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与戊戌变法》摘录
     政变后不久，荣禄奉调入京，关于这一事件，当时一些报纸发表了评沦。9月26日《国闻报》认为荣禄进京后，"谓见近数日中国新旧两党正在相持不下，其不肖者则乘此离间宫闱，苟图富贵，其谨愿老成者，默不一言，而外人借端干预，讹言四起，公使朝至，兵船夕来，宗社安危，悬于呼吸，一或不甚，危亡立见。中堂此行，其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使中国臣民，外人观听，晓然于皇太后之训政，与廷旨之密拿康有为，不过罪康有为一人，而于皇上数月以来维新变法之事，三五新进之臣，均无所防碍，则中国之幸，……是所望于社稷之臣，此外臣之愿也"，9月30日《申报》报道："制军以国家多故，深恐外侮迭乘，吁恳晋京陛见。……闻皇太后亲政之由，因见皇上求治太亟，又以罢六堂官，实为从古所未有，在朝诸臣见圣怒不测，内不自测。"
     以上评述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荣禄在政变后被许多人称为"天下以公为安危"、"老成谋国"、"补救时局，为中外所望者，其惟我夫子一人而已"、"佐朝延经武之谟，系天下安危之重"。〔35〕去世后，清廷在谕旨中说荣禄"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国，献纳周详，有为中外不及知者"、"膺旄钺于畿疆，殚心力而调和中外"、"百度更新，屡见嘉谋之敷奏"、"本忧国忘身之义，为柔远能迩之谟"、"造膝陈词，削牍不言，或外廷之未悉；独居深含，每全局之兼筹；甘寝投兵，底定安危之汁；含哺缓带，辑和中外之功。度支综核之情，月要岁会；政旋吏张之速，雷厉风行。才足救时，洵非易得"。行状和墓志铭中也提到他"在政府不立崖岸，于中外利弊独洞见本源，力持大体，不为众说所淆"，早年"与文文忠，宝文靖，李文正、左文襄、李文忠诸公互相砥砺，……哎-代名臣"、"于外省利病，洞见本原，与各疆吏文牍往来，但责成效，不为遥制，俾人人得以尽言尽力，回銮以后举行诸政尤得要领"。〔36〕刘坤一在复冯莘中也说："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盛宣怀素知荣禄主张变法，因此在荣禄甫接谕旨奉调入京后，马上电致荣禄："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藉口干预内政。拿问诸人连类查办，似宜从宽，一面以懿旨明逾中外，一切新政持平办理。力求自强，以消乘间伺隙之心，以慰薄海臣民之望，大局安危，间不容发，扶危定倾，非中堂莫属。宣蒙中堂不以寻常相待，既有见闻，不敢缄默，企垂察。"〔38〕
     1899年9月24日，《国闻报》刊载论说，指责荣禄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严复阅后，"试平心覆观，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则真未敢轻下定语也。"严复认为荣禄只不过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时在皇帝面前说过康不可用，"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何足深恨"，而后来荣禄入京后祸机已熟，怎么能够说所有杀逐之事皆荣禄所为?因而对荣禄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而《国闻报》将此种文字刊列，实属造孽，严复还指出荣禄忠于所事，有值得称道处。〔39〕这些文字从一个侧面说明荣禄是当时较为开明、识大体的官员，他在政变后力图挽救危亡多事的时局，避免矛盾进-步激化，同时继续赞同行之有效的变法活动。
     注释：
     〔35〕《荣禄存扎》，3、36、50、246页。
     〔36〕参看《荣文忠公全集》卷一、卷二。
     〔37〕《戊戌变法》(二)，634页。
     〔38〕《愚斋存稿》第四册，942-943页。
     〔39〕《严复集》第三册，533~534、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