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场享乐与家庭经济
     康有为早年生活俭朴，出亡期间为救国、保皇、立宪而奔走，是职业政治活动家，家庭无任何收入，香港和他的流亡小家庭的开支，全由保皇会及后来的宪政会供给，或接军捐赠。后来有人攻击他侵吞巨款，奢侈浪费，甚至说他是马扁（即骗），虽然有些过分，却也不无道理。如他以巨款购买各国文物古董，说是为开发中国民智，后也曾办过展览，但最终仍归他所私有。他在各地居住时间均不长，却常用公款建造亭台楼阁供其享用。对于他的奢侈，香港宪政会发起人、康的忠实弟子伍庄等辩解说："总长以中国维新领袖，一党之魁，外国待以殊礼，交际之间，不可不稍争一党之体面与中国之体面。"①实际上承认他奢侈，只是。说这奢侈是为了争一党和中国的体面。
     归国后他才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靠自己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他的哲学是"主乐派哲学"，主张及时行乐。晚年生活与早年量入为出大不一样，竭力追求舒适享受，要住得好，吃得好，用得好，玩得好。讲排场顾体面的作风愈演愈烈，超水平的高消费，开支惊人。他交游极广，应酬很多，对门生、党人、同乡、亲友尤为热情。"居恒爱才养土，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②凡投奔他的，来者不拒，或长住，或短留、或路过、或来访，川流不息。为了照顾家中老小，招待来往宾客，管理诺大宅园，而雇大批佣人，据宠莲、李云光说，其中丫头5人，老妈子5人，男雇员30余人。加上众多妻妾子女，上海家中常住人口将近60人，流动食客多则30余人，少则10余人，平均每天在家就餐人数多达80人左右。4天要吃一担米，所需副食、煤炭数量很大，采购时要用汽车去拉。他的晚年算得上"钟鸣鼎食之家"，食不厌精，讲究营养，即使下乡也不马虎。据茅山火炼培村当年村长潘文和六儿媳翟光明回忆，当年康住在她家，中午饭要吃八大盘和八小盘，早饭喜吃鸡蛋、桔子，有一次吃下十个蛋，还喜吃蒸鸡、八宝饭，最爱吃甜食。下乡尚且如此，居家更可想而知，宴请宾客自然更求丰盛。每月单伙食费就要400元。每月向雇员发薪金，除上海家中雇员40余人外，杭州、青岛两别墅的留守人员至少十人以上，平均每人12元，共需600余元。电报费每月千元左右，加上妻妾儿女购买衣物、学费及每月发零用钱，女儿每人五元、儿子每人二元。以及频繁的交际应酬送礼，外出旅游等开支，每月例常总支出约在三千元之谱，大宗额外开支还不计在内。
     讲排场铺张浪费，最突出表现在营造宅墅和婚丧嫁娶祝寿上，这些额外开支更为惊人。建造一座宅园和三座别墅至少要好几十万元。每次红白喜事总是宾客盈门，大摆宴席、聘金、嫁妆自要从丰，目前还缺乏具体数字。仅就丧葬而言，其排场浪费已令人触目惊心。1913年冬由香港送母、弟灵枢到苏村的场面，据他在《哀烈录》自述："港督派警官率警卒百数十人护丧送葬，粤吏派兵舰二艘至港护丧，……广东都督龙济光先乘兵舰迎于海上，军警各千人，广东民政长率百吏继至，绅士千数。丧轮抵苏村，丧棚耸云，越数十丈，众宾百数，夹道观者数万人。"③如此排场，光招待宾客和给军警赏钱要花多少?
     据被雇亲自为张夫人在茅山造坟的徐大灯等人说，当时为造此坟，每天二三十人，共做45天，每天每人一块钱，还管饭吃。下葬那天连给扛小旗的小孩也每人一块钱并管饭，甚至只要在坟前磕头也都赏一块钱。光这项开支，一座坟就要千余元。更不要说千里迢迢运棺木，招待送葬宾客及其他费用了。他在1919年底给友人的信，谈到当年支出丧葬费三千元。
     如此巨大开支他是如何应付的呢?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宪政会经费和接受捐款。回国时带回一笔宪政会经费，此后宪政会虽不起什么作用，但仍能筹集一些经费，华侨、国内团体和军阀、官僚等也有所捐赠。他也曾主动要求或暗示别人捐赠。
     二是变卖广东房地产，在上海倒卖地皮。康回国后，邓华熙等人，联名呈请政府，把戊戌政变抄没康有为的家产全部发还，并给予相当赔偿。后来将广州永汉路的回龙舍抵偿云衢书屋，康将其出卖，以所得款在上海购买土地，几年功夫地价节节上涨而获大利。
     三是卖字的收入。康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他在各主要报刊上和书店门口均有买字广告。据1924年所印《康南海先生鬻书例》所定价目不低（见本页）但来求书者络绎不绝，此项收入每月可得千元。
     四是买卖古董字画。他是古董字画鉴赏家和收藏家，兼做古董字画生意，这项收入也不少。实在周转不灵，也不时将自藏文物书画等割爱出售或抵押。
     五是借贷。以上四项收入虽很可观，但仍入不敷出，不得不向银行和私人借债，挹此注彼，常负债累累，身后负债达六七万元。
     ……
     注释：
     ①《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3页。
     ②《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897页。
     ③康有为：《哀烈录》卷5，第69－71页。”

摘自《康有为评传》（林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