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以求"自强"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用西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得中国之"自强"。可以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李鸿章开始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欣、文祥等人，鉴于清王朝内忧外患频纷，就积极提倡以"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在地方上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最多。这一方面决定于他胸襟开朗，不拘成法，更主要决定于他在上海"华洋会剿"期间的实际体会。……
     1862年11月，李鸿章接到一份诏书，命令指挥官指派中国人学习外国弹药的生产技术。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目的是要模仿他们的生产。由于李鸿章与外国军队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外国武器的效力更为推崇，更加坚定了自己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1862年10月，由韩殿甲领导的技工在李鸿章的军费资助下，开始生产炸药及雷管。
     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办了一个洋炮局，制造炮弹铜帽等军用品，这是上海最早的洋炮局。同时，1863年9月，李鸿章专折奉调丁日昌到达上海，又建了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这样，韩、丁、马三局先后成立，李鸿章把它们合称为上海"炸弹三局"，时人又称为上海洋炮局。……
     1864年，淮军攻占苏州，李鸿章把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规模扩大，生产也频有成效，每一星期就可以生产1500到2000枚枪弹和炮弹，还制造了规模不同的开花炸炮。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欣在1864年5月奏请朝廷允准，从保卫宫廷的火器营中选出了8名武弁、40名兵丁前往苏州洋炮局学习。于是李鸿章成了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1864年5月，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由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鉴于原设三个洋炮局的设备不齐全，便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得上海虹口美人旗记铁厂一座，与原设在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极大，该局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为底款，作为常年经费，以制造军械为主。江南制造总局共设五个分厂：一是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二是制造轮船、修理船舶的船厂；三是炼钢厂；四是火药厂；五是机器制造厂。除此之外，该局还附设了译书局，专门翻译外国书籍。该局坚持"自立"、"自强"的主旨，从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都要过问，可谓费尽心机。1867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一带迁至高昌庙，规模又有所扩大。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到80年代上半期，已拥有各种工厂10余座，船坞一座。1867年，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自1867年至1894年27年间，该局共计生产各种枪支5万多支，大炮585尊，水雷563枚，炮弹12万多颗。这些武器弹药除供应淮军外，还供应南洋系统及各地的炮台、军舰，各总督所辖地区的军队。这些军工产品统一由清政府调拨，不具有商品性质。最值一提的是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就专设了一个制造轮船的分厂。李鸿章与曾国藩当时都清醒地认识到：为对付西方列强，必须多造兵船，以防御各海口。于是曾国藩奏准另拨江海关两成洋税，以一成留作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之费。造船业于1867年正式开展，轮船的部件，或由自己制造，或向外国购买。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
     1863年11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章也移至南京，这样，苏州洋炮局又迁移至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又称金陵制造局。该局局址设在南京中华门外的瓷塔山，规模又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到1879年计有三个机器分厂，翻砂、热铁、柞厂各二个，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对崇厚所办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接管并加以扩充。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经营之下，分设东西两局，规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产火药、枪弹、炮弹、水雷等，辅之以修造船舰等。产品主要供应淮军以及北洋水师之武器装备。
     李鸿章创办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在它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许多省分也都先后以"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相继设立了军火工厂，但一般规模都较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只有广州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发展到较大规模。这些军事工业，不论大小局，一律都属于官办企业，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计成本，不作为商品出售，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腐败现象，并且在生产资料和技术上对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依赖性。但是，他们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就其使用新机器、雇佣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来说，已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也多少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持刀矛弓箭、帆蓬舟楫的落后状况，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综观李鸿章为实现"自强"而兴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过程，从他购买船炮到仿而制造，其性质究竟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反抗还是为了"自强"而抵御外侮呢？从以下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主要方面。首先：不论是金陵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天津机器局的兴建和扩大，都是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李鸿章为对付农民起义而制造枪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从前述促使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原因来看，"自强御夷"的目的是主流。其次：李鸿章等人从购买船炮到自行制造的举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江南制造总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抨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30余座的事实。这种先进的制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第三：因制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再加上这些工厂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总之，在19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倡导和支助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1870年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制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事工业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李鸿章举办军事工业中的是非得失，我们只有从它的客观效果出发去评价，我们应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虽然它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告失败，但它为百十年后"开拓始基"所作的尝试，在促进中国国防近代化方面的重要意义都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应从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上去寻找。
     2、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求"自富"
     李鸿章推行以学习西方技术为目标的富国强兵之策，60年代着重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70年代起，他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办起了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来，主要是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
     李鸿章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造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以及其他工业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此时的李鸿章经过大量实践，逐渐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为了"求强"而"求富"，他决定通过兴办民用企业，以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而当时的中国也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从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趣。在以上主客观条件的推动下，李鸿章开始把兴办民用工业求"自富"最终求"自强"的思想付之于行动。恰好在这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造船的争论。这就成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从"求强"到"求富"、从经营军工企业到兴办民用企业的转折点。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奏，借口制造船舰浪费钱财太多而成船太少，请求饬令福建、上海两船政局暂行停止制造。清政府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通盘筹划具奏。在复奏中，左宗棠、沈葆桢都反对宋晋的主张，改为"兵船为御侮之贤"，不能因惜费而停造，但他们没有提出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李鸿章在阐述继续制造船舰的必要性之后，针对经费解决提出了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华商应当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进行竞争，以成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来保障这一竞争的顺利进行。进而，他提出了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而船炮机器之用，没有铁是不能成功的，没有煤也无济于事。他警告朝廷：如不"因时为变通"，而"徒来于墨守旧章，拘牵浮议"，那么什么事也办不成，"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是不可设想的。于是他希望清政府能尽快允准"创设招商局"。经过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招商局和用西方采煤炼铁开了绿灯。至此，李鸿章正式开始兴办民用企业求"自富"。
     (一)创办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工企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1872年10月在上海开始筹备，于12月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先后任用买办出身、熟悉业务、懂得竞争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此外，李鸿章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它自创办之日起，得到了李鸿章的多方关注，该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3只，到1887年达33只。此后始终徘徊在这个水平上，至1893年拥有轮船26只。这个时期，它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水脚收入每年平均为2百万两左右，除去轮船费用、折旧提成等开支外，每年净利达30万两左右。轮船招商局开业后三年，从外国轮船公司手中挤掉1300万两的利润，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轮船招商局为争回中国的航运权、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国防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轮船招商局也存在不足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在轮船招商局存在的20多年间，从整体上说它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其经营管理技术却存在严重的缺陷，从而使企业失去生命力，得不到应有发展，导致最终失败。本来，轮船招商局在1887年收购美国旗昌公司产业之后，拥有轮船33只，总载运量达到约2、4万吨，成为该局发展规模的顶点。但这期间，它很少进行资本积累，它的总办和会办等人只顾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忽略了企业的长远前途。这使得轮船招商局无法凭借雄厚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没有能力长时间与外国航运公司相抗衡，更没有能力在远洋航线上和外国资本竞争。所以，经营管理不善和对资本积累的忽视，是导致轮船招商局远洋航运完全失败的原因所在。此外，封建顽固势力的钳制和掣肘，也是轮船招商局失败原因所在。
     (二)创办开平矿务局及漠河金矿
     洋务运动开始后，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和后来兴起的民用企业，对煤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土法生产的煤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也较差，所以，只得向外商购买才能维持正常生产。根据当时一些材料统计，中国各通商口岸每年共进口煤炭数10万吨，以供应本国的军事工业及其他少数民用企业的需要。于是，在大宗煤铁从外国购运而来的同时，大笔银钱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外国人的腰包。因此，不论是从抵制外商侵略还是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近代化手段来开采中国的煤铁矿藏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李鸿章在实践中感到："天地之间，大自然赋予的宝藏，才是老百姓日用的来源。"他认为每年都要拿出大笔银钱来向外国购买煤铁，这是一个很大漏洞！从而他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倡导、主持中国近代矿产业的开采。开平矿务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李鸿章奏设的。目的在于："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在他看来："中国富强的基础，就发端于这里。"他于1876年派唐廷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源。第二年批准唐氏提出的开采开平煤铁的计划，并委派他负责该项工作。为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还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天津海天道黎兆棠会同督办。1878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官督商办。1879年，煤矿开始凿井，1881年，正式出煤，年产量3万多吨，到1894年，年产量已发展到70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中型矿井。该局起初煤铁并采，兼炼钢铁，后因经费和技术问题，遂停炼铁，专采煤矿。开平矿务局是洋务派创办的采矿业中最卓有成绩的大矿。该矿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堆栈，在中国近代，影响较大。
     开平矿务局开办的直接目的就李鸿章等人的初衷来说，一是为了解决国内轮船、机器的燃料问题；二是同洋人"争利"。从实际情况看，第一个目的完全达到，第二个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前，各通商口岸所需煤炭差不多全为洋煤所垄断，整个天津市场又是日本煤炭的畅销场所。所以，当开平煤炭投入华北市场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日本侵略势力的重视，并迅速采取对策，企图挤垮开平矿务局在华北的市场。开平煤矿以低于日本煤矿的价格处于有利地位。此后，洋煤进口量逐渐下降。到80年代末期，天津就不再进口洋煤了。此外，开平的煤矿还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由此可见，开平矿务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国煤矿的涌入。
     由于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和开平矿务局的成功，李鸿章还以极大的热情倡办金属矿。关于兴办金属矿的直接动机就是"求富"，解决已办各厂的原料和资金对外"自强"，夺取洋人之利。1881年，李鸿章在请求开办平泉州铜矿的奏折中就指出："天津机器制造局制造子弹、药帽等，所需要的铜料，都要从外洋购买，运输很不方便，价格昂贵。而且，不能长久依赖于洋人。中国应当设法开办自己的矿产，以节省费用，并使用方便。"李鸿章从"求富"和"自强"这一根本信念出发，从1881年5月开始至1891年止，先后开办了热河平泉铜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等等。其中较为成功的是漠河金矿。漠河金矿，是李鸿章等奉旨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黑龙江，同沙俄毗邻19世纪80年代实有不少俄国人成群结队，非法越境来到漠河一带采挖金矿，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1885年，黑龙江将军派兵驱赶非法入境的俄国人，并上奏请清廷拟由中国人自行开采。1886年，清政府从"杜患防边"出发，决定开采漠河金矿命令李鸿章与恭镗选"熟悉矿务干员"，前往矿区勘察。李鸿章等遵旨委派道员李金镛负责此事。李金镛奉命后赴黑龙江，深入矿区作实地调查，在1887年1月向李鸿章呈交了开办漠河金矿的16条章程。李鸿章根据这个章程所涉及的内容，与恭镗进行了反复磋商。1887年1月，李鸿章正式奏准开办漠河金矿，任命李金镛为总办。1889年，漠河金矿正式开办，招收工人500多名，开办当年，产金1、8万余两，以后日益增多。
     从以上所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中国近代矿业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他开办的众多矿业，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都促使人们扩大了政治视野，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出发，认识到只有以开矿为契机建立起庞大的重工业体系，中国才有希望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其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兴办矿业过程中，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国家新机器、新知识、新技术，造就了一批近代化矿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而且开始改变了人们头脑中那种手工采挖的落后经营方法和满足自给自足的思维方式。第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办的新式矿业，不但保护了中国工矿权益，而且因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利益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总之，李鸿章在兴办中国近代矿业问题上，主张向西方学习，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中是不多见的。他为近代中国矿业的兴办所进行的反复宣传，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所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20世纪中国矿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李鸿章的功绩是磨灭不掉的。
     (三)创办电报、电话等通讯服务事业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创办近代化的电话、电报等通讯服务事业，亦是洋务运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最初提倡者是沈葆桢、丁日昌等人，而首先实办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曾经以为电线"有害于中国"，但在1879年，却改变了态度，认为电讯事业，不仅对"富国"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强兵"的必要手段。他曾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他曾未经清政府允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长约40英里的军用电线，从而为80年代较大规模地举办电信事业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
     1880年9月，李鸿章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为由，奏报天津至上海架设电线，以使南北声息灵通。由于李鸿章把架设津沪电线的道理说得具体明确，也由于电报在防务和洋务交涉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即命"妥速筹办"。于是李鸿章于1880年设立了天津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并设立了7个分局。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形成了能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1881年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募集商股，决定自建津沪陆线。同年，津沪陆线建成，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
     此外，李鸿章以加强防务为由，又先后奏设了许多军用线。如天津至旅顺口线、营口至盛京线、奉天到吉林线、福州到台湾线、新疆南北两线等。总之，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1895年止，经过10多年的修建与扩充，中国的电报(电讯)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初步形成了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电讯网。电报局不但承接本国业务，而且还兼办洋人通讯的电视网，范围不断扩大。
     由李鸿章倡导、主持的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和近代中国最高的电报、电信事业，是在有利于军事通讯，从洋人手中争夺利益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爱国民族意识。在此过程中，李鸿章利用"官"的力量，支持了"商"的发展，采取各种方式维护商人利益，使中国电报事业在官方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相反的，如果没有官方在经费上的支持，中国电报事业是难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李鸿章所做的有益于民族的事，我们应该肯定。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李鸿章在倡导、主持中国最早的电报事业过程中，把电报同他本人和本阶级政治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在有关电报局的内部人事安排上，大都是用人惟亲，以致于一些庸人充斥其间，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先进性，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这都明显地体现出李鸿章身上有相当浓厚的封建官僚气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李鸿章在中国电报事业发展史上所做出的贡献。
     (四)创办铁路
     在中国最早主张兴修铁路的人并非李鸿章，而是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便于在华推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扩张侵略势力到中国内地，他们开展计划在中国修筑铁路。可见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并非要帮助中国富强，只不过是为了扩大它们的在华侵略罢了。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坚持应以中国人来修筑铁路，不能让外国攫夺路权。据肯德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记载，李鸿章曾向英法等国领事团表示："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许多外国人；而且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民的土地的时候，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他认为有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的责任，因为这种让与权将使他们在中国取得过分的势力。可见，很早李鸿章就有自办铁路的想法了。但因考虑到财力和物力有限，一时铁路不能由中国人来制造。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深化，李鸿章这个由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念头进一步深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李鸿章倡导铁路也经历了坎坷道路。由于遭到极端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展十分缓慢。从19世纪70年代起，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加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急局势到了空前的程度。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解决洋务军事工业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李鸿章决定倡导建造中国铁路。
     1874年，李鸿章乘赴京叩谒同治皇帝梓官之机晋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欣，"极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北京铁路，以便南北转载运输"。但奕欣却以"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及"两宫太后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想法。李鸿章感慨万千，发誓"从此就绝口不谈修铁路"这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国交通阻滞，调兵运饷，缓不济急，同时他考虑到军事工业尤其是煤矿之类民用企业，产品产量激增，急需解决运输问题，并且此时的他逐渐意识到"求富"与"求强"的内在联系，意识到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尽管他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一再碰壁，他仍在等待时机兴建铁路。
     1876年，丁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后，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上疏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李鸿章和沈葆桢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1877年，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要他"审势地势，妥速筹策"。这是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湾修建铁路的命令。李鸿章非常高兴，写信支持和鼓励了丁日昌。但这次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政府批准，终因费绌而中止。此后，李鸿章又多次主张在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修铁路，以解决海防和边防问题。由于阻力过大，一直未能实现。1880年，淮军大将刘铭传上折，请求修建铁路。李鸿章见自己授意之事业已提出，立即写了一篇4000字的奏折，支持刘铭传的建议。他指出，西方之所以强大，铁路的四通八达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欲富，也应抓紧修建铁路。他们的建议，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顽固派提出几十条理由反对修铁路，他们甚至搬出先辈祖宗及山川之神来威吓。同时，洋务派内部意见未能统一，刘铭传被迫收回修铁路的建议。但李鸿章为开平矿务局的运煤方便，不顾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于1881年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1886年又向西延长至芦台，长85公里。1887年，再从两端分别延至古冶和天津，这是中国修建成的第一条铁路。1890年，因东北局势日紧，改建关东铁路。至1893年修通了天津至山海关路段，后又向关外延伸了64公里。尽管为数甚少，但多少也增强了沿海军用运输的能力。在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林西至山海关全长100多公里正式通车。李鸿章在校阅北洋海军之后，从山海关乘坐火车回天津，他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说：自山海关至天津"600余里，半天就可以通达，极为便速。沿途阅视所作桥轨工程，均极坚稳，每里工价，较之西方国家更为节省"。后来，由于清政府随意挪用经费筹办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所以关东铁路无法进一步延伸下去，加之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全路接续工程被迫停止。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是在李鸿章的倡导和努力之下揭开序幕的。换言之，近代中国第一条铁路和第一个铁路的公司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在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封建势力空前强大，反对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之下倡导和主持修建铁路，体现了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和追求新事物的百倍勇气。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之一，敢于承认中国不如西方的地方，勇于学习西方长技。为了中国早日自立、自富、自强，他认识到兴造铁路有利于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即使是遭受到种种人身攻击，处于极为不利的困境之中，他也没有灰心和退却，而是利用他的地位、名声和诸多关系，顶住逆流，充分捕捉住各种有利时机，将近代中国铁路建设逐步推向前进。尤其是在1881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10多年时间里，李鸿章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总计在北方修建了3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尽管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他曾雇佣少数洋人工程师，可是这些人仅从事技术工作，无权过问招工购料、人事安排等属于中国主权方面的事务；尽管为修路举借过洋债，但数额不大，期限不长，利息也不太高，并无折扣和趁此损害中国主权的附加条件。总之，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管理权属于中国，外国人无权插手，这些都反映了李鸿章的爱国民族意识。此外，尽管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步伐非常缓慢，经济效益一时未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出来，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建造铁路的成效本身。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铁路的兴办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促进了煤矿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和造就了第一代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李鸿章所做的这些贡献，是不可抹煞的，我们必须加以肯定。
     (五)创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中国近代棉纺企业，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等新式企业一样，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棉纺织业的欺凌刺激下产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机器纺织品在中英双方贸易中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到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棉纺织品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华输出的商品中日益占居重要地位。由于外国棉纺织品侵入内地，中国棉纺织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陷入破产或半破产境地。此外，西方列强还勾结买办势力，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非法在中国设工厂，以获更大利润。针对这种危及中国轻纺织业生产的严酷现实，李鸿章越来越认识到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必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李积极着手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年初，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了虹口一家银行的货栈作为基地，着手兴办。李鸿章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唐汝霖、卓培芳、长康为帮办。在筹办过程中，因会办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投机暴露，曾一度停顿。1879年秋天，李鸿章又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就近兼理"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务，委派吴仲春，龚寿图两个道员会同办理。但由于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在主持局务的一年时间里，招股集资的工作毫无进展。到1890年10月李鸿章改派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的马建忠接办局务，允许他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作为周转基金。马建忠接任后，垫付旧款，添买新机，修造厂房，终于使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经过10余年的筹备之后开机生产。所用机器包括由英、美购置的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纺绽3、5万枚，布机530台，雇佣工人约4000名。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1893年10月，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工厂失火，全厂被毁，在艰难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纺织厂毁于一炬。
     上海机器织布局虽被大火焚毁，但它的丰厚利润及与洋人争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着李鸿章重整旗鼓、继续开办的决心。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1894年9月，华盛机器纺织总厂成立并部分投入生产，有纱绽615万枚，布机750架，工人4000余人，规模比上海机器织布局更大。但由于商人不敢贸然入股，李鸿章只得动用官款加以扶持。从而原来上海机器织布局那种官督商办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转变成从官办为绝对优势的企业。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后，主持人盛宣怀借口华盛机器纺织厂亏本太多，要实行招商顶替，改名为"集成纺织总厂"，不久又改名为"又新纺织总厂"。所谓招商顶替，实际上是盛宣怀个人资本居多，至此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由官办又转化为买办资本性质的企业。
     李鸿昌倡办、支持开办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不仅为20世纪初中国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也表明李鸿章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能够在当时那种守旧气氛相当浓厚的环境和条件下，比较自觉地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促使人们进一步摆脱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观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由此李鸿章在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以上五个方面是李鸿章兴办民用企业及其他工业的主要内容。李鸿章从办军事工业，转向创办"寓强于富"的民用工业，说明他已认识到军事应以经济为基础，在军事思想上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创办的这批民用工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形成我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尽管这批企业，未能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真正富强起来，而且不同程度上与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无法切断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此外由于它的垄断性，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是，在"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之权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采用机器生产)，又不能不刺激和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兴学育才
     我们知道，李鸿章是一个从科举考试中严格训练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维护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在他的心目中埋下了较深的根基；然而随着时势的推移，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逐渐了解和接触，对比中国落后受辱的严酷现实，李鸿章对八股取士制从怀疑发展到厌恶。而在当时，随着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举办，李鸿章认识到要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的阶段，就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但原有的科举制度已经适应不了这种需要，因而李鸿章认为必须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俾助。"这一思想得到清政府赞许，于是李鸿章挑选上海近郡14岁以下儿童，聘西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1869年该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至光绪初年，广方言馆除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外，还在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西文书籍近百种，其中自然科学占47种，工艺军事类占45种，还有许多著作，如《实用化学入门》、《运规约指》等等。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于1864年即建议改革考试制度，提出了"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又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充实与具体化。他明确指出，西方列强"以兵力威胁我们，几乎无一年间断"，而中国却缺乏懂得兵略、"精通洋法"的专门人才，原因就在于朝廷沿袭了以辞章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途径。所以他恳请清政府"大力启开风气，破除拘谨而又缺乏活力的旧习气，求取制胜西方列强的实际技能"。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科举制度进行变革。据此，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另开洋务进取格"，来培养造就通晓西学的人才；二是凡有海防的省份，都应仿效西方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枪炮、化学、电气学数门"，以来培养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能人"，所学"如有成效"，使其"与正途出身没有差别"。但是，他的这两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不仅没有立即被清政府采纳，而且毫无例外地遭到了以廷官王家璧和于凌辰等人为首的极端守旧势力的一片斥责。他们认为李鸿章提出"学习洋人，极为可耻"。为此李鸿章勇敢地与他们进行了辩论，这场争论最后由总理衙门奕欣出面调解而平息，但李鸿章的建议未获批准。不得已，他只好在自己办的制造局中，附设一些技术学校或短期训练班，以培养技术人才，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校。
     从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对洋务人才需求的增多，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这表现在：第一，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1874年，李鸿章仅仅指斥小楷试帖，要求扩充洋学，而尚未抨击科举制度本身。1878年2月，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时文"、"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导、士子迷恋"科目、时文、小楷"的危害。第二，李鸿章开始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60、70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80年代末期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到"变法度"的首位。并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当时，八股取士制度仍然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些跻身显贵、醉心利禄的人，大都出身于科甲正途。从而，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创造"学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基本成份，也就成为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内容。李鸿章利用自己的学识、声望、地位和权力，尽可能地把扩充洋学作为整个洋务事业的一件大事来实行。
     1880年、1885年，李鸿章基于培养新式军官、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折法，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以充根底。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等。当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同其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不仅在数量和类别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其中许多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为了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除了在国内推进科举改革、兴建新式学堂外，还力排众议，倡导派人出国留学。设立"洋学局"培养了不少洋务人才，尤其是广方言馆之类专门化外语学校的创办，洋务特别是外交方面的人才愈益增多，但仍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错综复杂的洋务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广言馆或同文馆的学生长达8年才毕业，他们只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对外国有所了解。一旦真正接触洋务方面的事情，往往笑话百出。于是，派遣学生到外国留学就成为一项当务之急的举措。首先提倡派人出国留学的是由一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容阁，但集支持者、倡导者和主持者于一身的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却是李鸿章和曾国藩。
     李鸿章办洋务，聘请了一些外国技术人员，试图让这些外国人作老师，让中国工匠跟着他们学习。但在实践中，李鸿章慢慢发现"洋人往往不肯把奥秘传给中国人"。他还发现，以往所请的"洋专家"，"高低不等"，有的人对"所使用的机器，不明其原理"，只不过是一些滥竽充数的庸人。鉴于此，李鸿章认为"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材，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中国选募学生留洋，学习西方以图自强，实在是当务之急"。
     早在1871年，李鸿章就会同曾国藩奏请清廷批准，于1872年7月，选派中国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这是中国选派留学生的开始，也标志着李鸿章、曾国藩、丁日昌、容阁等有识之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用李鸿章的话说，这件事"固然属于中华创始之举，并且也是古来所没有过的事情"。1873年6月，第二批幼童由黄胜率领赴美；同行的有7名自费留学生。1874年9月，第三批幼童由祁光熙率领出国；1875年10月，第四批幼童由邝其照率领前往美国，同行的有3名自费留学生。至此，120名幼童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主持下，按计划全部派往美国留学。其中学习出色者有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人。
     1876年，李鸿章又派遣淮军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7人，随同洋教习赴德国学习陆军。1887年初，李鸿章又会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奏准，选派福建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同年，第一批赴欧学生出国。在法国学习制造的学生，多分赴各矿厂学习开采及冶炼、冶铸工艺诸法，均得有文凭，学成后并游历英法比德各国新式机器船械各厂。赴英学习驾驶的学生，先入格林尼次官校，后陆续调入铁甲船学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非洲、印度洋等处操练排布迎拒之方法。离船后又专请教习补授电气、枪炮、水雷各法，均领有船长文凭。在这批留欧学生中，学习制造出色者有魏瀚、陈兆翱等，学习驾驶出色者有刘步蟾、林泰曾等。1888年，李鸿章鉴于学习制造的学生，原定学制3年为期太仓促，"所学不全"，建议改为6年；学习驾驶的学生，每年仅有两个月在大兵船上实习，"阅历亦浅"，建议每年改为6个月在船上实习，以增加阅历，但原定学制3年不改。
     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出国留学之事在当时中国文化思想氛围下并非一帆风顺，整个过程都充满了阻力。封建卫道士们把出国留学之事看做是大逆不道。于是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最后，出国留学事业被人为地夭折了。但是树被砍，果实犹在，所有这些曾出国留学而返回的人都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知识和技能，无论是从事教育和外交工作，还是在工商企业方面，中留学生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些留学生凭着强烈的爱热情，为祖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从此之后，中留学外国的风气大开，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成为一不可阻挡的潮流，产生了一批像严复那样的启蒙思大师和辜鸿铭那样的洋务人才、著名学者。
     李鸿章根据洋务事业的需要，积极主张和大力助中国留学事业，说明他与顽固守旧论者不同，能因时而变，敢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不像顽守旧论者那样迂陋拘虚，冥顽愚昧，说出"以忠信甲胄，以礼义为干橹"那样荒唐可笑的话，做出见人"掩面以避之"那样供西方人茶余饭后引以为笑事来。这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吸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复杂多变这个基本特征在李鸿章有识之士身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