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

     一、穷则变，变则通
     1864年，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有三千余字。这封信是近代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重要文献，是洋务思潮最初的表现，自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曾国藩、李鸿章最初看到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他们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或许是曾氏与洋人交往有限，或许是他对洋人抱有戒心，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而李鸿章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佣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意义不可低估。这三所"洋炮局"，不仅为淮军镇压太平军提供了不少炸炮和炮弹，补从西方购买武器之不足，而且为今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訢赞赏，在奕訢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此信虽长，看似松散，却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知识引进的观念变化。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其绘声绘色、浅显直观，犹如一个对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学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讲解。现在想来，这些曾是最严肃认真的官方文牍，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经地认真阅读这些文字，确使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相对稍稍开明的王公大臣，开始"睁眼看世界"时懵懂初开的幼稚，亦可看出他们想了解"奇技"奥秘的迫切心情，而这与当时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仍将"奇技"视为"淫巧"形成鲜明对照。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当有更深的目的。
     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虽然浅白，却是中国官员对"西学"的知识谱系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标志。而且，他开始把中西之"学"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标志。因此他的这番论述确实格外重要，其实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强大精确，"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他强调"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器之学在西方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而制器之学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从不能列为"正宗"，所以其"创制之员匠"地位低下，"曲艺"同流。这种比较，颇有"知识社会学"的意味，在当时实属难得。他不得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为了强调"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强调"火器万不能及"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国传统"理"与"事"分离："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能对"儒者"有某种非议，当时至为不易。相反，西学则不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说，其实西方更符合中国传统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制器"才能发达。"制器"，并非中国传统鄙视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蕴寓其中。
     其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倍感遗憾，近代中国的历史被李鸿章的后一种预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国"无以自强"，迅速强大的日本岂止是"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而是成为中国最疯狂的侵略者。不过，几年后当他初掌全国"外交权"时，却一度忘记此言，居然主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当然，这是后话。这说明，此时他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是为了激励国人。
     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纵观晚清历史，清廷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机会的。
     最后，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直接进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阶段，将大大缩短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历史过程。"觅制器之器"自然要有"制器之人"，而中国传统考"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不出"制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把自然科学知识"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确属洞见，但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恭亲王奕訢在呈皇上的奏折中对此也只字不提。然而四十余年后，科举终被完全废除，不知在白白浪费四十年时光后，人们是否想起李鸿章的这番建议。
     但对李鸿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恭亲王却赞赏有加，并奏准实行。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而慈禧当即下谕说："该弁兵等到苏后，该抚务须加意稽察，妥为防闲，俾秘妙之传不至稍有漏泄，方为妥善。"清政府对民间深抱警惧的心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二、从求强到求富
     自领兵沪上粗通洋务后，李鸿章就一直尝试办厂造枪造炮。经过一番"小打小闹"后，1865年他终于筹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对近代中国工业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他曾这样说道："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由于当时风气未开，李知道用大机器生产遇到的阻力过大，担心总理衙门有独木难支之虑，故致书威望较高的御史陈廷经，阐明中国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世界大势。他感叹自己略知国家富强的"底蕴"，故"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吾丈知爱素深，究心机要，附陈一一，伏希心鉴"。陈为信中的说理透彻和情真意切所动，于1865年1月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朝廷将此折发下，要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对于开办方案，李鸿章也有具体的考虑。以往的经验使他认为，如果委托洋商从国外购买机器不仅价高而且难于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国机器厂学习，他也认为"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也难以判断。由于上海已有一些外国人开办的机器厂，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以适当价格就地收购一家，因此嘱咐下属丁日昌着手经办此事。1865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准备出售，而且该厂能够修理制造轮船枪炮，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丁以银六万两买下该厂及其所存储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来建立的两个洋炮局后，终于奏准成立。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这样一来，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显然，陈廷经早先在他力劝下给朝廷的那则奏疏犹如一枚早已布下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如此重要、具体的作用，不能不让人深叹李鸿章的老谋深算。紧接着他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他称将此厂由旗记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系"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不过若深究一下，他起此名可能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明明是座兵工厂，它的英文名称即"KiangnanArsenal"(江南兵工厂)，但他却不像此前办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工厂冠以军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这种认识极为超前。他明确写到军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在此，他预言了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连恭亲王和曾、左、李等实权人物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创办这类官营军工企业都如此阻力重重，连他们此刻尚且无权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根本无法想象民间可以用大机器生产日用品谋利。而李鸿章却认识到大机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而且民间必然要用机器生产以"自求利益"且官方无法阻拦这一历史趋势，确实识见深远。他之所以能有此认识，因为他认为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中的道理应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而"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于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之必不能远，行之亦不能久"。
     最后，他再次借陈廷经折提出自己的洋务思想："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均超过"外洋之俗"，只有机器技艺不如西方。而"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国文化是"全体"应该为"本"，西方技艺是"偏端"应该为"末"，所以学习机器制造并不会伤害中国之本，不必担心"中学"之"本"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洋务派对反对学习西方机器技艺的顽固派的回答和反驳。
     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在应付朝廷。曾经在1865年5月，京城受到捻军严重威胁，清廷要李帮助天津设厂但为李找理由拒绝。但随着捻军的发展，清廷在津建厂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连发出几道上谕一再索要李鸿章在上海、苏州等地办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要李鸿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对此要求，李鸿章还是拖延敷衍，实际决心机器与人员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仅承诺将"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同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接着他又声明："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仍是行拖延之计。不过随着职位的变化，后来他对"津局"的态度又大有变化。当然，这是后话。
     三、后发国家的困境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枪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于1868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到1870年，该厂又建造了"操江"、"测海"、"威靖"等轮。
     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但左宗棠立即被调任陕甘总督，于是请沈葆桢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在沈的经管下，闽厂发展迅速。1869年6月，该厂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终于下水。到1871年底，该厂又陆续建造了"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等船。
     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果"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这道"上谕"行文也颇为巧妙，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1872年4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
     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覆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覆奏，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在这次上奏中，他首先高屋建瓴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之后膛枪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坦言我们并非不知道开始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但现在必须开办此事，否则今后将后悔不及。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
     反对者指责福建船厂在筹划开办时曾上奏花费不大，现在花费远远超过当初计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颇有"钓鱼工程"之嫌。对此，李鸿章辩解说负责创办福建船厂的两个法国人并非造船专家，估算可能不准；并进一步详细说明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确有相当说服力。
     对于反对者即便中国建造兵船，与外国在水上打起仗来也未见得能赢的论点，李鸿章的反驳看起来相当低调，他不能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但实际却非常有力。他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但他以结束不久的普法战争为例，说法国兵船无论质、量都胜过普鲁士，最终还是战败，所以"兵事胜败，固难言已"。接着不厌其详地介绍了英、法更为先进的军舰，其装备设施非中国新造轮船可以相比，他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中国想打胜仗也要造这样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更多经费。他巧妙地利用了论敌的矛盾：我们新造军舰打不过列强是因为没有它们的先进，如果你要求我们能打赢，就应拨更多的造舰经费、而不能裁撤刚刚起步的造舰事业。他接着便反驳说："今欲我数年创始之船，遽敌彼百数年精益求精之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逮。然就已成者而益求精，未必其终不逮也。"何况，中国现在建造轮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只是为了防守沿海、沿江，这些地方由于水浅礁多，"外洋大兵船、铁甲船势难深入"，所以从保卫海防而言，现在所造船舰规模、水平完全够用。退而言之，即便我们的兵船打不过外国，但我们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反之，如果因我们建了这些船也打不过外国而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接着他以相当篇幅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赢利赚钱。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如果我们一直像现在这样不能自己用机器生产铁、煤而不得不依赖进口，那么一旦中外冲突，"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这才是真正应该忧虑的。
     其实，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确实，能否用机器生产枪炮兵船明显关系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还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用机器生产煤、铁，组建近代航运业等与"军工"无关的事业确更难推行。此时，李鸿章认为时机已到，便借反对者提出财政问题而提出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最后，他总结说："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
     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而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从"求强"到"求富"，不但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而李鸿章此折中"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四、在洋商与华商之间
     在半年前，李鸿章即指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当奏折被批准后，他就开始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准备，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日给总理衙门致函，将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局面。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不过，由于中国素来的"抑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政府禁止商人办新式企业，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一些巨商甚至投入巨额资金。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因此，李鸿章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
     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这封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企业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临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