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综观它在洋务运动的全程中所起的作用，"中体西用"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近代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的是标新领异的积极作用。不过，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人们对于中国贫弱症结所在认识的加深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富强成因认识的加深，"中体西用"这种论式的局限性便日益显露出来。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所提倡的西学，范围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从而也就把"中体西用"论的内容一步步扩充到了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当着要求全面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在中国实行变法改制的思潮萌动的时候，"中体西用"论式的实际作用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是作为论证采用西学的一条有力理由，这时却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方的一付羁绊。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虽然费尽心机，想把激进的改革主张和"中体西用"论协调起来，但一概无济于事，反而更证实了执意要用"体用"、"本末"、"主辅"、"道器"之类概念来界定中西文化在中国结合的模式，到头来必定会闹得左右支绌，破绽百出。
事实证明，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起了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的时代使命，提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
《中体西用之间》（丁伟志 陈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李泽厚谈中体西用的转折
“中体西用”有百多年的历史。它的意义和作用也有重要变化。“中体西用”在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甚至到九十年代初，也就是说在整个洋务运动和早期变法维新的思想和活动中，具 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尽管强调以正统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学说)和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制度) 作为本体的实质、原则不能动摇，但必须采用西方的技术、科学以及某些经济政策(从购 买近代军事武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到支持民营近代工商业等等)，这样才能抵抗西方的 侵略和使中国富强。因此，当时的“中体西用”说强调的是“西用”，强调的是要引进西方 的科技工艺以及某些新体制等等。这与顽固派盲目地排斥西方的一切，认为即使近代科技也 是“奇技淫巧”，有害于中国传统，因此不应学习的主张和态度是相对立和冲突的。当时的 前进人士用“中体西用”来概括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来与顽固守旧相对抗，起了 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正面作用。
转折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即甲午(1895)戊戌(1898)时期。“中体西用”的思想、理论 由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转向了阻碍这个进程的方面。为什么?因为当时开始面临政治改革的 巨大问题。甲午战争的惨败，似乎说明仅仅“船坚炮利”，引进现代工艺科技等等“西用” 并不能拯救中国，因而这个时期“向西方学习”的重心已开始转向引进西方的经济、政治等 思想理论，转向于如何尽快进行政治改革，以抵抗侵略，振兴中华。
摘自网文《再说“西体中用”——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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