合舰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继之进行内部改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随时机动之需要；二是相机谋取舰队之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将前进根据地从朝鲜西海岸北移，以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掩护陆军陆续登岸，以实现"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
    与此同时 日本联合舰队还采取了谋取海上主动权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 冒挂第三国舰旗。……靠冒挂第三国旗的手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不光彩，却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无顾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这样一来，北洋舰队反而处处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海上行动的主动权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其三，制造直隶海岸登陆的假象。……日人施出一个小小的手法，就逼得北洋舰队凭空地去捉迷藏，东寻西找而一无所获，怎不处于被动的境地。？
     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从战争爆发迄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双方都还未掌握制海权，但由于日本海军采取了上述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赢得了海上运动的主动权。 与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直到战争打起来以后，在清政府内部仍未形成统一的作战计划。朝中的主战派官员也好，李鸿章本人也好，都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故不可能制订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海军与日本相比较，其优势有二：一是有700O吨级的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为日人所畏惧；二队二是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若集中领导，进行统一编队，其攻防力自必将加强，有利于争取海上主动机 日本大力营在制订"作战大方针"时，其主要的顾虑也正在此。但是，若将北洋舰队单独与日本海军相比，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样一来，北洋舰队除两艘吨位大、装甲厚、重炮多的铁甲舰外，其余在数量、总吨位、舰龄、航速等方面皆有逊色，而速射炮一项尤为日方所独长。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Feemantle）评论说："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足以说明，如果清政府能够扬长避短，发扬已有之优势，制订正确的海军战略战术，是完全可能争得海上主动权的。
     将全国四支舰队集中编队，统一指挥，像日本海军所做的那样，这是个看似容易做到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难题了。……，李鸿章却不这么看，他以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动方向，不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舰分防台湾，而且还想从北洋抽调军舰赴台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只能独力抗敌，正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博倭人全国之师"了。
     退一步说，即使单靠北洋舰队自身的力量，只要战略战术对头，也不是不可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若能采取积极防御与相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清军控制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渤海海口基地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的希望的。但是从战争爆发之前看，李鸿章即倾向守势，甚至盲目自信，……事实上，当朝鲜形势趋于紧张之际，丁汝昌每次率舰队出海游巡，李鸿章总要提醒他不可冒然接仗，"此不过摆架子耳"。7月22日下午，丁汝昌拟率海军大队赴朝鲜牙山，认为"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并表态说："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唯有相机而行。倘倭既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李鸿章复电虽称"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并讥丁胆怯，但他自己也并无把握，所以令丁不必出海，结果发生了25日济远等舰在丰岛被袭事件。否则的话，海军大队如按原定计划出海，当不致吃此大亏。26日，即丰岛海战发生的第二天，李鸿章为装样子，始令丁汝昌率舰出海，却又谆谆嘱咐，"汝即带九船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
     此后 战局的发展，李鸿章也始终未放弃消极的守势战略。对于李鸿章的做法，丁汝昌是极为不满的。当7月23日制止海军大队出海的当天，丁汝昌在致友人书中写道："……"由于李鸿章的朝令夕改，致使丰岛首战失利。不仅如此，丁汝昌此前提出以朝鲜大同江口为前进根据地的计划也为李鸿章所否定。丰岛自战失利后，谕旨严责，言官交弹，都把责任归诸丁汝昌身上，他有口难辨，只能通过书简向友人倾诉：……在消极的守势战略指导下，战守皆失其宜，也势所必然了。
     李鸿章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保船"二字。山本权兵卫有云，"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睦算。"而李鸿章却仅仅把海军看成足一种单纯的威慑力量，至于夺取制海权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他很不放心舰队出海作战，因为他认为："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近畿门户洞开 。牙山军覆，何用海军复被摧折？"其畏敌心理暴露无遗。这正是李鸿章海军战略的要害所在。对于他的"保船"，还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
     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情事相同。观于前次我海军大队游巡大同江口，彼即乘虚而来窥威海、旅顺，迨我海军回防，则倭船即日引去，敌情大概可知。……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
    听起来似乎倒也头头是道，但主要的问题在于，靠消极防御的办法来"保船"是不可能将船保住的，又怎么能够"制敌"？
     日本舰队第一次扰袭威海后，李鸿章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电嘱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应全出口迎剿。"清廷也因有"日本俟我防懈，必有猛攻大沽之举"的传言，严谕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这就等于认可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战略从而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
     （三）丧失制海权与北洋舰队的覆灭
    在整个甲午战争进程中，战争初期十分关键。因为在战争初期，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多次采取攻势的机会的。事实上，丰岛海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方面还没有在朝鲜站稳脚步，而往朝鲜运兵又需要海军护卫，故不希望双方舰队及早决战；另一方面一时尚不完全了解北洋舰队的意图，故暂时不敢运兵从任川登岸，而将联合舰队的临时锚地设在朝鲜西海岸的南端，以便于进退。所以，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北洋舰队在此时采取进攻行动都是有利的，而且有多种可供采择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一）在7月28日以前，北洋舰队出动掩护，运送五六营或更多的清军精锐从牙山登陆，以增援牙山驻军，不仅会避免成欢之败，甚至可能取得陆上首战之捷。（二）在8月5日以前，趁日本大岛混成旅团南下尚未回师之机，也正是汉城空虚之时，北洋舰队以主力战舰进扼仁川口，并护运10余营劲旅登岸，兼程突袭汉城，不仅该城唾手可得，且可断大岛混成旅团退路；再檄聂士成所部清军从南夹击，朝鲜战局必为之改现。（三）北洋舰队在此期间完全有能力控制江华湾，因日本联合舰队在此处仅有少数船只往来，且其中多是弱舰，对其发动袭击，必可沉其数舰，给敌以沉重打击，有利于我掌握黄海之制海权。由此可见，在战争初期，正是北洋舰队采取攻势的大好时机，而却未及时捕捉而稍纵即逝，终于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中国方面既自动地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日本海军便一面将大量陆军和辎重护运至朝鲜，为发动平壤战役做准备，一面封锁大同江，以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根据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联合舰队的下一步棋，就是寻找时机与北洋舰队决战了。黄海之役，实为中日海军主力的一次大决战。如果说前此是中方自动放弃黄海的制海权的话，那么，日方便是通过此战夺得黄海的制海权的。
    经过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力量大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已经无法"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了。李鸿章苦思无计，这才想起了当初龚照瑗从南洋调舰的建议，并示意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电翁同龢、李鸿藻，乞助成此事。其电云："目前倭以全力图犯渤海，必不旁及南洋，可否请旨电饬南洋、台湾，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清廷决定"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南洋大臣刘坤一则要求免派，复奏称："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饷源所在，必须格外严防。……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再四思维，各船实难暂离"李鸿章亲自致电乞请，也无结果。后形势愈趋危急，清廷再次降旨调南洋四轮北上，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虽不拒绝，却要求北洋派人将四舰管带全行更换，再率以北行。实是以此借口拖延不办，龚照瑗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鸿章仍然寄希望于"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的方针。所谓"严防渤海"，其实办法无多，只能令北洋舰队游弋威海与旅顺之间。当时，北洋诸舰尚在旅顺上坞修理，不能整队出海。李鸿章电令在旅顺疗伤的丁汝昌，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他还特意要求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先"择要修理，如炮台等，其木板舱房各件可缓"，只要能早日出海就行。相信"此二船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人，关系北洋全局其大"本来，他的"严防渤海"方针就不是以实力为基础，又无别的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是摆摆架子而已，而随着旅顺口的陷落，最后连空架子也摆不起来了。
     日本在辽东得手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了进攻威海卫和攻略台湾的新方略。此后，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登陆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后，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其中，来远在黄海之战中受伤最重，到旅顺紧急时才修好一半，因怕被敌舰堵在口内，勉强驶回威海。镇远舰又在驶回威海入口时被礁石擦伤，连修一个多月勉强补塞，已难出海作战。这样，即使想采取守势也绝无可能了。鉴于这种情况，朝廷谕李鸿章悉心酌筹。于是，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方案。丁汝昌与洋员水陆诸将合议后复电称："倭兵若渡兵上岸来犯威防，必有大队兵船、鱼雷艇牵制口外……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堵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来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全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要之，（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这个"舰台依辅"方案，就是水陆相依方针的具体化。李鸿章认为"似尚周到"，井得到朝廷的批准。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北洋舰队被迫采取从近海防御退到守御海口的"舰台依辅"方案，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方案必须有后路的保障，……然而，此建议的战略意义并未为朝廷所重视，反而受到种种干扰，以致未能顺利实施。及至威海陆路失守，"水陆相依"巳无可能，港内的北洋舰队也就很难久撑，终于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通过中日海防观及海军战略的对比，可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打败，事非偶然。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挥的能力。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下，后者尤为重要。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北洋海军却一开始即采取消极方针，自动把海上主动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不少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只能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其后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覆灭。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创建海军，也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满足于浅尝辄止，缺乏真正搞上去的决心，并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掌握，以致与长达近30年的发展海军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成为这场历史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