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史氏按〕1913年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民初的宪政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可是，究竟谋杀案的真相如何？袁世凯杀袁说流传最广，几成定论，近来一些不同的说法也稍露端倪。仅录以备考。
刘忆江谈刺宋案
宋案出后，举国哗然，除公布电文外，空气紧张，日甚一日。(总统)府正在筹划对策，恰好四月三十日，府秘书长梁士诒自沪返京(在宋案前梁以私事去粤)，建议："此事只有先兔赵(秉钧)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国)民党之气。至于赵有无嫌疑，再待国民评判，庶可缓和。"其时赵辞职呈文已递多日，总统采用梁说，即令府秘书办理赵秉钧免职、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当时电话召我到府，嘱咐(我)将命令带到(国务)院，由总理署名交印铸局发表。当时有一人在座(不认识其人，年约五十岁以上)，力言"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总统能始终迁就，即可牺牲晁错(指赵秉钧)；若果有决心，今日万不必出此"云云。袁迟回半晌，将命令收回。至五月一日而陆军总长段棋瑞代理国务总理之令下矣(内务总长以言敦源代理)。
张国淦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此事是他亲所闻见，可见袁在起初似乎有心与国民党和解。至于宋之被刺是否出于袁、赵的授意，由于高层政治斗争大多为暗箱操作，真相难明，只能存疑。此案由应夔丞追至洪述祖、赵秉钧，但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指证袁。当事人应夔丞，原同盟会的干将、上海青帮头子陈其美手下的头目，曾任沪军都督府的谍报科长和孙大总统的庶务科长兼侍卫队长，对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内幕非常了解。洪述祖曾任直隶候补道，是北洋老人，与袁、赵都很熟(袁曾任直隶总督，赵曾任直隶巡警道)，此时任内务部秘书，因筹办长江水上警察，时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赵秉钧则发迹于办理警政，几乎一直是警察头子，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担任巡警部和内务部的次长、总长，即使任总理后还兼任此职，所以肩负有治安、情报的职责。国民党是袁政治上最大的对手，所以他们为了收集情报，掌握对手的内幕、动向，由洪出面收买、安插因失意而对孙不满的应夔丞当坐探，与之有密电，并不奇怪。问题是，在袁忧心国民党通过议会坐大之际，赵是否下达过刺杀宋的命令以为袁分忧?还是袁直接授意于他，结果内情揭破以后，以他作为戴罪的羔羊?
据章士钊回忆，宋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遁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随后闲谈时，"竟然以宋案的凶手归诸(黄)克强，以先一日在同孚路寓所议事，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愤然辞出。章有同盟会的背景，又与黄兴交好，袁是知道的，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令人费解。那么赵的反应又如何呢?据张国淦当时的日记，3月21日消息传来时，赵正在主持内阁例会，听到宋遇刺，"总理大惊变色，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如果是赵预先布置，则宋遇刺乃意料之中的事，他应有思想准备，决不至于当着全体阁员的面绕室彷徨，变色失态的。但在应夔丞住处搜出洪与他的密电后，他则有口难辩，不能不蒙受重大的嫌疑了。赵所渭的"卖友"，是因为宋案发生前，他与宋教仁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
宋教仁去职后(指追随唐绍仪辞去农林总长之事)，住在农事试验场(即今之北京动物园)。每于夜间进城，到国务院秘室，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私人对谈，至天明始返。据魏宸祖说："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举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许宋为大党领袖，应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竟不如赵，有进而将党内秘密尽情倾吐；赵(也)告以北洋底细，似乎也没有什么隐讳，由是两人交欢。只是是否彼此推诚(交往)，抑或系相互利用，均不得而知。"
还有一则来自京兆尹王治馨的说法，他告诉张继(国民党人)等人说，"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说：'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竟何人加害，洪说：'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有不豫之色，洪出府即告假赴天津养病。"王在代赵秉钧回答议会质询时，还有"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的话，袁知道后很不满意。
由上述资料所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赵与宋的交往很可能被袁认为是相互勾结，认为赵有野心，想借国民党之势当总统，所以才会有"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的说法；而赵闻讯惊恐失态，是担心袁在搞掉宋后，也放不过自己，所以在张国淦问宋案内幕时，赵有"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的话。赵在得知宋被刺的第二天即住进法国医院，称病辞职，也与他对袁的担心有关，因为只有辞职，才能表明自己并无野心，并愿意为宋的死引咎负责。不久后赵秉钧暴死，王治馨则为了区区五百元坐赃处死，都传说是袁杀人灭口，从情理上说，是合理的解释。"宁我负天下人，莫天下人负我"，曹操的这句名言，代表着古今枭雄人物的共同心理，袁世凯是完全可能依此行事的，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也只能存疑了。
摘自《袁世凯评传》（刘忆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