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这是李鸿章于1883年12月25日筹议中法战争的一篇奏折。此前，清廷因清军在越南驻地山西被法军攻占，派张佩纶到天津传旨，令李鸿章筹议法越事宜。李鸿章在奏折中认为，谋划之始不可轻于言战，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否则，不仅使法军窥我内怯而要挟多端，而且更使列强增加轻侮之念。据此，他力主增兵济饷，与敌军久持，俟敌军气衰，自愿转圜，再与讲和。
    〔原文〕……本月二十六日，张佩纶到津传旨，商办法越事宜。臣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即敌或径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遽罢之理也。窃谓关外进止机宜，应请旨悉以委之岑毓英，进退战守，惟利是视，不为遥制。就不甚爱惜之越地，以练我兵，以挠敌志。越乱未已，黑旗尚存，法亦尚存顾忌。久之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斯得处理之法。岂可望风震慑，仓猝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
    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框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复灭。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之，虚憍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知制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
    〔译文〕……本月二十六日，张佩纶到天津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商议办理法国和越南之间的问题。我想，中国和外国办交涉，每每举一件事，动不动就关系到全局。因此，在谋划这个问题的开始，万万不能轻易地说打仗，可是当受到挫折失败之后，又不能随便地就决定议和。刘永福用新集结起来的军队，隔着河守卫山西本来就很危险，战争中居然双方杀伤差不多，但我军只好放弃了城池退却了。战场上胜负本是常情，双方谁也不可能保持常胜而不败，这件事，也不足以介意。就是敌人直接进犯北宁，我们三面受敌，看形势也很难拒守，然而，即使如此，我们的军队也决没有很快撤退罢休的道理。我认为，边关之外，是进是退的问题，请皇上把全部处理的权力都交给岑毓英，无论是进还是退，是战还是守，都要以对我们有利为原则，怎样做好就怎样去做，不必遥控。这样，可以就着这块不太爱惜的越南荒地，用来锻炼我们的军队，以挫伤法军的锐气，消磨他们的意志。越南的战乱没有停止，黑旗军也还存在，法国的顾虑也就存在。时间长了，他们的意志就会渐渐衰弱下去，军饷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就会主动提出讲和，这个时候再处置办理，才是最好的时机。怎么可以稍受一点挫折，就匆匆忙忙地撤退驻防的军队，这样做不仅使法国人看到我们内里如此的胆怯，就会更加向我们无理要挟，而且也会使环海各列强国家进一步来欺侮我们了。
    从南宋以后，朝廷中的大臣，都不太知道兵法，没事的时候，就骄傲狂妄，慷慨激昂地主战，等一战败了，马上就又吓得心惊胆颤，不知所措地一味求和。就因为这些不务实际的空泛言论喧闹嚣张，所以最后才导致南宋的灭亡。像汉唐以前的那些英明的君主，和有智谋的大将，议和不拘泥固定的双方力量对比，作战也不拘泥固定的军事部署而形成的一种态势，都是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以怎样对自己有利而定。最终那些脆弱浮夸，不务实际，只求虚名的人总是失败，而那些坚韧不拔，因势而动，足智多谋的人总是胜利。由此就完全可以得出，制敌的上策，根本在于镇定。所以，我诚恳地希望朝廷下决心坚持与敌继续作战，并且增加军队，修整战备，朝廷内外上下一心全力承担起这危险的局面，大家共同协助解决目前的艰难。不因为一个地方的失守，就撤去重要的驻防；不因为一员将官的疏忽失误，就全部废掉我们已决定了的方案；不因为一进一退，就定边疆官吏的功过；也不因为一个小胜或一个小败来议论朝廷决策的正确与错误。总之，和敌人持久的对峙下去，以等待时机的到来，这就是筹划边防，打击敌人，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