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清廷颁布了变法图强上谕，要各地督抚参酌中西政要，凡朝章国故、文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抒所见，条议以闻。
     这一上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而张之洞正是新政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的主 要改革思想大多集中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中。在这些奏折中，张氏已透露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认为乾纲独断的政体导致了"拘文牵义，上下否隔"。"下欺而上不悟，民怨而官不知"，只能田循旧章,终酿大衅。张氏的上述批评是针对庚子事件中清廷的荒唐举措。因此，在"破常格"的建议中，他提出了以下最重要的自强要政：
     其一，根据《周易》"以贵下贱，人得民也"之古训，改革奏对制度。改变从前"奏对之际，天威咫尺，往往战栗矜持，不能尽言"的状况，"今后凡中外臣工奏疏召对，务以直言正谏，指陈利害为主，不必存在忌讳。"
     其二，除官气，达下情。改革仪文，摒除虚套。改革以前那种"文官贱视其民，罕与民接，故罕通民隐；武将贱视其兵，罕与兵亲，罕知兵情"的现象，并委婉指出："至于上天下泽，堂高帘远，其分不可不肃，而其情不可不通，若尊崇严畏之意过多，则诚恳忠爱之意渐少，必朝廷有曲体群臣之心，有圣不自圣之意，斯臣下得进忠言，庶民皆同休戚矣。"
     其三，破除资序，采纳群言，改革用人制度。对能采取西法之长，扫除中法之弊者，"莫如略仿宋人外吏转官，须有十人荐举之例；如其入有四、五人保荐者，即破格用之。"
     在上述建议中，作者对君权的批评，是转弯抹角欲言又止的。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张氏诸人对封建君主制度的弊端，已经看得很清楚；并力图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张之洞还不可能自毫无顾忌地批评君主专制之弊端，宣传立宪制度的优越。这同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屡次奏称："人主不患体制之确尊而患太尊，天下不患治安之无策而患不取"，并要求皇上迓尊降贵、明诏求言的做法如出一辙。
     同时还应看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尚不能完全体现出张之洞当时对民主的认识程度，因为他还要受其它因素的制约。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所述："议覆变法事宜，公初议公（按指张之洞）主稿，属张季直、沈子培、汤蜇仙，各为条议，寄鄂备采，公亦命所属条陈。会东抚袁得行在电云，上意欲廷臣各抒所见，不必联衔入告，袁疏先成，乃单衔具奏。刘谓汇鄂必宜联衔，公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二条，月余始就。
     据此可知，变法三折形成的经过，是在张季直（謇）、沈子培（曾植）、汤蛰仙（寿潜）等共同会商基础上，由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而形成的，况且既是联衔，即不能由张氏一人作主，而需要斟酌协商。在此期间，张氏曾提出十分重要的意见却未得到采纳。如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个六日，张之洞于致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八位封疆大吏的电文中声称："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考宋磨勘转官之法，必有荐主十人。明廷推之法，则大臣皆与，似可略仿之。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道由府县府公举；府由州县公举；州县由通省绅民公举，但不能指定一缺，举员多者用之。京官除枢垣不敢轻议外，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属公举；科道由翰詹部属公举；司员掌印补缺，由本部候补者公举。每一缺举二、三员候钦定，岂不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乎?流弊亦不能无，总是利多害少，贿赂情面，庸劣尸位之弊，必可绝矣。姑妄言之，请诸公略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则幸甚。"在此电文中，张之洞已明确提出设立议院是变法中最根本的事情，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并建议各级官吏通过选举产生，而不完全由皇帝任命。他分明知道在君主专制条件下"言之骇入耳'，却仍建议其他督抚"略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这确实是张氏对封建君主制度的大胆挑战。
     张之洞的建议，遭到了刘坤一等人的否定。因此，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没有体现出张氏设立上议院的要求，仅仅在"破格用人"一条中保留了"莫如略仿宋人外吏转官，须有十人荐举之例，如其人有四、五人保荐者，即破格用之"。但是不管怎么说，张氏这一建议，集中体现了他对封建官僚制度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大胆设想，说明他在经历过从戊戌变法到庚子事变这段严重的历史动荡之后，开始认真地将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同西方先进国家进行比较，从而对英国的议会制度产生了兴趣。，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之洞的重要认识，正是他以后数年间积极推行君主立宪的思想基础。

二、敦促慈禧实行君主立宪

     庚子以后的几年，是张之洞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阶段。朝政不纲，外患日亟，迫使张氏主张君主立宪制的立场愈来愈激进。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大多以为张氏是反对君主立宪的。别的姑且不论，即以对张之洞研究深入、成果颇多的苏云峰先生而论，亦认为张氏对立宪态度消极。他在《张之洞的经世思想》一文中指出："张氏对民权与自由的认识，已如上述，其于立宪问题，亦绝非无理反对。他了解到立宪制度的建立，必先具备一些先决条件，而中国当时并无此项条件，故主张缓进，待条件充足，再议立宪之事。所以，他之反对立宪，是出于理性的分析，并非感情用事。"
     苏先生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依据是许同莘所编《张文襄公全集》与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现在看采，仅靠这些史料，还很难充分说明张氏对君主立宪的真正态度，因为还有一些清代档案和未刊手稿，许同莘和胡钧诸前辈受条件限制，未能涉及。例如，张之洞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同慈禧的一场对话，即颇能反映张氏对君主立宪的积极态度。对话原文如下：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办法了。今日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我好打定主意办事。对：自古以来，大臣不和，最为大害。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了得?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对：立宪实行，越速越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相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问：现在用人很难；你看究竟能大用者有几人？对：此事仓促间不敢妄对。问：徐世昌如何？进来参他的人很多。对：徐世昌未始不可用，总之太得意，阅历太浅。问：岑春煊如何？对：岑春煊有血性，办事勇敢，但稍嫌操切，然当今人才难得，投闲置散，亦殊可惜。问：林绍年何如？对：林绍年才具开展，操守极好。问：：庆亲王何如?对：奕劻阅历甚深，当有余。问：赵尔巽能胜湖广总督之任否?对：赵尔巽才堪应变，任湖北绰绰有余。但臣愚见，鹿传霖拜跪维艰，不如简任湖北，以赵尔巽调度支部，使之整顿财政，载泽人极开通，可调农工商部。溥頲人极颟顸，公事不甚了了，农工商部诸事废弛，部务非其所长。问：再派王公出洋如何?对：王公出洋，匆匆游历，决不能有所得，侍从多人，徒招外人訾议，不如减少随从，宽以时日，留学数年，庶有心得，亦可省经费。旨：你说的何尝不是。他们这班入享惯的福，如何办得到。上述对话，明确地反映了张之洞对待君主立宪的立场。但是，很可惜这一重要史料，既未见于《张文襄公全集》，亦未见于许、胡二氏所编《张文襄公年谱》。根据清代惯例，皇帝或皇太后召见大臣，除被召见者之外，一般不许外人参加，亦不作记记录。在清代档案中没有保存此类史料。它往往由被召对者事后追忆补记，以资留传。而张氏此项对话，涉及许多当时政坛要员，自然不便公开传播。为了证明该项史料之真实可靠，兹将证据罗列如下：
     其一，从时间上可以判断其真实可信。该对话标题是《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据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张之洞奉旨著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又奉到株批：赏假二十日，假满迅速来京。八月初三日，渡江北上。八月初五日，到京，寓畿辅先哲祠。八月初七日，诣宫门谢恩，召对，即日入值。"又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丁未年《早事档》，八月初七日记有："张中堂到京请安，并授军机大臣，谢恩。……召见军机张中堂。"以上《年谱》与清档所记，均与该项史料所署时间相符。
     其二，搞清张氏赴京原因，有助于判断该史料之真实性。许多有关张氏之传记与年谱：均罗列了丁未年张氏职务之变动："五月十一日，命之洞为协办大学士，入内阁。六月十四日，命之洞为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之任。六月十八日，命之洞充体仁阁大学士，仍留鄂省。七月初二日，奉旨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六月十八日前，清廷有旨著张氏留鄂省任职，为何不出半月，又要张氏迅速来京?慈禧到底有何紧要事件面询张氏?有关《年谱》或传记均对此忽略未记。其实，张氏此次来京同丁未政潮后清廷上层权力斗争有密切关系。据此次政潮中的活跃人物恽毓鼎未刊日记稿本透露："五月初六日，具疏劾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居心巧诈，蠹政害民，交通报馆，泄露机密。次日奉硃渝：著开缺回籍，以示薄惩。……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子罢斥，自来所来有也。" 七月初一日，九点钟到（国史）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情迹可疑，请密旨查办。……康、梁自日本来，日本日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乱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追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据实告变，冀朝廷密为备也。""七月初二日，晴，呈递奏折，六点钟自家起行，七点二刻至宫门外……九点钟事下，乃行到家……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七月初四日，奉谕两广总督岑春煊著开缺养病，以示体恤。张香帅升粤督，林赞虞侍郎由枢辅出外河南巡抚。两月中毓鼎两上疏，皆立见施行，又皆重重木之举，圣明达听，盖自当勉自收敛，以避嫌忌之乘。"恽毓鼎，出身世宦之家，久居史职。丁未年，恽氏被北洋派重金贿通，充当袁世凯与奕劻的打手，先后两次上书，劾倒瞿鸿禨、岑春煊，成为此次政潮中兴风作浪的人物。恽氏与奕助父子关系诡密，故得以探听大内消息。长期以来，由于《澄斋日记》未得刊布流传，使丁未政潮中许多疑团得不到解决，人们既不知道岑春煊被罢斥的真正原因（大多认为是端方递密折，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诸人合影），也不知道张之洞为什么突然奉旨来京。这次政潮是统治者上层以奕劻、袁世凯为一方，与瞿鸿禨、岑春煊、林绍年一方的权力冲突。面对两派激烈的权力角逐，慈禧既对前者不满意，又对后者不放心，加之留日学生闹事，搞得慈禧惶惶然，六神无主，因此，才迫不及待地召张之洞来京垂询。搞清楚这一背景，对慈禧一开头就说："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今日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云云，就觉得容易理解得多了。
     其三，从奏折内容，亦可判断该项史料之真实性。张之洞向来标榜自己无党无派，他自鸣得意地声称："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战无和。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论语》曰："君子合而不同，群而不党，惟其独立。所以既合而又不能同，既群而又不能党也，此鄙人之解经，即鄙人自处之道。"张之洞所言，大致不误。然而，这并非明张氏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倾向性。例如，在丁未政潮中，他明显地同情瞿鸿禨、岑春煊这一派。其证据之一是张氏曾私下与瞿相会。胡钧《年谱》记曰："瞿既被遣，即日出都，过夏口，欲渡江相访，公谓：如是则人有词以实朋党之说，必不可。乃乘舟泊江心，邀瞿置酒话旧而别。"其证据之二是梁鼎芬于丁未五月上疏奏劾袁庆结党营私，谓袁氏"权谋迈众，城府甚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引用私党，布满要津"，并痛斥袁氏私党荣庆、徐世昌诸人。事件爆发后，张之洞"太息不已，以朝局杌楻，鄂吏不能为此言也，文忠（按指梁鼎芬）果以此辞职。"张之洞虽不以梁此举为然，但梁氏跟随张之洞多年，对张氏事业颇多助益，二者关系至为密切，由梁氏举动，不难窥见张之洞在丁未政潮中的立场。故张之洞在奏对中声称："徐世昌未始不可用，总之太得意，阅历太浅"，对奕劻之辞语亦仅是"阅历甚深"，面对他们的政敌评价却与此不同，谓岑春煊"极有血性，办事勇敢，"并为其"投闲置散"而鸣不平，对林绍年亦以为"才具开展，操守极好"。所有这些评语均符合张之洞当时的心态，亦可说明该项史料真实可靠。它确实可以证明张之洞在当时是主张即刻实行立宪政治的，并直言"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其急切之情，已跃然纸上。
     该项史料还可以澄清以往有关张之洞对立宪态度的错误认识。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记载："丙午六月，考察政治大臣归国，行抵上海，以立宪事征公意见，公电复 云，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令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不少论者据此认为张氏对立宪态度消极，其实张对派王公大臣出洋考察持反对态度，以为"匆匆游历，决不能有所得"，这同反对立宪是两回事。张氏在召对中仍持这一立场，即反对王公大臣短期出洋考察，而主张尽快实行立宪。事实上，有些大臣即使被派出洋考察，却同样反对实行宪政，后来于式枚主张缓开议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三、与奕劻力争尽快开设议院

     对清王朝说来，光宣之交可谓多事之秋，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对清王朝说来，光宣之交可谓多事之秋，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君主立宪运动亦风起云涌。张之洞作为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在清政府决策机构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君主立宪的态度，除了本文上揭"奏对大略"所言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即敦促清廷确定年限，尽快开设议院。
     如所周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以慈禧为首的执政集团，担心权柄下移，对宪政改革态度消极，对开设议院的要求，则千方百计地压制。军机首辅奕劻，昧于大势，亦竭力维护满人特权，阻挠宪政改革的深入，而张之洞则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满汉守旧势力展开争论。正是基于张氏的这种立场，与清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立宪团体政闻社，甚至企图联合张之洞，尽快实现召开国会的愿望。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光绪三十四年负责政闻社东京社务的彭渊恂（字熙民）曾致函梁氏，讨论该社在北京的活动方略："以今日北京之黑暗，虽他党无特殊障碍者，犹恐不能存立，……吾党方略，惟有潜布于民间，待党局大定，而后直捣北京，在现时但可以个人关系，暗中联络其有人心者，俾为他日之声援。……今晨晤蔗青，谈及程君与本社甚表同意，并力任婉说南皮（以得其赞成为止）。并谓南皮入京之目的，在速立民选议院，以庆、袁反对甚力，志不得遂，乃主张先设谘议局。意谓此举一经成立，不久必四方一致，而为国会运动，则其结果自能良好。其定该局章程，颇费苦心，隐含有监督行政长官之权能。故南皮深恐一般人民，不解其命意深远，漠不经意，极欲各新闻杂志，有以引伸其义，而鼓吹之。……吾觉得此公于南皮处为力，诚大好机会，故恂已切央蔗青、搏九等力与同旋。"彭渊恂此函谓张之洞入京目的"在速开民选议院"，此论是否空穴来风?长期以来，梁氏年谱的上述记载，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张秉铎先生所著《张之洞评传》曾节引这段文字，惜未能展开论证，故仍使人难以置信。其实，张之洞确实是主张速开议院的。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慈禧派赴外洋考察宪政的侍郎于式枚奏请缓行宪政，缓开国 会。消息传播国内，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等愤然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并革于式枚职以谢天下。此事在清廷上层曾引起争论，最后由慈禧颁谕："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需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著即行革职。"
     二十天之后，清廷又颁谕查禁政闻社，谓该社"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匆稍疏纵，致酿巨患。"
     政闻社被严禁，该社成员暗中联络张之洞的计划亦随之中止。然而，在全国范围来说，争取尽快开设议院，限制满族亲贵权力的斗争却方兴未艾。江西、江苏、安徽，广东、浙江各省公派代表入京，纷纷要求在一、二年或短期内开设议院，实行宪政，其中，尤以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格外迫切。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召开国会的年限，反对无限期拖延。张之洞对此采取什么态度，以前几乎没有史料涉及此问题。两年前，我在故宫档案中检获奕劻向慈禧呈递密折一件，颇能反映张氏立场。该折原文如下：
     奴才奕劻跪奏，为据实声明请旨事：窃查实行立宪，屡奉慈谕，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查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意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唯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谨此据实直陈，伏乞慈鉴。谨奏。
     由于保管不善，该折呈递时间部分已经损毁，不过该折内容涉及开国会年限之事，而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颁布上谕提出："宪政编查馆，资政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宣布宪法，召开会议。"据此可以判断，奕劻此密折应于八月初一日之前呈递，经慈禧权衡之后，作出上述决定。奕劻密折的发现，对揭开清廷上层斗争内幕有重要意义。它说明张之洞对开设议院的积极态度，并为此同奕劻等在军机处进行了反复争论；同时也可从旁说明，彭渊恂致梁启超函中所述张之洞主张速开民选议院的说法，大体真实可靠。

四 结 语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期间，痛斥民权与议院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鼓吹"知君臣 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然而，曾几何时，他对议院民权的态度又发生了改变。是何种因素导致了张氏这种变化?各种缘由，错综复杂，大致说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张之洞改弦更张，接受西方影响，抛弃传统旧法。庚子事变中清朝统治者的荒唐举措对张氏刺激尤深。经历了这场严重的民族灾难之后，张氏已经深刻认识到，只有破除常格，与民更始，才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出路。他的这一思想在写给荣禄、瞿鸿禨，鹿传霖等抠垣人物的信中不断得到表露。其致军机大臣瞿鸿禨的信中声称："变法一事，造端宏大，条理繁多，非绝计破除常格，断难有济。……且近日系屈人心，专赖有变法一举，海内士民犹谓有自强之一日。倘辛苦蒐罗，皆为人（指为帝国主义列强筹款）而非为已，则有志者皆嗒然失气，无可冀望。"张氏正是在这种变法图强的心理作用下，萌发了采用西方议院制度的办法对封建体制实行民主改革的念头。
     其次，满族亲贵倒行逆施败坏政事，也是促使张之洞走上立宪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清朝末年，慈禧专横，宵小弄权，当政者颟顸无知，一意孤行。即如化除满汉畛域一事，虽经张氏诸人一再奏请，却始终未有实行。这也促使张之洞希望采用议院制度来限制君权，以立宪政体来取代封建专制。据《时务汇录》记载，张之洞对民政部所制订的旨在维护君专制的报律，颇不以为然，屡向肃亲王提议重订："立宪国均有国民言论自由权，宜过于箝制，肃王已允将报律取消，由宪政馆、政治馆会同民政部重订，然后施行。又闻张相之意，拟令京外各报馆自行拟呈，然后酌定，庶便遵行。"为了改变官吏素质，张之洞曾一再申明办学宗旨，并派学员密查各省学务："令各省广筹经费，多派学生赴西洋留学，惟学生非本省高等学堂毕业者，不准滥派；已经在日本普通学堂毕业之学生，均派充乡官。所有这些措施，都同张之洞速行立宪、限制君权、实现官僚队伍改革的思想有联系。
     最后，张之洞的思想变化与其本人地位改变有关。平心而论，张氏是晚清官僚队伍中头脑最清醒的人物之一。早在甲午战争之后，他已对西法和维新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否则不会在金陵督署与康有为"隔日一谈"，并列名强学会。然而，他不愿意为支持民权而打破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更不愿为支持改革而使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庚子事变之后，随着政治格局变化与其地位之巩固，张氏更深刻地认识到议院民权是挽救中国危机的出路，而且也深信即使他主张尽快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也不会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削弱，于是他又恢复了昔日对民权的热情。这种现象在清末官场中是司空见惯的，一个官僚如果出以公心，他深知开放民权，设立议院是救国良方，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然而，如果从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和个人既得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他又会回到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立场上。这样两种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认识，不断在头脑中进行斗争，反映到行为上，则表现为时而维护纲常名教，时而主张议院民权，张之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原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作者 孔祥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