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

苏全有

    袁世凯作为近代著名人物，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他的骂名。至于他为什么挨骂，在于他前期戊戌告密、镇压义和团，后期篡夺大总统职权、洪宪帝制等。袁世凯成为被否定的反面人物就变得十分的自然了。
     在这里我无意为袁世凯说好话，更没有为他翻案的意思，我所感兴趣的是人们在对袁世凯的否定情结中有一个轻重缓急、事出有因的问题，那就是晚节。中国人向来注重晚节，一个人哪怕早期如何如何的为非作歹，不仁不义，只要晚年改邪归正，即可视为浪子回头，千错万错都能得到谅解；相反，不管早年怎样进步，有善举，但如果晚年有不义行径，则难逃被贬斥的下场。陈玉成与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两位重要青年将领。其中李的贡献显然要大大超过陈。但陈玉成就义时有大义凛然之举，而李秀成为保护部下而写了"投降书"，所以二人的境遇就大相径庭，李秀成还因此而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界最具争议的人物。由此我联想到袁世凯，由于他后期有篡权、称帝行为，为人们所不耻，当然就难免被贬了。至于他早年抵制日本侵略、力主维新、废科举、立宪、发展经济等活动，当然就不必提了，或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甚至连戊戌告密也被升格为戊戌政变的关键原因。
     谈到这里，我不禁想，如果袁世凯早死六年，也就是死在武昌起义之前，没有东山再起的机缘，那么他当是摄政王载沣集权的牺牲品，晚节自然可佳，人们的评价因此会不会另类呢？
     当然，历史学最忌讳的就是假设，因为此举容易陷入以论带史的泥淖。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最近笔者得到日本有关袁世凯的一些珍贵资料，其中有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写的一本书：《袁世凯》，该书巧就巧在是1910年即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由天津时闻报馆出版。该书记载对袁世凯的评价与现今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仅举数例以说明：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指在朝鲜时期）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迅，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飚悍之手腕哉。
     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定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今不如昔，感叹道："人材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袁世凯现任何事？"李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藤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材啊！"
     使当日西太后信袁不专，任袁不力，袁虽有才，亦不能展，支那焉能复有今日？……西太后不专任袁世凯，焉能有训练纯熟之陆军？……以此类推，西太后稍鲜定力，袁世凯乌能运其手腕？不有陆军，日俄之战焉能严守中立？又焉能复有完全之东三省？此外如天津、北京之警察，与直隶全省之学堂，又焉能有此程度？立宪之制度，又焉能望有萌芽？可以二语括之曰：微袁世凯，支那不能有今日之景象；微西太后，亦不能使袁世凯得运用其手腕也……
     所谓的历史知识，今天看来有两类：一类是历史本身所固有，一类是前人的叠加。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就是这样，是建构在前人的认知基础之上的，渐渐地，前人的观念叠加而积淀，并衍化为历史本身，让后人难以区分。
     要想了解历史的本色，我们似乎需要重新建构自己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