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百日维新，百年沧桑。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窃以为甚至当前的一些思想文化争议亦可从当年的成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百日维新期间发出有关的“上谕”竞达110多件，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注1】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 【注2】他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 【注3】这些虽未被光绪皇帝采纳，已流言广布，徒增阻力。诸如此类稚拙言行，无非表明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驾御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有知情者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注4】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满汉尚书和其他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
    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
    任何有显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变革为先导。甲午战败后，办报、办学、组织学会的热潮虽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绅特别是年轻士人的觉醒，但这个基础非常薄弱。康有为等人没有以转变观念特别是“开官智”为中心环节，而把力气花在无益大局甚至极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学术与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去触犯主流社会的大忌，哗众取宠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注5】
    再则致力于军事、政治投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恶劣先例。
    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民间武装则作为辅助力量。拉拢的对象有三：淮军首领聂士成、甘军头子董福祥、新建陆军督练官袁世凯。要是说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与严复时相过从，有过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现的话，董福祥可是忠实的顽固派。拉拢的手段是许以高官和其他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他们已把赌注压在军事投机上了。实施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谭嗣同与袁世凯谈判，袁氏虚与委蛇。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注6】
    不能轻视康氏这些作为的影响。翻一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人们不难发现康有为等人的这些活动方式（包括他们后来组织的自立军和暗杀活动）一再为包括孙文、蒋介石等在内的后来者所仿效。不少“起义”靠的是绿林好汉或会党，而在 “国民革命”旗号下的颇多活动(不是全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游戏。结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且认同者越来越多。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着什么?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不应忘怀的启示?

    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及其友人写下非常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在四年中，这群来自民间的士人和中下层官僚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上奏章……终于汇合成为震动朝野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历史条件为这次中华民族的觉醒提供了客观基础外，康有为等维新志土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宣扬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这个思想震撼力来自何方?他的学生梁启超认为是其师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三部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注7】但当时《大同书》尚未出版，其余二书则颇具争议性。真正的震撼来自他们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上他的《日本书目志》以及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时务报》、《知新报》等与严复等人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维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内地之势。
    与此同时，他特地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用多位大臣名义上送了许多奏章，成为维新变法一系列“上谕”的直接渊源。
    这些论著不失为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总结。不少观点和主张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纳成系统，反复呼号，职是广为人知。一个维新领袖由是矗立于历史舞台。
    但在戊戌时期还有另一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 ·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对这些著作赞声不绝。笔者却宁可赞同一些学者的否定意见，确信其负面价值是主要的。
    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康氏改宗公羊学，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动态，当时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学术歧见，并未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康氏没有以学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独得孔子大道的真传，“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注8】宣布一部书是孔子口说的记录，这是学术史上的 一件大事。证据何在？康氏似乎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仿佛是口含天宪的圣人，他说是就无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书一再引用荒诞不经的伪书为证，以早已确认为伪书的今本《列子》为论据，对一个以反“伪经”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说来，这又是极不严肃的。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超前的眼光，人们虽为世俗所囿，一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看却有振聋发愦的巨大作用呢？
    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 ……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注9】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注10】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 【注11】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的。
    其次，他要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国教系统，他建议清政府下令信仰诸天神佛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 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扶圣教而塞异端。”且向国外“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实现“用夏变夷”的盛举。【注12】除劝牖愚民外，士绅治学亦“皆以孔子经学为本”， 【注13】且每十日要举行一次拜经会。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标的高度。从1895年组织强学会到1898年的保国会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国会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是并列的。【注14】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最后，在这个国教系统中，康有为是顺应天意阐发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断言，孔子被贬低，“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阐而不明……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国贫弱的根源在没找到孔学真传。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为)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觇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 【注15】于是，救世主康有为衔命降临人间，小民合该顶礼膜拜!章太炎就留下这样的实录：“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注16】所谓宣扬孔子思想，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抵亦无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再从实践的后果去看看这套理论吧。利用传统典籍资源，无非是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减少阻力；或是寻求智慧启迪，弘扬民族原创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败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这等于把整个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毁。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氏离经叛道，是当代少正卯，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氏《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注17】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上诏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注18】
    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 【注19】并坚决反对康氏用孔子纪年，康氏不听，最终“以论学不合背盟”， 【注20】从而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在民间，康氏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注21】“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 【注22】此事发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原载《东方文化》l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