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分交通通讯业、工矿业、农业、金融业和商业等五个领域(本文只论及经济,不含财政)叙述。
(一)交通通讯业
在交通通讯业领域,张之洞的业绩主要在铁路、轮船航运与邮电三个方面。
1.张之洞很重视交通,尤其重视铁路。他认为铁路是可以启 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阀门。"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 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也"。①他是因为主张修筑芦汉铁路,得 到清廷赞同而调任湖广总督的。他主持修筑的芦汉铁路南段, 1904年通车(1906年全线通车)。1891至1892年,张之洞为了汉阳铁厂的生产,在大冶修筑自铁山铺至石灰窑码头的运矿石的铁路,全程35公里,到张之洞离任时有机车11辆。在此之前,铁路 均在沿海地区。湖北是内地第一个有铁路的省份。……
2.1889年年底,张之洞接湖广总督印后,以"鄂省轮船无多"为由,奏调广东省兵轮广昌号归鄂使用,改名楚材号,归湖北铁政局调遣。从此,两湖地区开始有了自己的轮船。1897年,张之洞批准成立鄂湘善后轮船局,置轮船6艘,航行于汉口--湘潭之间。此后至1907年间,先后有近10家小型商办轮船公司成立于武汉。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长江的轮船运输线路从宜昌延伸到重庆,沿支流扩展到蔡甸、仙桃、岳口、咸宁,以及湖南的长沙、常德、湘潭等地。几个大型企业还自备轮船码头,如汉阳铁厂,……二十世纪之初,湖北省是轮船运输最发达的内地省份。
3.在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之前,湖北已有武汉通南京的电报线。张之洞上任后的第二年,汉口--襄阳电报线与沙市--湘潭电报线敷设完毕。到张之洞离任时,已形成汉沪、汉京、汉川、汉粤、汉湘5条有线电报干线,湖北省建电报局及分局38家。……省境之内已形成以武昌为中心的电报信函通讯网,境外可与17省市通电报。1900年,汉口、武昌设立电话官局。1904年成立电话公司。
从交通通讯入手推进一个地区的现代化事业,是张之洞在湖北的活动有异于他人他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湖北本有地理位置居中及水运的优势。至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后,轮船航运与邮电的迅猛发展,芦汉铁路的通车,使湖北的交通通讯事业进入了帆、轮轨、电并行的阶段,武汉成了华中地区水陆运输、通讯的交汇枢纽。无论是用客运量、货运量的绝对数量或人均数量,或以客、货运载工具中机动部分所占比重,或以每平方公里或每万人所拥有的运输机器动力数和铁路、轮运、电报线路公里数,作为交通运输现代化程度的标尺,此时的湖北均居全国各省之前列。
铁路、航运、电讯、邮传本身不是制造业,但它既是制造业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又能诱发制造业的增长。首先,它们可以诱发修筑所需要的钢铁、机车、铁路车辆、轮船等等的生产或制造。……其次,它们能降低运输成本,增强本地产品的竞争能力。……湖北现代交通事业的兴起,使武汉不仅成为九省通衢,而且与中国河北等北方地区,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以及日本等海外地区相通,成为"东方的芝加哥"。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对于自然经济下停滞的农业走向活跃的商品性农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芦汉铁路南段通车前的1904年,至该铁路全线通午后的第4年即1910年,6年间汉口输出商品价值总额增加了141.9%。其中大部分是农副产品。交通条件的改善也迅速引起工业的变化。1904年之前,武汉仅有面粉厂1家,而在1904-1905年间,中国商人就办起了4家。面粉厂在这2年间突然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快地得到因日俄战事兴起,东北地区需要面粉的信息,且能很快地将汉口生产的面粉运到东北地区。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铁路对经济其他部门的影响,比起本身建设的直接影响,更为重要。交通系统开始现代化,是湖北地区经济在1890年以后40余年间持续增长的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
(二)工矿业
在工业领域,张之洞的主要成就有两个方面,一是创办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工厂,二是倡导和促成一批商办工厂。
1.张之洞主持奏准并办成的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厂、矿共有19个。其中,常被视为张之洞办工业主要业绩的有11家;规模大、影响大的是以下4个行业中的厂矿。
(1)军工行业的湖北枪炮厂。它的特点不仅是规模大,更在于机器新。它是张之洞在工业技术上刻意求新,力求追赶世界水平的一个典型。……湖北枪炮厂投产时,就制造枪炮的设备而言,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不过几年。该厂生产的改进型德国1888年七九步枪,为全国最优良的步枪。
(2)钢铁行业。这包括汉阳铁厂及其相关企业。它们占张之洞举办的工矿企业总数的1/3。关于汉阳铁厂,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铁厂的设备、技术距世界先进水平不过10年左右。在1894年开工生产时,在亚洲是最先进的。第二,铁厂的规模,在中国是最大的企业,在亚洲也是最大的企业。第三,从1890年6月3日清政府批准成立湖北铁政局,开始筹划,到1894年6月30日出铁,前后4年时间。这样的工程在欧洲也需3年。考虑到当时中国基础设施、工业技术水平以及此厂的规模、技术要求,建设速度是够快的。……
(3)纺织行业。这包括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官局、湖北制麻局、湖北毡呢厂5家。棉、毛、丝、麻齐全,纺与织俱备,自成系统。就麻纺织而言,用机器生产麻纱和麻布,为全国首创。就棉纺织业言,……可知湖北现代棉纺织工业的设备与产量,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前期占第一位,末期仍居第二位。
(4)铸币业。这包括湖北银元局和湖北铜币局,以及在铜钱局场所上添置机器。它们使湖北制造货币进入用机器的阶段,同时使湖北成为铸币业的先进省份之一。
2.吸引私人资本到现代工业领域中来,促进商办工业的发展。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前及任湖广总督之初,在筹集企业资金时,有过要商人出钱的想法实行官商合办(国家私人合资),但却不愿放弃官(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后来,为了解决现代工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张之洞开始变革所管企业的经营形式。……这样,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分开了。通过这类租赁或承办方式,国有国营工厂变为国有商办(民营)工厂。通过这种方式招引商人资本到湖北工业生产中,同时也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解放了生产力。承租"四局"的公司赚了钱,汉阳铁厂发展成为汉冶萍公司。从这些工厂的发展过程而言,实际情况是在商人不能办和不敢办大型企业之时,张之洞运用政府的财力与权力,在短期内把大型企业办起来,官出垫支资本;在官办遇到困难后,交给商人民营。从动因上看,国营改民营出于被迫。从后果上看,乃后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道路。
张之洞还以另外一些方式促进了商办工业。其中最直接的是为了满足汉阳铁厂所需的煤。他在两湖地区广贴告示,用优惠条件引诱商人兴办煤矿。如果说张之洞将已办成的国有大企业由官营改为民营,通常是被迫的,那么他为了国有大企业的运转劝谕商人办私有企业,则是自觉的。这一部分私有企业的兴起,乃张之洞所办国有企业的后向效应。张之洞所办国有企业的前向效应,也导致一批私有工厂的兴起,如汉口扬子机器厂的创办等等。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后,已将向西方国家学习办工业的内容,从政府办工业扩大到提倡商办工业。即使这些商办工业与他所办国有企业无直接关系,他也为之奏准、出资、给予专利等等。如1897年燮昌火柴厂办成,他批准给该厂专利10年。1907年商人出资办既济水电公司,张之洞拨30万元为官股,以示"由官提倡"。
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前,湖北地区有外资办的小型工厂多家。中国人在广济、荆门试办过现代煤矿,均未成功。有没有中国人办的工厂,至今不能断定。他任湖广总督之后,湖北的的商办工厂兴起,从见于1896年报道的新昶机器厂算起,到1907年,湖北地区商办的厂矿100余家。1863-1889年,湖北的现代工业投资,外商约700万元,清政府30万元,若有中国商人办的,估计至多20万元。三者合计750万元。1890-1907年,估计投资于湖北工业的,外资约1300万元,清政府约1700万元,中国商人约3000万元。三者合计约6000万元。这18年的投资额约为1863-1889年(27年)投资额的8倍。与1863-1889年相比较,1890---1907年湖北工业的发展速度快得多。其中最可喜之处,是突破外资独占近代工业的局面,中国人办的工业压倒了外资工业;中国商人资本已超过外商资本,也比国有资本多,私人资本主义起步了。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时,如上文所述,湖北尚无中国政府办成的工厂,至于有无中国人的私营工厂,尚待查证。而此时的江苏、广东……等10多个省已有中国政府或私人办的工厂。至张之洞离湖广总督任时,湖北境内中国人办的工厂数资金数和产值数均跃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工厂而言。1890--1907年全国创办规模较大者46家,其中上海5家,占总数的10.87%;湖北11家,占总数的24%,在总数中占第一。
(三)农业
在农业方面,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除注重水利、劝农等传统措施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措施。
首先是从国外引进良种。……这两批引进的棉种,经过多年驯化,逐步适应湖北的气候与土壤,棉农也逐步熟悉了美棉的特性,产量逐渐提高。这样就为湖北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条件,也开了政府有组织地从西方引进并推广良种之先河。
其次,鼓励引进西方国家的农产品加工机器。在这方面,张之洞首先关心的是湖北农产品中商品化程度较高,并在出口货物中占头几位的茶、丝、麻。在他出任湖广总督时,中国传统的主要出口商品茶、丝已遇到强劲的挑战,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急剧减少,价格下跌,茶农、蚕农受到沉重的打击。张之洞认为根本的出路除改进茶、桑生产技术外,重要的是引进国外的茶、丝加工机器。1894年,他用官款47万两,创办湖北缫丝局。1895年,官办汉口机器焙茶公司。1897年,札饬江汉关道,劝谕富商巨贾集资用机器制茶。他主办的湖北制麻局,开中国机制麻业之滥觞。
再次,采取请进来和派出去等办法,学习外国农业知识,引进外国的人才与设备。……
张之洞在农业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成就,与工业、教育等方面比较,相形逊色。然而,他揭开了湖北农业现代化的序幕,在这方面,他也走在同时代督抚们的前列。他由于使湖北的交通、通讯条件大为改善,工业和城市迅速发展,开拓湖北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使湖北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与商品化程度都比前几十年提高得快一些。
(四)金融业
在金融领域内,张之洞的工作集中在货币发行与金融机构两个方面。
1.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前,湖北境内流通的货币有银两、外国银元和制钱。制钱体重值低;银两成色复杂,称量使用;外国银元种类繁多,图案各异,重量与成色不一。这种多元的、相互换算困难的货币制度,与突飞猛进的商品交易,特别是与日益增多的华,洋贸易不适应。由于商品流转额增加,货币短缺。在零售市场上,铜钱不够用。在批发市场上,银元不够用。为了解决银钱不够用的钱荒、银荒问题,张之洞采取3条办法。一是于1896年在原来铜钱局的场所上添置机器,铸造制钱,增加制钱数量。二是新铸铜元即面额大的铜钱。1901年,张之洞令湖北银元局试铸当十铜元,与制钱相辅行用。……机器铸钱的数量,湖北最多;铸钱所得的余利,也是湖北最多。三是开铸银元。由于银两并用及银元种类多,折算困难,在商务活动中,特别是在华商与洋商的往来中,常因此发生争执。……1893年,张之洞奏准援照广东成案,由湖北设局用机器铸银元。由于所铸银元质量优良,沿江沿海各地先后通行,清政府于1901年8月行文各省:近年各省所铸银元,惟广东、湖北两省成色较准,应即就该两省各筹银款,源源铸造。其他各省可拨款附铸,不必另行设局。于是湖北和广东成了铸造银元的基地。这两地的银元局都是张之洞奏准设立的。自铸银元的出现,是湖北、广东及全国白银货币制度从称量货币向计量单位(制量)货币、从传统货币向现代货币迈进的一个标志。
2.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前,湖北的金融机构,除外资银行的分行外,仍是传统的钱庄、票号等。张之洞所主办的工矿企业需要资金上的融通,须设机构进行货币收付、调拨和经营管理,加上银钱数量不够,引起的钱荒银荒须解决,乃于1896年在武昌开办湖北官钱局,发行兑换纸币湖北官票(分为制钱票和银元票两种)。凡持官票向官钱局兑钱的,一概照市价兑现。官钱局是湖北第一家本国的带有现代特征的金融机构。它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内盈利400余万元。湖北境内第一家本国资本的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1906年,户部银行汉口分行成立,它是国家银行在汉最早设立的机构。与此同时,钱庄的业务从经营货币兑换扩大到从事商业款项收支、资金融通及汇划业务,它因经济联系与经营内容、手段的变化,开始向现代型的金融机构转化。1908年,武汉有钱庄149家。湖北成了内地金融机构最多、现代货币铸造最多的地方,武汉成了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
(五)商业
张之洞在商业领域的业绩很突出。从张之洞的工作来说,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他在上述交通、工业、农业、金融等领域采取的措施,为商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另一个原因是张之洞对商业的重视。在同时代督抚中,他算得上是最重视商业的了。这表现在他对商业所直接采取的措施(1)张之洞任两湖总督之后不久,即指示江汉关道仿照四欧各国的办法,设立劝工劝商公所,官督商办,陈列湖北的工农产品,供客商参观选购。(2)1898年,指示各府州县设立通商公所,并将汉口的劝工劝商公所改为商务公所(1900年改组为商务局),使全省的商政管理机构形成体系。汉口商务局设立的时间仅迟于上海,比中央政府设立专管商业的部早8年。(3)1900年,汉口商务局办《湖北商务报》,沟通商业信息,宣传商务政策。(4)1901年,汉口商务局拟定《关于汉口商务情形条议》,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行业管理、市场管理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它是中国具有现代性质的第一部省一级商业法规。(5)1904年,设两湖劝业场,陈列商品,设摊交易,以推动贸易交流。同年,设传审公廨,以解决商务纠纷。(6)1905至1907年,成立民间商会。在各地的商务局、商会的董事中,包括工业、商业、金融业的资本家,但主要成员及领导者多是商人。(7)张之洞特别重视新型的商务管理人才。1902--1903年,他指示商务局在商界筹款建商务学堂。他提出要在驻外使馆中安排人员,专门学习外国的商业知识,了解商情,为中国商品找市场;资助华侨子弟就近学习商业,鼓励他们学成回国。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宜昌、重庆等地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湖北成了长江货流长廊与华中地区货流网的中枢,成了这个地区与海外商品交流的转运地,对国内外的贸易量增长速度很快。张之洞始任湖广总督的1889年,反映湖北商品流转量的江汉关、沙市关、宜昌关的进出口正税177万余银两,离任的1907年为238万余两,增加了35%。其中,江汉关由167.97万两增加到231.81万两,增加了38%。在上述3个港口中,汉口港口岸进出口货净值增加最快,1889年,为3760万海关两,1907年为11507万海关两(仅次于上海),18年间增加206%,平均每年增长6.4%,比前一个时期(1867--1889年)的1%和后一个时期(1907-1931年)的2.5%,都快得多。
摘自“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赵德馨 周秀鸾,载于《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一书,中华书局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