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这是1895年3月2日李鸿章奉命赴日本议和预筹方略的奏折。此前，中日甲午战争自从清军在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相继战败之后，清廷虽然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但已失去战胜敌人的信心，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消极防御，一方面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开始同日本进行乞和活动。致使日军很快突破鸭绿江防线，于上年11月攻陷大连、旅顺，随即占领了辽东半岛大部分要地。至本年2月，日军又攻陷了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是，慈禧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同日本议和投降，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进行谈判，并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李鸿章的这篇奏折，着重陈明四点：(一)、因战败割地虽然是不得已之举，但历史上中外皆有，挽救之策，但能力图自强，本不嫌暂屈以求伸；(二)、谈判期间，停战时日有限，假如双方争辩条款未定，停战日期已满，敌军仍旧进兵，直犯京畿，当如何处置?应事先有所深虑；(三)、此次交涉转圜甚难，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既不能因日本要挟太甚而曲为迁就，以留后日之隐忧，又不能游移不决，以加速目前之祸；(四)、日军如乘谈判代表即将起程，或既行之后，突然发动大举进攻，应事先有所准备。
     〔原文〕……窃臣钦奉谕旨，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当即趱程晋京，仰蒙召见三次，诲示周详，莫名钦感。连日据美使田贝函称："日本来电，中国另派大臣议和，除先允偿兵费并朝鲜由其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办理条约划押之全权，即无庸前往"等语。迭与王大臣等会议，均以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现在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当经总理衙门函复田贝，以日本电内欲商各节，均有此全权责任，尚未接准复电。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窃以中国壤地固难轻以与人，至于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于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仁英之全盛。征以西国近事，普法之战迭为胜负，即互有割让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与通融，势难解纠纾急。详阅日本致田贝两电，于兵费及朝鲜自主两节，均认自己得之利，而龂龂争执，尤在让地一层。惟论形势则有要散，论方域则有广狭；有暂可商让者，即有碍难允许者。臣必当斟酌轻重，力与辩争。所虑者会议之初，先议停战，西例只有议停数日或一两旬之案。设磋磨未定，而停战期限已满，彼仍照旧进兵，直犯近畿，又当如何处置?至兵费虽允偿还，多寡悬殊，亦须从容商定数目。其所云日后日本想有别事应行整办，包藏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皇上轸念生灵，不恤俯从群议。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敌情最为凶悍，倘于臣将行之时，既往之后，遽以大股北扰，应如何密为筹备之处，圣明自有权衡。此则区区之遇，尤不敢不预为顾虑者也。……
     〔译文〕我恭敬地奉到谕旨，命我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随即驰赴京师，承蒙圣上召见三次，教诲训示十分周到详细，有说不出的钦佩和感动。连日据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来信说："日本拍来电报，说中国如另派大臣前往议和，除了先允许赔偿兵费，并允许朝鲜为自主之国外，若无谈判割让土地及办理条约划押的全权，就不要前来"等语。我多次与王大臣等会晤商量，都认为日本人的欲望甚大，其中尤其注重割地问题。现在战争发展已十分紧迫，不答应此项要求，就不能开始谈判。当时已经由总理衙门复信田贝，按照日本电报内想要商谈各事，告知另派议和大臣，均负有谈判全权责任，眼下尚且未收到日本的复电。刚才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知奉皇上当面训谕，授予我以商让土地的权力。我得知皇上这个命令后，实有一种难以承受的恐惧和不安。但我认为，中国的土地固然不能轻易地割让给别人，至于说到西北民族窥探我边境，是自古以来所常有的事情。唐朝丢掉河湟这个地方，对后来唐宪宗和唐武宗的中兴并没有多少损害和影响；宋朝有辽夏的入侵，而宋仁宗和宋英宗仍不失为全盛时期。拿欧洲国家近年来的例子来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多次互有胜负，就有相互割让疆场占地的事情。一种是战胜获得别人的土地，一种是战败割让给别人土地，但是只要能够努力执行自强的计策，本不应厌恶暂时忍受委屈以求将来的扬眉吐气。这次日本乘着屡次战胜的势头，逞其贪得无厌的要求，如果始终不能给予通融，就眼下战争的情势而论，是很难解除其纠缠和缓和危急的。我仔细地阅读了日本拍给田贝的两次电报，赔偿兵费和朝鲜脱离中国自主两款，日本认为这是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而其争执不休的是在割地这一层。只是就土地的地理形势而论，有冲要之地和边远分散之地，就土地疆域而论，又有宽广和狭小的区别；有暂且可以商让之地，就有万难允许之地。我一定会斟酌轻重，尽力同他们辩争。我所忧虑的是，谈判之初，先要议定双方停战，按照西方的惯例，双方停战期限，只有数日或一二十天的案例。假如双方磋商条款未定，而停战期限已满，日军仍然照旧进兵，直接进攻京师附近地区，又应当如何来处置这种局面呢?至于兵费虽然允许赔偿，但赔款数目双方差距很大，也需要有较宽余的时间，才能从容地商定数目。其电报所说的，除以上几项主要条款外，日后日本想起还有别的事情应行调整办理的，其中包藏的事项非止一件，都需要察看机会同其辩争。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我想此次赴日，本是万不得已的举措。皇上怜悯百姓免遭战争涂炭，不得不体恤俯从臣下众议。我受皇上的恩典既深又重，具有天理良心，假如对国家有利，怎么有工夫再回避埋怨和诽滂呢?只是这次赴日谈判，事机过分紧迫，关系十分重大，转圜又相当困难，这些都已经在朝廷的明察之中了。我自应竭尽心力去进行交涉和谈判。倘若对方要挟过甚，固然不能委屈迁就，以免遗留日后的隐忧；也不敢稍有游移不定，以加速目前的祸害。敌军的情形是十分凶悍的，倘若在我将起程的时．候，或者在起程之后，突然以大股兵力向北入侵，应如何密密筹备防御的问题。圣明的皇上自然能够衡量其轻重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上，是我的一些微小和粗浅的想法，尤其不敢不对所顾虑的事情预先筹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