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近代化的迟滞
     广东地处中国南部沿海，鸦片战争以前长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进入近代之后广州又成为首先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加之毗邻港澳，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有得风气之先的优势。从这些有利的因素讲，广东本应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中国其他省区的前面，然而事实上广东的近代化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开始有所启动后，一直到八十年代的前期，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
     首先，从官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情况看，广东虽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已经有购买和零星仿制外国军火的活动，但迟至1873年方才在广州建立起一所仿制枪弹和修造小轮船的机器局。广州机器局不仅建立时间甚晚，而且规模狭小。……"迥非津沪各局规模宏阔之比"。
     其次，从官办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用企业的情况看，广东从洋务运动开始至八十年代前期，20余年中除了架设由广州至九龙和由广州至梧州等地的陆路电报线，可以说是军民兼用外，在这方面基本无所作为，而同期在国内上海、直隶、山东、湖北、江苏、安徽、热河、甘肃、台湾等省区洋务派官僚已陆续建立起一批采矿、纺织、航运、铁路等方面的企业。
     再次，从民间商办企业的情况看，广东虽然是国内较早出现商办企业的地区之一，1872年就有继昌隆缫丝厂的成立，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期，除南海、顺德地区的机器缫丝业有所发展外，其他方面的商办企业仍是零零星星，未能形成气候（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南海县1872至1881年间创办的缫丝厂共11家，资本165000两，工人数为4400；顺德县1874至1880年间创办的缫丝厂共24家，资本360000两，工人数为9600；广东全省此时期内所创办的其他方面商办企业仅有以下几个：1876年在广州开办的陈联泰机器厂，1879年在佛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879年在汕头开办的机器榨油厂，1880年在广州开办的文明阁火柴局，以及开办时间不详的广州石印书局。
     还有，从兴办洋务教育的情况看，广东起步甚早，1864年就建立了教授外语的专门学校--广州同文馆，但是该馆也是长期不被重视，局面狭隘。瑞麟督粤时，奏请该馆学生专用旗人，排斥了汉民子弟入学，而且在馆学生普遍"皆专意汉文"，冀图应试做官，"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很难达到洋务教育的目标。刘坤一督粤时，批评广州同文馆"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而已"，因此有捐银15万两另设"西学馆"的计划。后来张树声利用这笔资金于八十年代初在广州黄埔长洲办起"实学馆"，但也限于经费等原因，"规模未广"。
     应当承认，在洋务运动这个时期里，由于整个中国都处于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束缚的状况下，近代化不能迅速发展在全国是普遍性的，但是各地区之间仍存在着不平衡性。为什么有的地区（如上海、天津）相对发展较快，而广东却显得比较迟缓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因素上讲，主要是由于鸦片战争后广州独口通商地位丧失，对外贸易的中心向上海转移，加之香港的崛起，使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经济受到打击，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从文化因素上讲，主要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中广东惨受其祸，知识界和社会舆论对洋人、洋务颇多抵触情绪，洋务思潮在广东的发展不够充分（近代洋务思想家中不乏粤籍人土，如容闳、郑观应、丁日昌等皆是，但是他们此时大都活动于江浙、京津一带，对家乡的影响反而较小）。从政治因素上讲，则同地方主政官员的思想认识、工作能力、受朝廷信任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清代在广东主持军政事务的两个行政长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从1861至1884年二十四年中，任两广总督者共九人，任广东巡抚者也是九人。他们中不无热心洋务者（如郭嵩焘、蒋益澧、刘坤一、张树声），但任期较长、受到朝廷信赖的基本上是一些思想较保守、缺乏开拓精神的满员，故此对于地方的近代化始终未能提出一个像样的规划和采取有力的措施。张之洞莅粤后曾批评道："三洋海面以粤为冲，中国之有洋务以粤为始，探洋情、买洋械以粤为便，二十年来逐渐经营，早应备御完密。乃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将吏习为疲惰，大率狃于积习谬见，隐存侥幸无事之心，又多未见外洋战阵，备御之方罕有成画。"这里虽然主要讲的是海防近代化建设问题，同样可以用于说明整个广东近代化缓慢的政治原因。正因为如此，当具有一定近代化意识、同时又勇于任事、颇为朝廷所倚重的张之洞担任粤督时，广东的近代化随即有了一番新的气象，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