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1月到1884年5月，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两年4个月。在这两年4个月中，他几乎是“喘息无暇”地对山西进行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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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地方上更新的问题影响了张之洞。他看到许多洋务派官僚从事的洋务事业，便也试图进行一些洋务活动。他到山西不久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他在给另一位清流派健将张佩纶的信中，就不满意他“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的处境，认为“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那他就不致于“徒为不切题之文章”。可见，他当时是羡慕在沿海地区凭办洋务而成为朝廷中枢的洋务派的。
     早在张之洞到山西之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为他的前任曾国荃拟定了一个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在内的大规模“西化”山西的方案。曾国荃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有着诱人前景的方案却极大的鼓舞了张之洞。1884年5月，张之洞发出了《延访洋务人才启》，明确地谈了他对洋务的认识。根据多年的细心观察，他感觉到了“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抵，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世用所资，至广且急”，从而认为“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可他在启事中说，由于山西闭塞，因此非常愿意集思广益，希望全国各地的洋务人才前来。不管是熟悉洋务的哪一方面，或是钻研精通天文、算术、历算、地球；或是通晓各国语言文字；或是熟悉沿海险要之地；或是多见机器运用之得宜；或是根据洋法能自己制造；或是研究船舰大炮；或是精通开矿之学；或是能阐述新旧条约的变迁；或是能剖析公法西法之异同；或是对洋务全面熟悉的，都将受到欢迎。到山西后根据其才能，给予优厚的薪金。
     在招徕洋务人才的同时，张之洞也开始了具体筹办洋务事业。他在发给下属的《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中强调，“直省各局林立，取精用宏，裨益甚多，关系甚重”；山西“亟宜仿照兴办，极力讲求，开利源以复旧规，图近功而勤远略”。他要求司局认真讨论筹办洋务事宜，就在省城东门内设立洋务局，选派提凋、正佐、委员等办洋务官员，先就本省熟悉洋务之人和已经购来的各种洋务书籍研究试办，详细订立章程，广泛访求洋务人才。井具体指示：设洋务局之处要选择地势宽阔的地方，以便将来在附近添修院落以作为制造场所；所有新出有关洋务的各种书籍，随时向天津、上海等地购买；各省著名通晓中外交涉事务之人，由清源局随时访求；立即筹集款项派官员去江苏雇募机匠，并在上海购买若干种外国新式纺织、农器，运回山西作为洋务局厂的发端；举办洋务事业的所有一切经费，就在河道库提存。可见，张之洞是雄心勃勃准备在山西干一番洋务事业的。……
     与此同时，张之洞向清廷奏准在太原建立了山西机器局，“派员经理，招雇工匠仿制洋火药，以备拨发各营”。该机器局月产洋火药1000斤，设备简陋，规模不大，采用的主要还是封建衙门式的管理。但是，机器局招募工匠，采用大机器生产，具有近代工业生产的一些特征，可以认为是山西第一个近代工厂。这个时期，沿海沿江地区的洋务派开矿织布，获取厚利的情形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山西可忧虑的不是没有铁，而是灾后人民流散，工匠寥寥，无人熔造。1883年张佩纶路过山西时，张之洞曾对他说，购买洋铁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在山西开矿炼铁来供天津局厂之用。之后张之洞给总理衙门写信又谈到在山西开矿炼铁问题。总理衙门对此进行了讨论，决定委托他筹备办理。张之洞曾说，从那时起，他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第二年，他就在山西筹议开采铁矿。在纺织业方面张之洞也想创办企业。他认为教习纺织是利普一方的事情，要求属下即使经费不足，推行不易，也要“持之以恒，督之以勤”。1883年 5月，张之洞在省城设立桑棉局，申明他的目的是“志在修复，为晋民开生财之源”。为了筹办桑棉局，他向江苏巡抚卫荣光请求雇募技术熟练的机匠一二十名，携带纺织生、熟、花、素等种布匹的机具到山西，住在桑棉局传授纺织技术。至于这些机匠所需的路费、工钱和纺织机具所需款项，也希望卫荣光会同山西赴苏委员商定，提前给发。他盼望这些机匠“早日就道北来。”……
     张之洞离开山西以后，先后在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内大张旗鼓地兴办洋务，逐渐成为洋务运动后期首领之一，正是奠基于他在山西的洋务活动。因为他在山西举办过欲培养通“中西法”人才的文教事业，而有以后在南方“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等广兴洋务学堂的举措；因为他在山西有过设立桑棉局以求“开利潭”的尝试，以后便毅然办起了“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等新式纺织工业企业；因为他在山西进行过用洋枪洋炮武装军队的活动，以后果然就用“西法”编练了新式军队——“^自强军”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之洞确实是在山西迈出了他由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变的第一步，也即他由清流派主要代表人物转变为运动后期首领的关键。
（摘自《张之洞与山西近代化》 作者 冀满红 载于《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