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南海之哲学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藉，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闇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今就畴昔所闻者，略叙其一二。
（一）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是故果之核谓之仁，无仁则根干不能茁，枝叶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谓之不仁。众生之在法界，犹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爱，谓之不仁，与一体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则由一体可以为团体，由团体可以为大团体，由大团体可以为更大团体，如是遍于法界，不难矣。故悬仁以为鹄，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伦理、之政治、之学术，乃至一人之言论行事，凡合于此者谓之善良，不合于此者谓之恶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稣也，其立教之条目不同，而其以仁为主则一也。以故当博爱，当平等，人类皆同胞，而一国更不必论，而所亲更不必论。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如左手有痛痒，右手从而煦之也；不然者，则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
（二）先生之哲学，主乐派哲学也。凡仁必相爱，相爱必使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恶。人之所欲者何？曰乐是也。先生以为快乐者众生究竟之目的，凡为乐者固以求乐，凡为苦者亦我求乐也。耶教之杀身流血，可为极苦，然其目的在天国之乐也。佛教之苦行绝俗，可谓极若，然其目的在涅槃之乐也。即不歆天国，不爱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歆不爱为乐也。是固乐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为人间世有形之乐，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乐者，良宗教、良学问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使全国人民皆乐者，良政治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而其人民得乐之数之多寡，及其乐之大小，则为良否之差率。故各国政体之等级，千差万别，而其最良之鹄，可得而悬指也。墨子之非乐，此墨子所以不成为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乐，则宗教可无设也。而先生之言乐，与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义，谓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异。先生之论，凡常人乐凡俗之乐，而大人不可不乐高尚之乐。使人人皆安于俗乐，则世界之大乐真乐者，终不可得。夫所谓高尚之乐者何也？即常自苦以乐人是也。以故其自治及教学者，恒以乐天知命为宗旨。尝言曰，凡圣贤豪杰之救世任事，亦不过自纵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视救世任事如纵欲，然后可谓之至诚，可谓之真人物。是先生哲学之要领，无论律人律己，入世间出世间，皆以此为最终之目的，首尾相应，盛水不漏者也。
（三）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又言中国数千年政治虽不进化，而社会甚进化。政治不进化者，专制政体为之梗也；社会进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发达也。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在于他日。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
（四）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闇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摘自《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 1902）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