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和戎观"的内容分析
     还是回归到时人"一生功过在和戎"的评断来说吧。当然，李鸿章的"和戎"并不是能决定其一生是非功过的惟一方面(其他方面下一小节中简论)，但又不能否定，它起码是重要方面之一。对此，仅靠从感性层面"直觉"自然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对其"和戎观"有个理性化的探讨。
     其人的"和戎观"，固然有一个逐步形成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但从大致趋向和基本形态上着眼，还是可以看出一个相对稳定的构造体系：--"变局说"为其生发基础。"外国猖獗"，"千古变局"!李鸿章的这一感叹，可以作为他变局观的基本概括。面对列强各国在华"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势，李鸿章惊呼：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遭逢者乃"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敌强在哪里？他的回答是主要在其"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李鸿章还认为，"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为"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对变局的必然性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必然的变局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外交方面尤为直接和突出，今昔情势别若天壤。要应付此变，在李鸿章看来就必须"和戎"。"变局说"之于李鸿章的"和戎观"，可以说既是孕育的胎盘，又是护婴的襁褓。
     其"变局说"，察觉并解释由前所未有的外国强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世变，不但较之那些闭目塞听、麻木不仁的顽固派清醒，而且比一般洋务派大员对变局的体察也更敏感和深切些。但是，其对"变状"的认识是带着惊悸的病态；对"变力"(特指"强敌")的认识则囿于其"长技"、"精器"的物质层面，未能触及更深处；对"变因"的哲理思考更是停留在古代的自然变易观上，缺乏新的时代内容。
     --"理势说"为其立论根本。"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这是李鸿章反复强调的。在他看来，既然势力的强盛中国远不抵列强，那么就只有与之"修和"方为识得时务，否则外交一旦破裂，"各国战局一开，往往数年不解，必至胜负显判而后已"，因实力条件所限，即使中国"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终归还是失败。结果，中国被索款割地，"盟约所要，愈趋愈下"，"各国之窥视愈多，其贻患更不可言"。所以，他把"与彼族补苴掇拾"视为"坚守樊篱"而"不致全局动摇"的上策。
     其"理势说"，认识到了中国与列强在实力上的差距以及列强论势不论理的强权面目，较之那些依然躺在"天朝上国"古榻上，做着"老子天子第一"虚骄之梦的人们，甚至较之那种放言高论"御夷"之道，大有灭此朝食之慨，而实际上并不晓时局、不负责任的"浮议"者，要明白和理智些。但是，由此倒向对列强闻而生畏，望之却步，靠妥协求和的极端，忽视和否认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力所在，就是大错而特错的了。--"守约说"为其坚执原则。"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在中国势不如人的条件下，"仍以按约理论为稳著"。李鸿章一贯如是坚持。无论情况如何，只要形成条约，似乎就成天经地义之事，中国再也翻不得，辩不得，议不得，违不得。否则，李鸿章就认为是中国"理曲"。是否守定条约，是李鸿章心目中衡量外交是非曲直的一把"天尺"。当然，李鸿章的"守约说"，不仅仅是对中国单方面而言，也希望外国能够守约，不要逾约侵夺，否则也是理曲，可以与之"理论"。
     其"守约说"，认识了近代条约这个国际公法范畴的新事物，并试图运用它来作为判定外交上是非曲直的重要标准，并有执约限制列强的意图，这就跳出了封建邦交思想的樊篱，自有其一定的先进意义。但是，它却忽视、回避和抹杀了这样一个关键性前提：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列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特别是其殖民主义的方针政策，在国际外交关系中占有统治地位，近代中国与列强签订的条约，从根本上说是不平等外交的产物，成为列强侵夺中国权益的"合法"护符。这样的条约，对于公正的国际公法来说是莫大的亵渎。守定这样的条约，对于中国只意味着忍受屈辱。而对于列强，又何能有效地限制其变本加厉的侵越?
     --"诚信说"为其道德外装。据曾做过李鸿章幕客的吴永转述，李鸿章起初准备以所谓"打痞子腔"应付对外交涉，经过曾国藩的训导，才记取了"忠信可以行于蛮貊"的圣人之言，捧起"诚"字锦囊，经应用验证觉得"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其实，李鸿章的这种表态本身也大有"痞子腔"的意味。在其"和戎观"中，中国"圣道"中的诚信原则已不是很真确、紧要的内在道德基因，而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外表装潢。其"和戎"的真实心理基础是为"势"所迫的怯弱感。李鸿章并不真想弃绝事实上也没有弃绝与洋人"打痞子腔"的尝试，他所谓"周旋"、"延宕"等策便是离不了"打痞子腔"的。
     其"诚信说"，如果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在于支持与列强对话的信念，这是进行外交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即在于它具有某种策略掩蔽性。然而，既然列强是论势不论理的，不管是诚信的真牌假牌，都不可能玩得漂亮--单方面真正的推诚讲信，自然要吃亏上当；策略性掩蔽可取的另一面，便是自我设置的自欺欺人、弄巧成拙的尴尬境界。
     --"羁縻说"为其文饰招牌。"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这是李鸿章大力鼓吹的。将古代中国用于"夷狄"、"藩属"关系上的所谓"羁縻"(笼络牵制之义）一词，移用到近代条件下的对外关系当中，这固然不是李鸿章的发明和专利，但与当时高唱此调的其他某些人物相比，其"羁縻说"所主要蕴含的，与其说是昧与时势的"天朝上国"的骄倨，不如说是为妥协退让自我解嘲遮羞的猥劣。李鸿章留下的大量由衷之言表明，他对"羁縻"的真正滋味比谁尝得都清楚。在他这里，"羁縻"基本上成为屈辱妥协的代用语，只不过有意涂上了一层文饰的油彩而已。
     其"羁縻说"，在实际上已基本脱去"天朝上国"的虚骄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为了文饰的需要，李鸿章故意保留这个标签，借以迎合皇上的虚荣，搪塞顽固派官僚的懵懂，同时也为自己提供所需的油彩。在这中间，它便成为一块偌大的托盘，为把国家和民族的权益送到列强争食的"殖"字号筵席上，渲染了"千古妙策"的神圣，岂不是一副污毒的历史道具!
     --"纵横说"为其策略要旨。"昔人之论纵横者，以三晋之和离为秦楚之强弱，今则局势阔远……又非春秋战国之比"，"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李鸿章如是说。从中可以看出，"纵横"这一本不具有近代外交意义的古代术语，在李鸿章这里主要是被借用来解释现实国际关系格局和有有关策略手段的。尽管其人对"纵横"局势的观察和策略设计不断有些具体变化，但总是与从"制夷"到"和戎"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照其设想，联络利用列强中的某些国家来对抗另外一些国家，使之相互牵制而形成均势条件，不但会利于权宜性地对付眼下最主要的敌国，而且更能够促使"和戎"长远大局的实现。
     其纵横说，在和戎观的诸分项内容里边，不失为策略性最强的一项，不但察及世界近代格局的新形势、新变化，而且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将"和戎"与"制夷"密切结合了起来。但李鸿章对列强的本性和其间关系都缺乏深刻的认识，只注重它们在侵华当中的矛盾和争夺，而忽视了其更为本质的相互勾结的另一面。更要紧的是，李鸿章与列强中某些国家"联合"的设想，试行起来往往是靠出卖和牺牲巨大的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到头来更引得列强普遍扩大贪欲，争相对华勒逼。况且，李鸿章的本来设计就是以"制夷"服务于"和戎"，为主导，这就更决定了其悲剧性决非潇洒的字眼所能淡化!
     --"图强说"为其目标归向。按照李鸿章的解释，"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和戎"是为了造成"中外相安"局面，以便使国家休养生息，能够有时机和环境"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在李鸿章的心目中是紧密的连环。他讲的"自强"，并不仅仅是增强清王朝的对内镇压能力，也有靠振兴国势而争取国际地位的一面。他体察到："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他大声疾呼："外国猖獗如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他不是倡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吗？所谓"奇业"，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自强"。
     其"图强说"，就主观愿望而言不无一定的真实性。李鸿章当然希望清王朝能够强盛，而在当时条件下，清朝国力的增强与民族御侮能力的提高，还有着相吻合的一面。然而，靠李鸿章式的"和戎"并不会从根本上赢得利于自强的安定环境，无情的事实一次又一次打破李鸿章和戎自强的迷梦，宣判他的图强追求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目标。裱糊匠终不能修茸、改造好皇朝破屋。，落拓之际李鸿章的这一悲叹也不失为绝妙的自我总结。
     --"变法说"为其有机联体。作为思想观念，"和戎"和"变法"在李鸿章头脑中是并育孪生的。后来，李鸿章明确概括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八字，成为以他为旗手的洋务运动的纲领。其和戎、变法两项内容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形成有机联体。从其广义上的变法来说，和戎也在它囊括之内，因为和戎也是应变的的产物，是清王朝过去的成法中所没有的，就其相对"外交"来说的"内政"范围的狭义变法而言，用以保障和戎又是它的功用之一，"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鸿章说得很明白。
     其"变法说"，使"和戎观"加强了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拓展了社会背景，丰富了历史蕴涵，同时也为之在"变"字号天平上的价值称量提供了一颗重要的砝码。据说，李鸿章尝在孔林圣地慨言："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在他心目中至圣先师活到今日也当顺应洋务之变，似乎激进得很，但他又决不为改变封建之道而倡一言半语。他的变法是以变"用"不变"体"、舍本而逐末为特征的，这也就为其和戎所图之变布设了相应的雷池。
     上述诸项内容结合起来，就基本构成了李鸿章和戎观的整体。会看出其各分项本身都是合理与荒谬复合、协调与扭曲并存的，由它们合成的整体则更是如此。其各分项内容，对于李鸿章和戎观的整体构成来说，并非机械的拼凑，而是有机的结合。从其整体逻辑线索上看，可以概括为"觉变--应变--图变"三个环节。变局说和理势说属"觉变"环节；守约说、诚信说、羁縻说和纵横说属"应变"环节；图强说属"图变"环节；变法说则从整体联系上兼及三个环节而与图变环节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从三环节的层次关系上看，觉变环节主要属于对外力刺激的感知，尚带有颇大的直觉性；应变环节则属基于觉变而产生的应付机制，已进人了较深的理性层次，但尚具有较大的被动性；图变环节则体现为超越权宜功利而追求长远目标，即希图己方强化，在主动性和自觉性上便进了一步。三环节之间显然有着内在逻辑和结构上的合理性，否则，就缺乏构成其有机整体的起码条件。这是其内在协调性的根本所在。然而，其整合体中间又交织着诸多矛盾。譬如：既看到列强非同昔日"夷狄"，却又坚持以"羁縻"作为息事宁人的上策；既认定列强论势不论理，却又标榜与之推诚讲信；既俨然寄寓着救世强国的秘诀，又不禁流露出形格势禁的无奈；既包含的着试图抗争的意向，又蕴聚成屈辱妥协的症结；既显示着审时度势的清醒，又表现出缘木求鱼的昏蒙；既展示出直抒胸臆的坦白，又闪烁着乔装矫饰的暖昧，如此等等。若要举一最能综合反映他最终"和戎观"的典型材料，《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与奕劻联名上奏中的这样一段话应算够"资格"的：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摘自《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董丛林 团结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