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经历的清末民初，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反变革激烈冲突的时代。在急邃的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中，康有为是一位引进西方先进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的开创性人物。中外古今文化交光互影反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佛、儒、道相交叉，中学西学相渗透，博大而庞杂；其政治实践也是起伏跌宕，曲折而回环。因此对他的评价必然引起种种不同的见解和争论，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现就康有为的评价中五个重大问题，重新作一稍近全面的回顾与考察。
     一、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主体是改良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翻开近代史论著，康有为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主义者，似乎已成定论。"改良主义--此路不通"，也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公式。追溯这一思想的来源，不能不看到苏联历史学界对中国的影响。
     早在解放初期，苏联历史学家叶菲莫夫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就判定，戊戊变法是反动的，理由是它属于改良主义运动范畴，而据说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中国学术界虽然有少数人在意识形态上"一边倒"，把这种意见奉为蓝本，但多数人善于独立思考，并不赞同这种政治定性分析。
     但是几十年来，史学界也曾流行过这样一个令人感到别扭的论断：戊戍变法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但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运动会起进步作用，则又不能自圆其说，陷入史实和理论的矛盾之中。近年已有学者著文，指出把维新运动及其领袖康有为判定为改良主义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混乱的。
     近代中国面临着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任务，康有为发动的维新运动就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近代中国又面临着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康有为发动的维新运动就是为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历史人物是个复杂的系统，因此评价历史人物也应该有个系统标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足取的。如果我们把康有为放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去全面综合分析，就不能不承认他是当时著名的学习西方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他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对泥古守旧的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主张改革开放，变法维新，代表着时代的进步潮流。他是戊戍维新的主要领导者，并通过七次上书光绪帝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变法改革的纲领，主张改革政治、改革国事、改革文化教育，尤其要改革中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生产力，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认为经济改革，"实为转移天下之枢纽"，他不论是鼓吹"托古改制"，还是宣传"仿洋改制"，都是为了变革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他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主将，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引导人们对几千年奉为金科玉律的封建典籍产生怀疑，使人们从"圣经贤传"的禁锢下开始解放出来，这种"疑古"思潮同他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了"飓风"，引起了"地震"，因而出现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并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所以说，康有为在近代维新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在传播西学、沟通中西文化交融，促进中国思想近代化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从林则徐到洪秀全，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都是站在反对外国侵略和封建专制前列的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体现了康有为的思想各个领域里的主旋律是爱国、改革、开放、进步的宏伟乐章，他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科书中摘掉康有为这顶改良主义的帽子，恢复其旧民主主义先行者的历史地位。同时，……取消引起理论上和逻辑上混乱的改良主义运动的提法，坚持维新运动和维新派的概念。对过去史著中早期改良主义的提法，也应正名为早期维新思想和早期维新派，这样更符合历史事实，也就更接近科学和真理。
     二、康有为发动维新运动的理论主要是今文经学，还是进化论学说?
     有的论者著文说，康有为发动维新运动的主要思想理论是今文经学，并声称已为学术界所公许，鄙意认为很难同意这种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论断。应该说，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运用的是今文经学的躯壳，而进化论才是使其改革思想大放异彩的灵魂。
     早在"公车上书"之前，康有为己从西书译本中呼吸到一点进化观念的新鲜空气。他从西学中接受了许多地质古生物进化和天体演变的观点，近代的自然科学必然会产生近代的社会价值观。他坚信"人自猿猴变出"等最基本的进化论原理，并向他的学生们讲授过这些内容。康有为急切地用初学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说明文化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力图把维新理论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这是康有为的变革理论与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本质不同的明显标志。
     1896年，康有为看到严复的《天演论》译稿后，深为其中阐述的新道理所折服，康有为对严复的佩服，就是对进化论学说的服膺。他很快地就将这种新的世界观吸取来完善"改制"的理论体系。他在《孔子改制》中写道："凡物积粗而后精生焉，积贱而后贵生焉，积土石而草木生，积虫介而禽兽生，人为万物之灵，其生尤后者也。"由生物进化推及历史进化和社会进化，是康有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升华。
     ……
     三、保皇会是个反动团体，还是群众性爱国华侨组织?
     有的论者冷峻地判处保皇会是个反动团体，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出现过揪斗保皇派的过激行为，与这种指责历史上保皇会的遗风不为无因。所以，对保皇会应该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审慎的分析。
     该会成立时并不叫保皇会而唤作保商会，亦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n)。康有为的二女儿康同壁记其事说："先君在加拿大域多利埠(今译维多利亚)、温高华埠(今译温哥华)，与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和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集议，创立保商会。华侨十九皆商，故保商即保侨，亦即团结华侨以爱卫祖国之会也。旋有人献议保皇乃可保国，乃易名保皇会。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此保皇会之缘起也。"保皇会所保的光绪皇帝是个主张改革的皇帝，前辈史学家范文澜曾称之为值得崇敬的"维新元首"。所以保皇会的保皇是和改革救国联系在一起的，康有为说："非皇上无以存中国，非皇上无以保四万万人，此中国人所共戴，亦且万国所共拥也。盖那拉与诸贼之篡虐，割我地以予人，吸我膏以偿款，涂炭吾士民而荡覆我京邑，亦既前车可鉴，此祖宗所不食，而普天所共愤怒矣。"康有为等人企图保住光绪皇帝的位子，并通过他实现君主立宪的理想，甚至可以选他担任总统，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
     过去有的史家指摘维新派反对暴力斗争，其实并不尽然。1900年，保皇会就利用义和团崛起于北方的有利形势，发动了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义。……十年后辛亥革命的枪声首先在维新派流血牺牲的武昌打响，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有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妨说自立军起义是辛亥武昌起义的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戊戍维新运动就没有辛亥革命。
     保皇会在海外组织华侨团结共事，荣辱与共，热爱祖国，进行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她在海外兴办中文学校、创设中文报馆、建立孔庙，传播中华文化，不独对华侨而且对所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康有为说当时华侨有500万，美国学者雷麦估计有900万，可以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康、梁在北美、澳洲、南洋等地200多个城市共建立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多至百余万人，是中国在海外第一个最大的爱国华侨群众团体。其领袖人物康有为利用与美洲上层人物接触的机会，也曾为争取华侨的合法权益而斗争，他在会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墨西哥总统何塞·波菲里奥·迪亚斯时，都慷慨陈词，要求他们禁止迫害华工。
     1906年，康有为在白宫会见罗斯福总统。当面要求美国废止限制和排斥华工的法律和条约，并于同年6月30日再致书罗斯福，详陈利害，据理力争，……。据说罗斯福答应放宽禁例，虽未能达到废约的目的，然而在清政府屈辱退让的情况下，康有为和保皇会有争废华工禁约之举，发出了海外华侨正义的呼声。同时，保皇会还在华侨中倡导争废禁约，鼓动侨胞上书清政府，要求勿与美国续签禁止华工人境的条约。这个组织不仅当时在华侨中影响巨大，而且波及会员的后人，直到1983年广东省开平县还征集到一枚加拿大华侨"保皇会同志"圆形银质证章，是1898年旅居加拿大的华侨谭贤宝入会时的纪念品。1947年时带回故乡，已传至孙女珍藏，可见华侨对保皇会感情之深。
     勿庸讳言，保皇党就是保皇党，革命党就是革命党，保皇会曾经攻击过革命派，挖过革命派的墙角，甚至把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也拉入了保皇会。但公平地说，这种攻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革命派的著名人物苏曼殊，在1904年就曾于香港"决计以手枪往刺杀保皇党魁康有为。其友陈少白以为徒作牺牲，而无俾实事，力阻之，乃止。"至于孙中山斥责康有为"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就更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研究历史评价人物，不能唯书也不能唯人，要看其文其言符合不符合事实，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康有为竭力主张君主立宪，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来追求的。平心而论。康有为固执地认为只有君主立宪能够救中国，民主共和则是下一步的事，其事当否应该允许人家探索，而孙先生说他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政府还厉害，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内部两个不同政治派别，对于解决中国问题不同见解的争论，这种争论对探索救国方案是有益的，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有的学者把孙中山上述论点推到了极端，认为这个时期的康、梁立宪派充当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帮凶，成为反对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个说法显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立宪派推到清朝反动势力一边，因而是有失公允的。
     保皇派和革命派相比较而存在，在斗争中相互补充而消长。通过激烈的辩论，爱国侨胞接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纷纷登报声明脱离保皇会而加入革命派，说明保皇会的主张已经落后于形势了。广大保皇会员纷纷转入革命派，也说明保皇会本质上是个华侨群众爱国团体，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轻率地把保皇会打成"反动团体"，伤害了一部分爱国华侨的感情，是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的。
     四、康有为发表《大同书》是为了反对民主共和，还是为资产阶级指示出路?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主要代表作，其酝酿较早，而成书较晚，直到1913年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两部分，即甲部《人世界观众苦》和乙部《去国界合大地》。1919年题名《大同书》，把这两部分印成单行本。全稿直到1935年才由其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这时康有为已谢世八年了。
     康有为晚年主张君主立宪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看到当时的世界是君主立宪盛行的时代，他认为欧洲十几个国家是君主立宪政体，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是民主共和，当时中国文化比先进国家落后，民智未开，尚不具备建立民主共和的条件。
     孙中山主张民主共和，认为中国受君主专制的痛苦太久了，不推翻君权专制制度，中国社会就无法前进，是无论如何不容许有皇帝思想的，就是汉人做皇帝也要革他的命。孙中山这种思想比康有为更为激进。
     然而，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政权形式，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形式上一个保存了受资产阶级宪法支配的帝王，一个是完全的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权。康有为认为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帝王，不过是一个"土木偶"而已，是维系国家统一的象征，实权则操在议会。中国如行君宪制，有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可以避免军阀混战，群雄争夺天下的局面。康有为这种想法未免天真，但末始不是一种探索方案。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为资产阶级争地位，为发展民族资本主呐喊，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斗争，只是斗争的手段不同，采取的政权形式不同，成败的程度不同，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学者可以发明"改良主义--此路不通"的公式，试问民主共和此路就走通了吗?毛泽东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康有为《大同书》和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都是为了救中国，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救国方案双双失败了，但是都给中国人民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在过去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有的学者只引证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从而得出了"此路不通"的结论，而忽略了毛泽东指出的是康氏大同理想和孙氏的民主共和都不可能最终实现。这样说，并不否认康有为身上封建思想更多些，而孙中山则是彻底的民主派，其思想境界比康有为更高一个层次。
     应该指出，康有为当时看不清孙中山领导的共和与袁世凯窃夺的共和有本质的区别，常常把二者混为-淡，甚至把军阀混战归咎于没有实行君主立宪而实行民主共和。但是也不可否认，他对假共和的揭露还是一针见血的，例如1917年《致冯国璋电》中论"今中国虽行民主，实则专制，名为共和，不过少数人争总统总理总长。既得总统，将改帝制，民又不服，争乱而已。非有虚君共和如英、意、比者，令国本不乱，民由以安也。"因此绝不能把康有为对"军阀共和"的抨击，一股脑儿说成是攻击辛亥革命，然后把康有为作为"反动人物"加以批判。
     事实上，康有为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弊端，回国后又目睹军阀混战给中国带来的空前灾难，所以他把《大同书》发表出来，呼唤人们去为这样-个美好的社会而奋斗。可见康有为发表《大同书》不是为了好奇炫博，也不是为了反对民主共和，而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指示出路。《大同书》是康氏向西方并求真理的代表作，比诸《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具有更浓厚的世界意识和近代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人类的崇高理想。应该说，中国人头脑中幻想的"乌托邦"，其美妙程度也不亚于西方人虚构的"太阳城"。随心所欲地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说成是反动的著作，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康有为晚年是封建余孽，还是一位时代的落伍者?
     康有为晚年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热衷于在各地营造别墅，买卖古董字画，寄情名山大川，他领风骚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他自顾形容日衰艾，捻须白成丝，也已失掉当年维新者的风采，可忧时之心不减，爱国之志不变。由于他的政治主张和言论已跟不上历史潮流，而渐渐变成-个时代的落伍者。其最大的历史性错误，莫过于参加了1917年的"丁已复辟"，在某些历史家的笔下，他被描绘成"封建堡垒"、顽固不化的"老古董"，直至斥之为"封建余孽"、"复辟的祖师"，长期被钉在耻辱柱上，鸣鼓而攻，乱箭齐射。
     评论历史人物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照亮了重新评价康有为的前景。这主要不是因为发现了新材料，而是由于生活经验的积淀，深化了认识层次，拓展了思想境界，有条件地破除传统的看待历史人物的陈腐观念，可以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去研究康有为晚年活动的真实内容。
     前已指出，参加"丁已复辟"活动，是康有为晚年甚至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是只要冷静地考察一下康有为在其中的活动，就不能简单地以参加复辟与否裁定善恶，同样参加"丁巳复辟"，张勋和康有为的目的就不大一样。张勋是十足的封建余孽，清末任江南提督，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南京起义的新军血战雨花台，江浙革命联军攻入南京，他退守徐州，仍被清政府封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屯兖州，留着辫子，穿着清朝制服，表示仍忠于清室，世称"辫军"和"辫帅"。他的一切活动才是完全的封建复辟，恢复清朝的全部旧制。
     而康有为则不然，他赤手空拳，无兵无钱又无权，却异想天开地企图利用张勋的势力，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制。他宣称这是"存帝制以统五族，弭乱息争"的灵丹妙药。过去把康有为在上海伏案半载"预草诏书"十数道列为复辟的罪状，事实上这些诏书的内容正好说明康有为不要原原本本地复辟清制，而是要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例如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召集国会、定中国为中华帝国，以及废除前清的许多封建旧制。所以康有为与张勋发生了分歧。
     ……
     "丁巳复辟"时，清朝已经灭亡6年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也1年了。康有为仍企图借封建军阀的兵力来实现其君主立宪的主张，显然是有违时代潮流的。他的悲剧还在于对封建军阀缺乏本质的认识，自己又没有什么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傲岸地戴着一顶"文圣"的桂冠，被真正的封建余孽们利用来做复辟的舆论工具。当封建军阀们发现康有为的君宪制有碍他们的利益时，先是排挤抛弃，继则通缉治罪，戏剧性地玩弄于股掌之上。
     然而，康有为毕竟是受过正统封建主义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散发着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息，虽然历尽沧桑，九死一生，却总不能忘情于清帝的特达之思。梁启超在为乃师作传时说："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梁氏指出康有为追求君宪制是"独有所见"自然无可厚非，而否认他对光绪帝的感恩戴德则有为师者讳的嫌疑。实际上，康有为后来在对待逊清问题上，站在错误的立场上，采取复辟的错误行动，就是这种封建感情的流露。不过张伯桢颇能洞悉其师胸臆，指出康有为参加复辟的真意，是为了"保中国兼保清室"，同时又点出了康有为与其他复辟派的微妙区别。
     像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缺点一样，康有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有不少失误和过错。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科学地分析历史人物产生失误的原因和错误的性质，并站在时代的高度把这些错误放在他的一生中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察，评论其功过是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对康有为参加"丁巳复辟"应当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指出其错误在于他的政治主张落后于时代，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而绝不可"无限上纲"为"封建余孽"和"复辟的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