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戊戌政变与章立凡先生商榷之二
拙文《袁世凯的第一次机遇并不存在--与章立凡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蒙"五柳村"刊载，复蒙章先生郑重作答，殊感庆幸：讨论可由此深入，认识会在商榷过程中提高。
商榷的目的主要是探讨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但还是要从袁世凯说起。
一 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能否成功
首先要明确论题。"商榷一"所讨论其可行性的是谭嗣同说"袁世凯起兵勤王"，"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慈禧太后"，判断不可能成功的三点理由就是针对上述谭嗣同方案的。
章先生《戊戌年八月初四：袁世凯的人生空白点？--再谈袁世凯的历史机遇》（以下简称"再谈"）一文中，拆解那三点理由时，针对的却是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也即是袁世凯八月初三晚应对谭的方案。对象变了，三点理由也就缺乏针对性了。
不过，笔者并不是说章先生故意变换论题，细看章先生的《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所称的第一次历史机遇是"按照对谭氏的承诺，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权力，致变法成功"。实际上这段话里包含了两个方案，袁"承诺"的是天津阅兵时发动的方案，而"围颐和园"则是谭方案才有的，因为天津阅兵预定的是慈禧和光绪同去，去了天津还要"围颐和园"干什么？！
笔者以前只考虑过谭方案的可行性，没有考虑过袁方案。天津阅兵只是个意向，还没有比较具体的安排，而袁方案也没有制定具体计划，没有这些具体的东西实在想不出行还是不行。
但是，还是可以结合当时政变进程和袁告密情况来作一些分析。
章先生区分袁的告密为被动告密和主动告密。
先按"被动告密"说，政变已经发生了，光绪被软禁，慈禧加强了防范，康有为已经离开北京，在此形势下，即使袁不告密，密谋也没泄漏，恐怕袁方案也已经没有实行的可能了。
再按"主动告密"说，章先生的看法是，如果袁不告密，政变就不会发生，就有可能实行袁方案，而且会取得成功。这里，我想探讨一下袁为什么舍弃政变计划而采取告密行动。
章先生认为："'抢旗'要冒风险，告密是条捷径，袁氏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惯于投机的势利小人，权衡利害，最后选择告密，抢一个比较容易得到的头功。"我认为，告密这个"头功"是远远比不上发动政变的收益大，谭嗣同说袁时讲："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功业也。"（注1）证诸中外历史上的政变，发动政变并取得成功的军事首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进入中央政权核心的。而告密则首先要撇清自己，袁世凯跪求荣禄相救即为此，即使有了荣禄力保，取得了慈禧的谅解，在荣禄调北京时让袁署理直隶总督，但只代理了几个月，直到一年零四个月后才升任山东巡抚。另有一说，陈恭禄先生认为袁没有勇气实行政变，照笔者看，袁在朝鲜发生内乱时，毅然鼓动同僚并亲自带兵杀进王宫，军事上的勇气并不缺乏；而在任山东巡抚以后，参加东南互保，实行直隶新政，推动宪政，提出官制改革，无一不是"敢为天下先"的举动，他在政治上的勇气也是不弱的。再有一说，陈恭禄先生认为袁顾念荣禄的厚谊不忍杀他。都说袁是枭雄、奸雄，哪会如此温情？！此前袁对提拔过他的恩人吴长庆、李鸿章都有过"翻脸不认"的记录。章先生说袁是"喻于利"的小人，谭嗣同曾经充分对他"喻于利"（说袁时还特意提到袁的提升遭到荣禄阻挠）。马克思说过（大意）：多少倍的利润会使人疯狂地追求。袁面对这样的暴利而放弃，原因只能是章先生提到的"权衡利害"，权衡结果是袁认为政变难以成功。
当然，认为政变成功可能小只是袁自己的估计，章先生的估计则是会成功，陈恭禄先生在谈袁世凯时认为"其谋苟守秘密，先有豫备，殊不难成功"，只是因为袁的勇气和温情而叛新党，但在总结戊戌变法时又说"新党谋杀荣禄，出于阴险诡计，直以皇帝之安全，及变法诸臣之生命，为孤注之一掷。"（注2）笔者倾向于相信局中人袁的判断。
其实，不管袁是如何抉择的、哪天告密的，事实上政变的倒计时早已开始了。
二 政变的过程与袁世凯
戊戌政变，正所谓"言人人殊"。我采信的是茅海建教授之说。因为茅的论文"对先前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并做出相应的补正与修正"，而其依据是"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并参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注
茅海建的论文《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载《近代史研究》2002.4、5、6期，全文14万字，在《戊戌变法纪念》网站有摘录，本文作了个'参见网站'的链接。）
根据茅先生的考证，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分为事后报告制度和事前请示制度。从戊戌变法的准备、发动和进行，许多大事都是在光绪去颐和园时发生，意味着都是得到慈禧同意的。
这种正常的情况，到了七月下旬，开始出现了政治异动。先是光绪未请示慈禧就罢免了礼部六堂官，后来又提出开懋勤殿，前者是对慈禧权力的否定，后者更将动摇慈禧的权力基础。于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与慈禧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争论内容没有档案记载，但争论的问题及最后的结论，却从光绪帝三十日给杨锐的密诏中清晰地流露出来，主要是否决了光绪帝设立议政机构（懋勤殿）的提议，并发出了对其皇位的威胁。
继七月三十日的密诏，八月初二日又有给康有为的明发上谕，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光绪还表明自己只接见过康一次，并且不知康还滞留在京。看来，这些都是光绪对慈禧的回应。
八月初三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出现了政治权力的异常，其中最要害的是"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一语，也就是说，谕旨在下发前，要经过慈禧太后，原来的事后报告制度变成了事前请示制度。这是针对"参预新政"新进4位军机章京的，对其实行了监控。
在此过程中，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在缩小，而慈禧太后权力虽在扩大，但仍未走向前台。作为此一政治异动的外部表征，此一时期维新政令的数量与要求都明显放缓。
八月初三日，杨崇伊的奏折呈上，慈禧当晚决定次日回西苑。
也在这一天，康有为见到了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康有为及其党人作出军事政变的决策，在京城开始发动，此即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的决定是八月初四日回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这一决定的意义就在于，其目的是针对伊藤博文而不是针对光绪帝的。光绪帝依旧例移住瀛台涵元殿，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八月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尽管维新的道路已被慈禧太后封堵得差不多了。
八月初五日慈禧太后决定回颐和园时间推迟至初十日，并决定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也就是说对光绪帝不再信任，要将光绪帝置于其身边。
慈禧太后这一决定，其原因为何，当属此日与光绪帝见面时另有一场争论。其争论的主旨及双方的言词，档案中毫无记载，无从得知。问题的要害显出来了，初四日晚慈禧太后见过光绪帝之后到初五日上午再见到光绪帝之前，慈禧太后见过了什么人？得到了什么消息？然清代的档案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有关慈禧太后的档案见不到。茅海建教授在此给我们留下了空白，正表现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严谨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笔者宁愿相信茅的研究；而《清廷戊戌朝变记》（苏继祖）、《崇陵传信录》（恽毓鼎）等，不交代信息来源，却颇多慈禧、光绪等核心大员的机密对话，笔者对此实难置信，只能存疑。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也没有改变初十回颐和园的安排。推迟回颐和园，是在初九日决定的，此前已于八月初八日起逮问谭嗣同等。看来以上情况可以印证政变非袁世凯告密引起（参见网站），而告密加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
总之，从七月下旬起，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起因是光绪的激进变法措施不仅触犯了一些顽固分子和既得利益者，而且直接威胁到慈禧的权力，政变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排除政变起因是袁世凯，那么我们的精力就该集中在探求真正的原因。
三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在"商榷一"中，曾引用了秦晖先生所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首先应当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笔者感觉这样概括比较全面，下面说说自己的领会。
关于保守性。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就进入大变局，实际上直到1860年后才开始"变事"（洋务运动），1898年才开始"变法"。而东邻日本，1853年被美国兵舰打破封闭的国门，14年后就开始了明治维新，不仅"变事"而且"变法"。中国直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被认为一向是自己学生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统治集团才算猛醒，达成变法的共识。但是，不仅还有一些顽固派如刚毅、徐桐之流占据要津，更多一些官僚是虽知该变，但畏难不前，没有行动。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一向是个不思进取的人，从未主动提出推动变革的重大措施。这些官僚的保守，一个致命后果便是变法的主导权落到了缺乏政治经验却积极主动的光绪帝和康有为的手中。
至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包括各个层次上的权力之争，而最为致命的就是慈禧与光绪的这种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有人说，如果是她二人中任一人独掌全权，也不致于令变法夭折。光绪虽然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但也不是不能在实践中改正的。慈禧按她在后来新政中的表现，也是可能将变法推进的。
改革阵营这边，其战略策略的错误也是致命的。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多，《戊戌变法纪念》网站中摘有从戊戌当时直到近年，中外的政治家和学者的议论（参见网站
）。此处只就光绪给杨锐的密诏谈谈。
章先生在"再谈"一文中谈到的"密诏"，似乎将两个密诏混在一起了。一个是章文所说荣禄回答别人提问时说"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
一个是"杨锐之子杨庆昶在宣统即位后曾上缴过一份密诏，被交付史馆。在谭嗣同与袁世凯密会于法华寺之前，也有维新派曾与袁氏的幕僚徐世昌共同诵读密诏的记载，看来未必是假。"第一个是据说初五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付与的，有无大成问题。第二个则是光绪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白纸黑字，确实存在。（参见网站）
密诏字词之间颇有讲究，值得仔细推敲。看来，光绪与慈禧的第一个分歧，就在"尽变"的这个"尽"字上。光绪坚持的是康有为一再主张的"全变、速变"战略（康有为认为变法"其事至易，其效至速，其功至奇""三年之内必能初具规模，十年之内，必能大见成效"）。第二个分歧，在人事上要"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要害还是一个"尽"字。此前，光绪已经裁撤了部分衙门、改变了八股考试、罢了礼部六堂官，下一步就要实行康有为从戊戌年初就一再推动的设制度局或开懋勤殿，以康党取代原有中枢的权力更替计划了。笔者一介书生，不谙政治运作，但既然经历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多少也懂得像这样急法子，是推不动中国这辆笨重的老车子的，非翻车不可。
失败原因就简略地说这点，其实笔者一再和章先生"商榷"，目的就是希望抛砖引玉，从统治集团和改革者两方面讨论戊戌变法的经验，吸取必要的教训。有一点笔者和章先生意见相同，就是不认为"改良"注定不能成功，只是和章先生对怎样才能成功的认知不同。至于"偶然性"，笔者也有一悬想，但不是军事政变的成功，而是如果没发生沙市教案，张之洞得以进京并主持变法，想来他可以在慈禧和光绪间进行调和，使变法积极而又稳健地推行，成功是很可能的。还有人设想过，如果慈禧早死些年或晚死些年……
探讨原因就到此，但是，关于密诏还有些话说，本想放到附录里，又觉得与变法失败的话题有关。
这个密诏还有一份"康版"，一处重要改动是将原文"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改为"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参见网站）本来，只是在下令"尽变"、"尽黜"条件下，才发生"朕位且不能保"的危险，被康有为去掉了条件，变成光绪即将被废的危机，成为八月初三说袁起兵和后来在海外勤王的理由。
谭嗣同给袁世凯看的就是这个"康版"密诏，袁提出并无杀荣禄的字样，谭就说初五请训时光绪会给他降旨的。包含杀荣禄的谕旨，就是指初五日要下的。下了没有呢？苏继祖说有，笔者前面说过对于没有信息来源的权力核心人员之间的对话，实在不敢轻信。还是茅海建的考证可信度大些：康有为八月初三定计后，光绪再没见过谭嗣同或林旭等康党核心人物，也没有其他可行手段与光绪联络，所以光绪不知有此密谋。
再者，给杨锐的密诏上在如此艰难局势下，还要指出"又不致有拂圣意"，可见光绪决不会作出威胁慈禧的决定来的。不仅不会按谭方案杀荣禄、围颐和园，就是袁方案的天津阅兵时光绪"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笔者以为也是很难想像的，谭袁谈话时，前提是"天津阅兵要废立"，现在史家研究认为那是谣言，如果本无危机，好好的光绪为什么要在天津发动政变，凭什么理由杀荣禄，这样能"不致有拂圣意"吗？"再谈"一文说"从皇权正统的角度，如果只是劫后而非弑母，便可避免'陷母后于不义'"，但这只是章先生的看法，却不是光绪的认识，也不是当时人们的看法，胡思敬在他的《国闻备乘》中说，戊戌政变时，人们"不直"光绪（笔者：想是根据传闻的围园劫后），庚子年慈禧要废光绪时人们又"不直"慈禧。再者，看法是一回事，政治现实又是一回事，康有为就是太相信这个"正统"的作用，闭眼不顾政治现实，一个劲儿鼓动光绪"乾纲独断"，要排斥慈禧，最终以卵击石，一败涂地。后之议者，有人嫌光绪软弱，忍让太多；但也有人认为光绪耐心不够，若能再熬十年就出头了。
最后再说一句，与章先生的商榷，笔者想说的已说了，各自摆出观点，求同存异可也。至于袁世凯其人，原非商榷本意，但章文提到袁的捕捉机遇问题，也引起笔者一点兴趣，根据新看到的资料，感到从总体看，袁世凯恰恰是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有机会时当另作一文讨教于方家。
（注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注2）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原著 1935年商务版 现载于《民国丛刊》（2·75）。
（注3）原文是："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使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使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