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史》（刘海峰著）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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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停罢以后，当时的知识界认为此举意义深远，严复称：废除科举"不佞尝谓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①1905年9月7日的《时报》载文欢呼："盛矣哉!革千年沉疴之积弊，新薄海臣民之观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科举制度废除的直接影响就是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新学堂的数量明显增加，有学者统计，1903年有新学堂769所，1904年为4476所，而1905年则猛增到8277所，1906年达到23862所。②由于新式学堂的出现，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郭沫若说："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③知识分子的职业也由过去的科举一途向多种职业发展。
科举停罢不仅对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震撼，在世界上的反响也相当强烈。有报纸宣称："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以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本馆记者不禁为之额手，爰取此次谕折，冠于时局之首，以明其关系之大。固不仅在中国也。"④科举制度在中国被废除以后，越南不久之后也废止了科举取士制度。西方学者也十分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06年上半年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27卷详细报道了中国废止科举的情况，并刊载了袁世凯等奏折和朝廷上谕的全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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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公报》1905年9月25日。
②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3期。
③ 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1《少年时代》。
⑤《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中国振兴之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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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废止科举制度是清末历史的必然，社会舆论亦是一片叫好声。但后来也有学者对此举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废止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一大不幸，美国学者威尔·杜兰说："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①《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1866年12月出版的新3号刊载了克尔《Keer》的《广东贡院》一文，该文对全国各省划一的贡院的布局、规制、各部分建筑的功能等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并且认为这种专门而朴素的科举建筑完美地适用于科举考试。"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1000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对处于半文明状态、崇拜偶像、民族尚文的独特的中国而言，科举是最好的事物。"②作为西方人，作者从欧洲的视角将中国人视为半开化民族带有其偏见， 但他对贡院这种科举制度的具体象征好奇有加，对科举考试的独特性印象深刻，也得出了科举是十分适合中国古代国情的一种制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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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②J．C．Keer,"Deseripti。n。fthcGreatExamin蛊i。nHallatCant。n"，J。um。／。ftheN。rth
China Branch。／冗。y。JAsiaticS。ciety,NewSeries，N。．3，Dee．1866，PP．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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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废止科举制度之后，虽然新式学堂是大量兴办起来了，但统治者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即"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而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身，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覆证明。"①科举废止后不久就出现由于缺少选拔和任命文官的标准，讨官跑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端随之而来，有学者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中也认为科举制度"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清末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耳闻目睹了欧美、日本等国借鉴科举取士制度实行文官考试的功效之后，梁启超于1910年发出了恢复科举制度的惊世言论。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 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 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 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 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 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 灭， 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 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 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③
这是其反思考试制度在中外不同国家中因革兴替的命运的结果。而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于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学而优则仕"原则有其局限性，但肯定比"学而劣则仕"或"不学而仕"好，或许这就是科举制度存在1300余年的最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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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③ 粱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官制与官规}，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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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①这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一句名言。我认为，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中国的科举制。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处于东亚科举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越南历史上都曾在长短不等的时间里实行过科举制。特别是韩国，在近千年的历史中，科举制在社会上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韩国在科举时代也有"近来科弊，难以毛举"的情况，但韩国人在1980年就已召开过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1994年，为了纪念韩国科举考试罢止100周年，韩国曾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效仿李氏王朝的模拟科举考试，即在成均馆大学举行文科殿试，在全国应试的儒学"生员"中，分甲乙两种考取状元，放榜后还举行了"恩荣宴"和状元游行仪式。百年之后，韩国再现"科举盛况"的做法，是为了不让后人忘记祖先的文化遗,不忘对考试和考试文化的继承。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制废止近100年后的2005年，是将科举文化全面清理研究，还是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的确值得我们未雨绸缪，认真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为科举平反的呼声。大多数提出为科举平反的学者原来对科举也充满了坏印象,在研究之后却改变了看法。这并非他们在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实事求是、论从史出的结果。大凡一个人研究某个问题久了以后,可能对它产生一定的感情,或者容易不自觉地稍稍夸大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但如果研究对象是宦官制度、缠足陋俗、鸦片恶习，则无论研究多久一般人也不会去赞美它的，只会增加对阉割、缠足等泯灭人性的做法的痛恨。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为科举平反，确实是发现了科举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才提出的。
为科举平反的多数论者认为科举的弊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内容问题，即考八股不合理，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然而，甚至对科举中最为"丑陋"的部分--八股文，也有不少学者要为之平反。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它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以往人们将清末废科举的言论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联考一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如果只看-个时期一个方面经人们选择后的言论，后代人以为所有当代中国人都十分痛恨高考制度，当今台湾民众都认为联考是应该彻底打倒的破坏教育生态的"怪物"，大陆民众都认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①而实际上当今多数中国人还是赞成高考制度的，台湾多数民众与部分教改专家对联考的看法也不尽相同，②大陆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一种相对很好的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度。
如果说考试是罪恶的话，那么也是"必需的罪恶"。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因此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总之,科举制是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制度，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对之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而应重视发掘利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寻找制度资源和文化资源。
《中国科举史》从草拟纲目到全书完稿前后迁延7年之久。1995年底，因看到我发表在《探索与争鸣》该年第8期上的《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一文，东方出版中心的张爱民先生来信约请撰写《中国科举史》一书。随后，我便初步写出本书的基本构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本书的写作一直写写停停。为了尽旱完成这一课题，后来我请我指导的博士生李兵加入本书的撰写。绪论、第一至第三章、后记由我撰写，第四至第六章由我拟好章节纲目、写出少量文字并提供资料，由李兵执笔完成。《中国科举大事年表》则由我俩共同制作。鉴于以往的科举研究多偏重制度史方面的，本书在参考海内外已有科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中国科举史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分析，侧重记述科举制度运作的实际情况及考试思想的发展。
东方出版中心及张爱民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许多努力，在此特表谢意。若不是中心的约稿推动，就不会考虑在这几年写《中国科举史》；没有编辑的敦促鞭策，本书还很难说会拖到什么时候。
刘海峰
2003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