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关议和     1.不得不应的差事
     ……李鸿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应命而已。他赶紧赴京议事。皇帝召见多次，也与其他有关重臣们一道商讨。根据田贝转达的日本方面的条件，另派大臣议和，除了答应"偿兵费"、"朝鲜由其自主"外，还必须有"商让地土"即割地一项，并且，来者须有"办理条约画押之全权"，否则，就干脆别来。对于清朝来说，要想再维持与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可能的了，赔款也是早就知道不可避免准备应允的，最感要命的是割地，所谓"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现在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从皇帝到大臣，谁也不愿意先明确同意此事。翁同龢更是坚决反对。李鸿章将作为谈判的当事人，当然更知道此事的要害，他何尝想独担其责，便要求翁同稣与他一道赴日(他一定有这样的心里话：你家伙嘴皮子在家里这么硬，到谈判桌上看看如何！），翁同龢一听就急了，赶紧推脱："若我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推辞，今以生手办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看，这当儿竟不惜服软了，不知前不久他赴津"宣谕"时的那副气态哪里去了?李鸿章这时也表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连翁同稣听起来也觉得他"语甚坚决"。若真是这样，改派的使者再白跑一趟，议和不成，日军向北京进攻（日方屡屡这样威胁)，事情不就更可怕了吗?于是，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割地，朝廷也只能原则性应允。以往极力反对的大臣，这会儿多也闭起了嘴巴。李鸿章对上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尽管表示了"闻命之下，何胜悚惧"，但心里明白与日方谈判的最起码"底线"有了。于是，他在出行前的上奏中，这样筹议交涉事宜：
     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竞不与通融，势难解纷纾急……(谈判中)当相机迎拒，但能争回-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皇上轸念生灵，不恤俯从群议，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
     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的差事就是这样落到李鸿章肩上的。他膺任之际复杂而又无奈的心态从上述情况中自可反映出来。
     2．前三场谈判和突挨黑枪
     3月14日(二月十八日)，李鸿章一行从天津乘德国商轮前往日本。自然界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中国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大片疆域，却仍处在兵燹的深重灾难之中，血浸大地，火燎云天。整个中国朝野上下，也都被悲怆的浓云笼罩着。肩负特殊"使命"的李鸿章，自然更难有轻松的心情，轮舟东渡，骇浪拍心。73岁一老翁，此去此行知何如?
     19日，他们到达日本马关。第二天，便在春帆楼(此后历次谈判及最后签约都在这里)，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开始了首场谈判。尽管是敌对的交战国代表，外交礼节上的寒暄自然也是少不了的。这个环节之后，双方进行了"全权文凭"的互认。进入谈判话题，伊藤博文说："中堂奉派之事，责成甚大。两国停争，重修睦谊，所系匪轻。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彼此订立永好和约，必能有裨两国。"一口"外交辞令"，说得怪好听的，但他的心里一定在狞笑。李鸿章似乎还想以同洲、同种、同文的关系来感化对方，为乞怜作个垫铺。他说："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伊藤博文听了，表示此论"甚惬我心"，他说，10年前在天津谈判的时候，我就曾谈及，可中国的情况怎么至今没有变化呢?李鸿章把日本在伊藤博文辈的治理下，获得"日新月盛"发展的情况大大赞扬了一番，说中国"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并表示了对日本的羡慕。随后，双方又相互询问和谈论了各自施政和相关人员的一些情况，约定明日午后再谈。可见，这首次会谈，基本上属于"礼节性"会晤的"便谈"，尚未接触多少议约的具体问题。
     第二次谈判按约定时间举行。内容主要是停战问题。事先，李鸿章已向日方提交了《停战节略》拟稿，这次谈判开始日方就宣明答复意见，提出，停战要以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地方作为"质押"。李鸿章为此大感惊愕，质问："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中竟欲占据?"伊藤博文回答："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争论了一番，日方坚执其见。李鸿章无奈之下也不免愤懑，说："中日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陵逼太甚!"他又说："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为直隶所辖，如此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伊藤博文回答："中堂以贵国计，故议停战；我为本国计，停战只有如此办法。"李鸿章求对方务再想一办法。伊藤博文答："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此言虽说霸道，倒也实在。李鸿章也就"公理"论事："议和则不必用兵，故停战为议和第一要义。如两国尚相战争，议和似非诚心。"伊藤博文说："若论停战，应有所议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搁起。"李鸿章问："现如不议停战，议和条款，可出示否？"伊藤博文反问："中堂之意，是否欲将停战节略撤回，再讲和款?"李鸿章说，是你们所拟定的停战条款，实在难以照办啊!他又向伊藤博文讲了如此一番"大道理"：
     我两人忠心为国，亦须筹顾大局。中国素未准备与外国交争……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如天津、山海关系北京门户，请贵国之兵，不必往攻此处。否则，京师震动，我国难堪，本大臣亦难以为情。且此次争端，实为朝鲜起见，今华兵业已退至奉天，贵国之兵惟尚未到直隶耳。如贵国之兵即不往攻天津、山海关直隶地面，则可不必议及停战，专议和款。
     李鸿章显然是想，既然议停战条件日方反要占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而这三处目前尚未被日军占领，那么，若是日方答应不向直隶推进，何必先议停战反而招事呢?但日方更不是傻瓜，岂甘心让你拣得"便宜"?这不，伊藤博文又乘机威胁了，他说："战端一开，伊于胡底，讵能逆料?"看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使日方稍许让步的结果，李鸿章遂作了"停战之款万难应允，姑且搁起，即请会议和款"的明确表态。伊藤博文让李鸿章再加考虑，李鸿章说那就得迟几日再复，伊藤博文限定"三日必复"，并且说"愈速愈妙"。第二场谈判就这样结束。
     第三场谈判于3月24日(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开场直触清方关于是否还议停战条款的正式答复。李鸿章宣明，停战之议"暂且搁起，我来时，专为议和起见"。伊藤博文取出卷烟，有意延长时间细细琢磨李鸿章的用意，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绵里藏针地叮问李鸿章是否真为"诚心讲和，重修旧好"而来。李鸿章赶紧表白："我已年，从未外出。今本国目睹时艰，且知我与贵大臣有旧，故特派来，此足证我国诚心议和，我不能辞。"伊藤博文又进一步敲打："所议之事，一经议定，必须实力践行。查贵国与外国交涉以来，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国以此事所关重大，派我来办，凡已应允者，必能见诸施行，惟望贵国亦然。"李鸿章就此亦作了一番辩解，然后就议和之事陈说："我忝派钦差头等大臣，此次进京，召见数次，实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训条。前屡与贵大臣言及，日后和款必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为。果可行者，即当应允；其难行者，必须缓商，断非三数日或可定议。请贵大臣即将和款出示。"伊藤博文说要到明天交阅。李鸿章与卜定丁具体时刻。
     然后，双方就战、和之事进行了好一番议论。伊藤博文说到，本来"争战之始，议和甚易"，意思是中国错过了机会。李鸿章则说那时自己是愿意"息争"的，但"事多拂逆，时会使然"。伊藤博文感叹：像两人走路一样，当初"相距数里"，"今则相距数百迈，回首难矣"！李鸿章说："少走几迈不亦可乎?纵令再走数千里，岂能将我国人民灭尽乎?"看来他又有些抑不住激愤了。伊藤博文说他们国家"万无此心"，所谓战者，是削弱对方军事力量，"与两国人民毫无关涉"。他这显然是睁者眼睛说瞎话，日军在侵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的祸害岂不是罄竹难书的吗?李鸿章自然不敢这样去揭露对方，只是顺其话头为议和张本："现国家已愿和矣，自不可战。"在往下的议论中，他又想借别国定会干涉的由头，为日本在"议和"约款中必会要求的割地预设一道防线，当然日方此时决不会买这种账。
     想不到，就在这场谈判结束，李鸿章回寓所快要到达的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突然有一个日本人从旁边的人丛中窜上来，在距李鸿章所乘轿子仅五尺近的地方，向他开了一枪，然后飞快逃去。警察赶紧追捕，将他逮获。李鸿章被枪击中，弹头将其左眼镜片击破，进入左眼下方，顿时鲜血淋漓。轿夫们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呆了，警察强促之抬起轿子急赴行馆，仗剑驱逐着欲上来围观的人们，护拥着轿子前行，生怕再发生新的意外。到了不远处的寓所，李鸿章已经昏厥。急招来的医生们赶忙查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弹头没有深入脑部，也没有伤及眼球，他们赶紧处理伤口。清醒过来的李鸿章，忆述了遭击时的情形。
     这一事件使日方颇为紧张，严密地加强了李鸿章居处的保安措施，过了好几天，没有发现新的谋杀迹象，才确定这次事件只是极端分子的个人行为，而非"乱党"有组织的行动。通过对案犯的调查审讯，知他叫小山丰太郎，26岁，无业平民，最后以"谋杀未遂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日本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应该说并非敷衍，它的紧张也不是故装的。无论它作为战争的胜利者是多么骄横和狂傲，但谈判期间发生枪击对方"全权大臣"的事件，总是令国际社会震惊的乱事和丑闻，会给其造成外交上的负面影响，对当下的谈判也会产生消极因素。所以日本仍是从维护其本国利益出发，要设法将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它一方面对李鸿章表现出关心备至的样子，精心的医疗照顾之外，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高官大员们也亲自致歉和慰问，并知照宣明。李鸿章对此则有"感戴之至"的表示。就算即使外交礼貌上的言辞也未免有点过头吧，他从内心里对日方于此事的处理恐怕也真是比较满意的。另一方面，日方在谈判之事上也表现了策略性地一点"让步"，就是放弃了前行谈判中坚执的令中方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苛刻停战条件，同意先行签署停战协定。
     这算是以李鸿章险些丧命为代价换来的一线"转机"吧。无论如何，他是为国家谈判挨的枪。并且，伤未愈合他就急不可耐地继续投入议和工作，当时医生建议施行外科手术取出弹头，只是那样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因此为李鸿章所拒绝。他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不割取弹头)。"有人看到他受伤流在衣服上的血迹，有"此血所以报国"之言，他听了"潸然出涕"，说："舍我命而有利于国，我也毫不吝惜啊!"不能不说有些"为国献身"的精神。为了不致拖延谈判时间，他真的未取弹头，而缝合在里面，以至留有后遗症，也成了跟他终生的"纪念"。
     3．"转机"后的续谈
     停战协议既定，在李鸿章疗伤期间也得到了日方提出的和议约稿。这个约稿内容上是非常苛酷的。日方限伤病中的李鸿章四日内答复。李鸿章"力疾逐细查阅"，分"四大端"回复了意见。一是关于朝鲜问题。日方不但否认中朝"宗藩关系"，而且要借朝鲜"独立自主"的名义置于其控制之下。李鸿章申明，中国在几个月前即"欲认保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局外之国"，实际上等于原则上认可了日方在这方面的条款。二是"让地"问题。对割地给日本的条款，李鸿章这时尚不表明确认可，建议改成"永远和好彼此援助之约"。三是"兵费"即中方赔款问题。李鸿章认为日本要求(初为三亿两)过多，中国财力有限，无法负担，请求对方"详细思之"，予以酌减。四是"通商权利"问题。李鸿章明言日方提出的"情节极为繁重"，从税则的苛刻，到日方在华设厂制造等项，都一一进行了剖辩。
     日方对李鸿章的函复极不认可，说其不过是缕述中国国内情形，请日方更加察酌，不是回复日本政府所具条约的意思，也没有说明如何商酌，而中国国内情形如何，不是议和当中需要讨论的，这是"战后索款，自与寻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论"，要李鸿章按条款的内容具体答复。随后李鸿章提出拟改约稿，在最主要的割地、赔款事项上，割地允奉天南边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厅四厅州县和澎湖列岛地方，赔款允一亿两。
     4月10日(三月十六日)，伤口初步愈合的李鸿章，与日方代表进行第四次谈判。这次陆奥宗光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一开始，伊藤博文礼貌性地询问了李鸿章的身体情况，李鸿章也问询了陆奥宗光。而谈判一接触正题，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伊藤博文的态和空气非常强硬，不容置辩，一下子把李鸿章弄到了非常尴尬和被动的境地。且看他们的这段对话：
     伊云："现谈应办之事，停战多日，期限甚促，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预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过时光……中国为难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备节略，将前次所求，于中国者力为减少，所减有限，我亦有为难之处。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云："难道不许分辩?"
     伊云："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云："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
     伊云："时限既促，故将我所能做到者直言无隐，以免多方辩论。否则照我前开约款所开，必须辩论到十日之久，方能减到如此。"
     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不放弃争辩。对于赔款，日方的"改定约本"中降至两亿两，李鸿章还是坚持"为数甚巨，不能担当"。伊藤博文说："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李鸿章要求"还请再减"。伊藤博文回答："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李鸿章极力陈述中国的困难，而伊藤博文则说中国"财源甚广"。大概李鸿章是想让对方从设身处地的角度去考虑吧，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得体的话来，他反问伊藤博文："中国让你为首相何如？"伊藤博文"当仁不让"地接道："当奏皇上，甚愿前往。"李鸿章说："奏如不允，你不能去。你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说来说去，没有结果，李鸿章又就分次交款及息款办法来辩，想通过迂回的途径达到实际获减一点赔款的目的，伊藤博文还是处处堵截。又议及割地问题，李鸿章对日方约本中指划的辽东地方中，要求将营口除外，特别是对日方要割台湾的要求坚不应允。伊藤博文见李鸿章反复争辩，则说"为时太促，不能多辩"，对日方所改约稿，"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算驳还"。这样，翻来覆去不知有多少个回合，还是回到了日方所谓"尽头条款"的原点。李鸿章仍不甘心，直到这次谈判结束，两人握手告别的一刻，他还求伊藤博文"将赔款大减"，对方"笑而摇首云不能再减"，这样散场。
     到五次谈判4月15日(三月二十一日)举行，陆奥宗光还是没有参加。前一天，李鸿章曾派他的儿子也是"全权大臣"的李经方与伊藤博文面谈各节，伊藤博文仍是"毫不放松，不肯稍让"，这时他重申："我早已说明，已让到尽头地步，主意已定，万不能改，我亦甚为可惜。"李鸿章说自己的处境窘困，自去年即遭满朝言路屡次纠参，今"如此狠凶条件签押，又必受骂，奈何"?伊藤博文说："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李鸿章说："事后又将群起攻我。"伊藤博文道："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有，境地亦然。"李鸿章说："此固不论。我来议和，皇上令我酌定，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请贵大臣替我细想，何处可以酌让，即如赔款、让地两端，总请少让即可定议。"伊藤博文仍一口"已尽力让到尽头"，并揶揄道："议和非若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李鸿章还不放弃"争价"，说："日前临别时，(赔款）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此能让，全约可定。"伊藤博文拒不答应。李鸿章又说："五千万不能，让两千万可乎?"伊文照样坚决不应。李鸿章说对方"办事太狠，才干太大"。伊藤博文"回敬"道，"若与中堂比才，万不能及"。
     李鸿章见削减赔款无望，又要求说："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伊藤博文寸步不计："两件皆不能稍减，屡次言明，此系尽头地步，不能少改。"李鸿章又以稍减作为"贵大臣留别之情"为言，伊藤博文说是前已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李鸿章心里必不免发恨了，说："如此口紧手辣，将来必当记及。"接下来，就赔款的方式、办法和台湾的割让事宜问题又争议多时。再接下来，李鸿章就约款中几处无碍宏旨的具体问题提出修改意见，伊藤博文倒是比较痛快地答应了。这样约文既定，又就关于签约、换约等一些具体事情讨论了一番，第五次谈判结束。剩下的只是签约仪式了。
     4．签约和随后的厄运
     从上边展示的中日双方代表"马关议和"的情节中，可以看出日方的强硬和李鸿章的无奈。不过，李鸿章并没有放弃尽量争取少丧失一些权益的努力，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争议，甚至不顾颜面地乞求，所谓"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由衷之想。至于限于特定条件实际效果不彰，他个人亦无回天之力，那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还需看到李鸿章另外一条途径上的操作。尽管他是"全权钦差头等大臣"，有着在外"便宜行事"的授权，可他决不轻易自行做主。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大事，他敢自行做主吗？他愿自行做主吗?谈判桌上，他代表清政府说话。谈判桌下，他则通过电报形式把谈判情况随时向请廷报告，请示机宜。特别是割地、赔款等要害事项的具体事宜，都须得清廷明确允准的答复，他才对日方应允。是说他"老道"还是"圆滑"?是说他谨慎还是胆怯?是说他"尽忠"还是自保?都有吧，化合在了一块儿，剔不清的。
     总之，一切都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和认可(这时在此等事情上，慈禧太后退后了，"放权"让光绪皇帝主张，她还时不时地唱几句"不割地"之类的高调，戏演得真好)。可以由他这个"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在前台与日本签约了。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决不应忘记的一个国耻日，这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画押签字了。一条空前沉重的锁链加在了中华民族伤痕累累的身躯上。
     《马关条约》共十一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要点为：中国承认"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之主"，废除原有中朝宗藩关系；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因为日本割得辽东半岛有碍其他列强国家的侵华利益，随后在俄、法、德三国的出面干涉下，日本放弃，但要由中国加付三千万两的"赎费")；中国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得在此设立领事；日本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设厂制造，产品免征各项杂税；交换俘虏，中国即行释放所逮日本间谍或嫌疑人员，宽贷"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亦即汉奸(次年，又据该约规定，签订《通商行船条约》，日方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空前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
     在这个条约的议订之中和签定之后，中国朝野上下反对和抵制的呼声连连不断，维新救亡的运动也随之兴起。甲午战争和《马关条对中华民族的刺激是空前的!
     李鸿章作为甲午战争清方参与决策和部署指挥的重要人物，他对战争的失败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他作为《马关条约》议订中的清方的"全权"代表和主要的签押人，这个角色当然也永远抹不掉历史注定的那份罪责和耻辱。问题是，当时的朝中千夫所指、万人齐骂，"独罪"李鸿章一人的现象，却不能不让人深思：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能是他李鸿章一个人的责任吗?能是他个人能够左右大局、翻转乾坤的吗?能说是他个人存心或失误所主导造成的吗?
     不错，在作战的部署和指导上李鸿章有错误，但又毕竟是他直接统辖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充当了清方参战部队的主力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他和所统的军队不中用?可以比较：议和前夕，光绪皇帝曾令湘军6万人出战，以曾慷慨主战的湘系宿老刘坤一为统帅，其军不是在辽东战场上为日军一触即溃、全线瓦解吗?那么，说李鸿章议和妥协、软弱昏聩吗?也可以比较：日常似乎颇显持正为国的翁同龢，为什么李鸿章"玩笑"般地邀他同去议和，他一听之下，便窘急之至、赶紧推辞呢?说也是，抢功避谤，人之常情。可明知遭谤的事情终也得有人去承当啊，李鸿章去了。
     结果当然难堪。朝臣们自然不敢骂老太后，也不敢骂光绪皇帝。在那个年头，圣上一切都是对的，错都在臣下。于是，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连那些事急之时局外旁观的"闲臣"们，事后也可以"义愤填膺"地出骂了。而李鸿章呢?他有何能辩!且听他在签约之后向朝廷的奏陈中所言：
     皇上灼知时局，计息战争，简畀微臣，任以专使。臣何暇为一身之计，以重九重之忧?……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能稍蕺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两万万两；(割地)奉天以南虽退出多处，而营口至金(州)、复(州)一带不肯稍让；台湾兵争所未及，而彼垂涎已久，必欲强占……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恐怕这算不上"狡辩"，大旨上该是悲切沉痛的肺腑之言吧？他也算"知趣"之人，从日本回来就拟"请假"隐身津门。在写给朝廷的"请假条"中这样说："自抵日本马关后，迭与该国全权大臣伊藤、陆奥等会议，归途被刺，晕绝复苏。虽经洋医调治二十余日，左颊创口得合，而流血过多，枪弹深入，未能取出，头面脉络千掣不舒，血气日衰，饮食遂减，夜卧久不成眠。复以该国要求无厌，臣更番驳辩，力竭神疲。兹为大局起见，遵旨即与订约，而约款多不如意，愤恨填膺，归舟复遇大风颠簸，困惫难支。"此后，他在所遭唾骂不断中度过数月，到8月(七月)间，就有让他在京人阁办事之旨，而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实授于王文韶，实际上就是把李鸿章闲挂了起来。
     甲午战争的败局和马关签约之事，可以说是李鸿章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跌落点。他自己有这样一番评说：
     余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听来，此老也算旷达，不钻到个人一时的荣辱得失的蜗牛壳里出不来。当然，世态的炎凉恐怕是他这个时候体味最深的。不过，即使当时也有理解他的人。像记下上引他这番话的吴永就是一个。还有做李鸿章多年下属(但又不趋炎附势)也是安徽老乡的吴汝纶，对他有"少时敏手事澄清，老作中朝万里城"之评，而对他甲午后的遭遇似颇有不平，有云："公(指李鸿章)功所积，谤亦丛集。众聋独昭，毁异安习。附者妒能，污者横击。期欲败公，而国岌岌。开怨近邻，败若朽拉。出疆议和，遇刺及睫。生归困谗，威脱权劫。"如果说时人尚有易受个人感情因素影响之嫌，那么今人自当具历史主义的识见。赵朴初先生生前以《读史》为题的组诗中，有一首即这样写道：
     昔年甲午战，唯有直隶当。
     一省抗一国，寡弱敌众强。
     诸藩壁上观，独罪李鸿章。
    按照诗的自注，"诸藩壁上观"系指"当时两江、两湖、两广等总督皆拥兵坐观"。无论如何，"独罪李鸿章"，算是一种历史的不公吧?如果说这在当年还有着现实的无奈(不能归罪"圣上")，在今天，就没有理由不戒除这种片面。

摘自《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董丛林 团结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