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张之洞研究述评（摘要）

一、研究概况
     张之洞是晚清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研究是令人瞩目而又十分复杂的课题。早在张之洞在世时，人们便对他毁誉殊异。张去世后，其遗著（包括奏稿、电稿、公牍稿等）被陆续整理出版，还出版了辜鸿铭撰写的《张文襄幕府纪闻》。其后，随着《张文襄公全集》、《张文襄公年谱》等和一些记述其生平传略、业绩及轶事的著述的出版，还发表了30多篇有关张之洞的论文，并有张继煦的《张文襄公治鄂记》问世。综观民国年间的研究，虽然对张之洞作了一些初步研究，但远未深入，看法依然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新中国成立后，张之洞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70年代末的30年中，大陆由于受"左"的思潮、政治气候的影响和历史服务于现实的片面追求，张之洞的研究除了做了一些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外，研究成果甚少，30年中发表有关张之洞的论文仅20篇，没有一本研究专著问世。这30年中，前后又呈现出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是自建国至1962年，张之洞的研究遭冷落，此间没有发表过一篇专题论文。二是自1963年至1979年发表的20篇文章中，绝大多数是"文革"期间由厂矿工人理论组或大专院校工农兵学员所写的批判文章，对张之洞多以"洋奴"、"卖国贼"目之。谈得上研究的文章寥寥无几，所涉及的范围也较窄，主要讨论了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问题。胡滨认为：张之洞所办的企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在企业中工人都是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雇佣劳动者；在经营方面，资金的周转完全依赖产品的买卖。陈月清认为：张之洞所办的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的性质，因为张所办的军用、民用工业具有很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虽然观点不同，但未展开争论。另有几篇文章对张之洞的《劝学篇》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加以评论，基本上持贬斥态度。总之，立足于批，对张之洞的活动持基本否定态度是当时研究的主要特征。
     与此同时，港台史学界在张之洞的研究方面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除了发表一批论文外，还出版了张秉铎的《张之洞评传》、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和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等专著，大多数学者对张之洞所作所为给了较多的肯定。
     自1980年以来，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新提倡，研究者解放了思想，张之洞的研究从打破禁区到开拓新领域，走上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的道路，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据笔者统计，从1980年至1997年间，我国大陆共发表研究张之洞的论文203篇。出版著作、传记及资料12部。即章回的《张之洞》，冯天瑜的《张之洞评传》，孙华峰、王佩元的《张之洞传》，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陈钧、任放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陈钧的《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冯天瑜、何晓明的《张之洞评传》，蔡振生的《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黄新宪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谢放的《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李建良、王佩元的《张之洞全传》，以及政协武汉市委员会出版的《张之洞遗事》等。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十多年，湖北省先后召开过两次"张之洞在湖北"的学术讨论会。张之洞的家乡河北省于1997年5月召开了全国性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把张之洞的研究推向一个小高潮。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中，张之洞研究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1985年以前是解放思想、冲开传统禁区的重新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发表的40余篇文章中，有的是对老问题的新探索，如赵荣的《重新评价张之洞及其<劝学篇>》，提出《劝学篇》是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修朋月认为，张之洞举办的洋务事业，除了维护封建统治一面外，还具有抵御外来侵略的特色，同时肯定了张之洞办的兵工厂、新军、学堂、汉阳铁厂及纺织四局所起的积极作用。有的是探索了一些具体问题，如王栻论述了张之洞与维新运动的关系，认为张是"假维新的主要代表人"。黎仁凯、冯天瑜分别探讨了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的转化，对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及在中法、中日战争中抵抗外国侵略的思想和实践作了肯定。陈学工通过对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的剖析，肯定它是洋务运动后期结出的"硕果"。总之，一些论者已冲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对张之洞的言行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剖析。为进一步研究张之洞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二 主要问题述评（略去）
三 思考和展望
     综上所述可见，建国以来的张之洞研究，在经过一些曲折后，由于论者解放了思想，勇提学术新见，积极开拓新见，终于使研究出现异彩纷呈、满园春色的局面，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缺憾，今后如何将张之洞的研究推向深化？兹提出几点粗浅意见：
     第一，近十多年来，多数论者侧重于微观研究和开拓新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填补了一些空白，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但综观研究成果，大多仍停留在述事论事的层次上，使人产生宏观研究不足，理论概括不够的感觉。目前多数论者赞成张之洞是一个"过渡型"人物，此说虽不谬，但如何定性呢?愚以为张之洞是从封建官僚向资产阶级过渡而未到彼岸的人物。这种过渡是晚清时代发展变化的折射。张之洞集封建官僚、企业家、军事家、教育家与学者于一身，其重要特征是政治上趋新、经济上敏感、军事上开明和文化上恋旧，或者说理智上趋新和情感上恋旧。趋新、敏感和开明驱使他去追逐时代的潮流，因而出现了多方位的"过渡"。但文化上、情感上的恋旧又注定了他最终未能转化为资产阶级。他始终处于矛盾和两难抉择之中，也决定了他"力行新政、不背旧章"的矛盾心态。
     同时，张之洞成为洋务大吏所走过的道路，与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截然不同，曾、左、李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靠兵戎发迹，而张之洞却靠摇笔杆子起家，由清流名士而擢升，到甲午战前，张之洞成为唯一能与李鸿章相颉颃的洋务大吏。如何认识张之洞与李鸿章等走过的不同道路，亟需比较研究，可惜至今阙如。
     第二，史实的考证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有些史料的运用也未尽恰当。冯天瑜出版第一部《张之洞评传》时，就敏锐地提出了张的出生地点问题，许同莘和胡钧著《张文襄公年谱》记其生于贵州兴义知府官舍。但据民国37年刘显世修《贵州通志》载，张之洞出生的1837年，其父张瑛尚在贵筑知县任内。据此，张的出生地应为贵筑县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历经6年后，冯天瑜与何晓明合作出版第二部《评传》，对此依然存疑，至今未见论者进行详细考证及阐释。此外，有些论者在引用史料作论据时，由于缺乏认真分析，也往往出现不贴切之处。如有的论者为了证明张之洞的门生杨锐是反对维新的，便引用杨锐说的一段话"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居处枢要，死无日矣"。来作证据。其实，此话是戊戌政变前的9月18日说的，此时，杨锐已得到了光绪帝的密诏，知道变法危在旦夕，他的话主要说明他对变法和个人前途感到忧心忡忡，并不能证明他反对维新变法。有的论者还因张之洞在戊戌时期曾反对民权说，就推断其在戊戌以后也"视西方的宪法，国会和民权学说为洪水猛兽，极力堵拒"。这种推论似乎有些主观臆断。
     第三，当今史学研究的发展和突破，除了发掘史料、做扎实的史料工作之外，也有赖于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吸纳和运用，即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以往张之洞的研究已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如陈钧、任放用经济伦理学的理论来分析张之洞的思想，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何晓明运用文化心理学来论述张之洞的文化人格，剖析了张之洞作为一个"自我实现者"的品质和人格特征。这些尝试是有益而有新意的。确实，张之洞的性格、癖好、处世哲学对其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善趋风势"和"书生习气"是如何统一起来的？他又如何将商品经济纳入儒家伦理的范畴？这些问题仅从历史学那里恐怕难于找到圆满的答案，需要借助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经济伦理学等有关理论进行综合审视。看来，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也是将张之洞研究引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第四，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研究，是一个令人瞩目又有待开掘的课题。1997年5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召开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掀起了一次研究热潮，会议收到的40篇论文，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并在肯定张之洞对中国早期近代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方面达成了共识，使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展开。但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如张之洞的近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构想，尚缺乏具有理论高度的宏观构架，其近代化的步骤和具体措施，有的尚未充分展开，有的缺乏定性和定量分析。就拿张之洞提出的轻重工业"自相挹注"，即以轻工业的赢利作为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说，一些论者做了论列，并认为这符合经济运动的自身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但实际做法上变成了了股本的挪用，造成相互牵扯，两败俱伤，干出了违反经济规律的蠢事。从而指出了其理论上的正确和实践上的错误。有的论者认为，这一模式"有其不可抹杀的时代效应，但又反映了张之洞经济上陷于迷乱的窘态"。这些沦述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但因没能充分展开，且缺乏确凿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便不能不使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第五，张之洞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深深地影响着其仕途和事业的发展，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为什么颇具"书生习气"、一派学者风范的张之洞、仕途却一路顺风，扶摇直上，在政治风波中有惊无险，这很大程度有赖于他的社会、人际关系。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张之洞与奕譞、李鸿藻、张之万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更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垂青，其中的微妙关系仅从清流派或"无湘无淮"的角度去认识是不够的。张之洞与各省督抚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督抚中的地位也值得重视。义和团运动时期，他策划了"东南互保"，俨然一东南盟主，时人评论他"不啻为东南各省之总统"，并非虚言。他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魅力?个中奥秘很少有人深究。张之洞重视网罗人才，招纳过许多门生幕客，他的幕府虽不如曾国藩幕府之盛，但也颇具特色。他的幕府人物，如蔡锡勇、杨锐、梁鼎芬、辜鸿铭、赵风昌、汪康年等人，对他的思想和成就功业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张之洞还着意改革幕府制度。因此张之洞及其幕府人物的研究也应是此项研究的题中之义。可惜至今尚乏论列，本书第六章专列一节对此问题进行了粗略的探索，望能抛砖引玉。
     当前，张之洞的研究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晚清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外交等方面的事件及兴革，都与张之洞有关。他的诸多举措在全国往往起了先导和示范作用。如他在洋务运动中开创的"湖北模式"，在编练新军中首创的征募制，他制订的癸卯学制和奏请废除科举制；他实行的幕府制度改革，等等。可以说，近代史上许多问题的深入探索都离不开对张之洞进行个案研究。张之洞研究的借鉴意义也越来越为学者所认同。正由于研究的需要，河北、湖北二省学者各自正加紧重新搜集、整理、校订张之洞的有关资料，重编出版《张之洞全集》。可以预料，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和两部《张之洞全集》的问世，张之洞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