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今年9月是废除科举100年。在文化热持续不断的今天，这个年份自然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然而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颇有市场，对科举制赞美有加的较多，因此写此小文讨论一下科举制的本质。

    谈到科举制，一般都会想起它是笼络士人、驱策英才的手段。唐太宗看到新考中的进士从端门鱼贯而出的情景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摭言》）的感叹。但这只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图。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科举制对于皇权专制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科举制把遴选小臣制度化，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

    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才于寒俊之中，在贡院的大门匾额上往往书写着“为国求贤”，正反映了这个本质。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统治层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频繁，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从而变成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

    怎么来？西方一些统治者是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包括一些侍从、奴隶），《水浒传》中徽宗提拔高俅与此类似。这种做法不仅缺少规范，而且被选拔者的道德品行（不逢迎拍马很难被在上位者赏识）也受到怀疑，从而为人们所鄙视。而科举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它相对公正，凭才能学问考，因此被选中者不仅不会被人们鄙视，反而为人们尊敬、推崇。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了统治高层确实带来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

    然而，“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它的发展。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有防止皇权畸形化的作用。

    用最小的成本制造着平等的幻想

    科举制出现后不久，就成为王朝官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其制度设计就是把入仕之途尽量向社会下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话，许多历史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例如，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南宋从两个年份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就拿明清一直坚持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题目都来自《四书》，学作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太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书？清末废八股，改试策论，就有利于读书多的，也就是向有钱人倾斜。改为新式学校则更是这样。

    科举是面对全社会（除了吏人和操贱业的人士）的，虽然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圈子的是少之又少，但它的社会动员面却非常广阔。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这是小投入、高回报的一场骗局。

    科举制、应试中心论和人才评价一元论

    孟子表述儒家社会理想时，常常提到“庠序之教”。在孔孟心目中是教育中心论的。自科举制完善以后，这种情况变了。京师以及各地还有学校，但作用越来越小。因为科举遴选的标准成为士人们努力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一定非要经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自学完全可以达到。这对统治者来说也很合算、很省钱的事。他们只管选拔，不管培养。科举使得许多读书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样教育中心论变成了考试中心论。

    受教育者把读书当官作为惟一的目标。这样教育目标也成为一元的、单向度的。由此出发，其评价人才的体系也是一元的，也就是说能够考中。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它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促进了社会的垂直流动，使得社会活跃起来。然而其结果却是使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人才的流动恰恰为这种集权提供了保证。至于应试中心论、人材评价的一元化的流弊至今也未清除干净。王学泰（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编辑：吕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