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清末错综复杂的时代,先后扮演了清流健将、洋务殿军、新政主角等角色,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文治武功与兴办实业于一身,聚政界巨擘与文坛盟主于一体,风云变幻的时代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张之洞。研究中国近代史很多问题总要涉及到与近代史几乎相始终的张之洞。但是,关于张之洞的记载或研究,并不是在张之洞去世以后才开始的。较早的记述可以追溯到张之洞科举中探花,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四日,就记载了张之洞的情况,并进行了评价。从那时算起至今已有130余年了。张之洞通经为世用,文名甚盛.其论著问世后,往往引起世人的注目,褒扬夸赞者不少,批评指责也大有人在,这些褒贬毁誉似乎也应算作张之洞研究的一个方面。如果说记述、评论仅仅是资料的积累不算科学研究的话,那么1909年,在张之洞去世仅两个多月时《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夹叙夹议的《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可算是研究性的传记吧,从那时算起至今也将近90年了。因适逢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召开,笔者不揣浅陋,试以在编校《张之洞全集》时所收集到的资料,对百年来张之洞研究的概况,作一简略的介绍,奉献给张之洞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以求指教。
一、张之洞研究概况的回顾
从张之洞在政治舞台、文坛上崭露头角以来,直至当代,关于张之洞的研究,可大致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传记资料积累和著述整理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可从张之洞1863年科举成为探花开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张之洞科举金榜题名,有些张之洞的活动,就记述在其朋友们的日记中,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张佩纶的《涧于堂日记》等。随着张之洞政治地位的提高,其本人的奏议、公牍、诗文以及电稿中,也留下了越来越丰富的生平业绩等方面的资料。同时,张之洞的著述广泛流传,也就随之产生了各方面人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看法。张之洞去世后,记述其生平事迹、研究其著述的人也不少。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著述的整理出版。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輏轩语》在1876雕版行世,风行海内。《劝学篇》在1898年"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诗集也已整理出版。张之洞去世后,1909年设广雅书局于北京,以整理其遗著。许同莘整理的《张文襄公电稿》、《张文襄公奏稿》、《张文襄公公牍稿》、《张文襄公函稿》,合称《张文襄公四稿》,先后于1918年至1920年间铅印面世。许同莘编辑的《广雅堂骈体散文》、《广雅堂散体文》、《广雅堂杂著》,先后于1921年至1922年间由南皮张氏刊版印行。在许同莘整理的基础上,王树枬进一步广泛收录张之洞的著述编成《张文襄公全集》15种229卷,于1928年由北平文华斋刊刻印行。前后历时20年,基本完成了张之洞著述的整理。与此同时,还印行了《张文襄公文翰墨宝》、《张文襄公手札》、《张文襄公书札》、《广雅堂论金石扎》《张文襄公论书语》等张之洞的著述,为张之洞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2.回忆录的出版和传记资料的整理。张之洞丰富多彩的一生,多与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并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其去世后,其弟子、朋友、幕僚撰写了一些回忆录。如辜鸿铭的《张文襄幕府纪闻》,所记轶事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掌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中的张之洞遗事,可补史传之缺。陈衍的《张相国传》、《书广雅相国逸事》,对研究张之洞的经济措施有参考价值。《清史稿》、《清史列传》、《大清畿辅先哲传》等书中收有马其昶、王树楞等撰写的张之洞传。此外,还有张之洞传的单行本,如1909年上海时中书局出版的金润庠的《张文襄公事略》等。许同莘在整理张之洞著述的基础上写出了《张文襄公年潜》,所记真实可靠,多次再版。胡钧又根据新资料对年谱进行厂重订。同
时,在专题著述中,也有为张之洞立传者,如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程俊英的《中国大教育家》、徐世昌编的《清儒学案》、季寒筠编的《中国近代实业家传略》等书。1920年中华图书馆出版了杨公道编的《张之洞轶事》,收录了有关张之洞各方面的典故80余条,是较为系统的一本。诸如此类的回忆录、传记、年谱、轶事等书的出版,为张之洞研究奠定了传记资料基础。
3.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从《江苏》杂志1903年4月第1期刊登的《张之洞魏光焘恩寿之特色》本省时评开始,到《于曰丛刊》1948年6月第2辑载《章炳麟与张之洞》止,据《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一、二编统计,发表与张之洞有关的论文30余篇。有的是对张之洞著述中的某些问题进行研究,如陈垣的《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解答了《书目答问》的作者问题;郑天挺的《张文襄公翰墨宝跋》,考证了许同莘关于燕斋的看法。还有些论文涉及到张之洞与教育、边疆政策以及与彭玉麟、章太炎的关系问题。同时,研究张之洞的专著也开始问世,如张春霆撰写的《张文襄公治鄂记》等。
这是张之洞研究的起步阶段。对于这个阶段的有些张之洞著述的整理者和研究者来说,张之洞不仅仅是风云人物,而是张香帅、南皮帅、广雅相国、文襄公,是他们的上司、师长、朋友甚至是政敌,张之洞的很多事情,他们不仅熟知,而且是身临其境的参预者,他们掌握许多局外人所不可能了解的真情内幕,所记的资料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但同时也不免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纠葛或人事牵连,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将个人的恩怨放到了著述当中,褒者多称颂溢美之词,贬者有谩骂攻击之语,因此其著述有不科学、不客观的因素。但正是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深厚的研究基础。
(二)缓慢发展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和革命惯性的作用,大陆史学界的热点在五朵金花,尤其是对农民战争的研究,作为清末重臣的张之洞,基本上是被放在受批判的位置上。在大陆可称的上张之洞学术研究的论文不多,有胡滨发表于《文史哲》1963年第5期的《张之洞与洋务运动》,认为张之洞所办的企业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与此商榷的是陈月清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的《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和特点》,认为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的性质。等等。其他的近20篇大多是评法批儒运动中发表的大批判文章,把"尊孔卖国"、"洋奴哲学"的帽子戴在了张之洞头上。著述方面,汤志钧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篇有张之洞传,记述较为客观,材料收集丰富,认为张之洞是"狡猾官僚,两面派人物也"。在张之洞著述的研究方面,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在港台地区的史学界,发表了一些研究张之洞的成果,肯定者称张之洞是"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的主要角色,中国趋于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和一大功臣",否定者称为"国家败家子",有的则称"张之洞的一生事功,以在教育方面的贡献较多,除此之外,殊不足称道"。对有些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如王尔敏发表于《大陆杂志》第29卷第1期的《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称若以民主革命思潮苛求张氏,则是万难之事;若于其同时代名卿巨宦中求之,则惟张氏有此系统有见解的开新之论;张氏理论可同于在野绅士,却以其不同身份不同地位,而显见重要。并出版了张秉铎、李国祁、苏云峰的研究张之洞的专著。在一些专题性的著述中为张之洞立传,如庄练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邵镜人的《同光风云录》等书。同时,影印了《张文襄公全集》、出版了《张之洞致梁鼎芬学务手札》等张之洞的著述。
这--阶段,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对张之洞的研究,在大陆取得成果不太多,在港台地区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研究的面不太广。
(三)全面深入研究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1980年至今。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再加上时间的推移,张之洞由现实生活中的风云人物,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复杂微妙的感情纠葛少了,科学客观评价的眼光多了。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活跃着的历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进行,对当年致力于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张之洞进行研究,无疑会给现实以历史的启示。因此,十几年来取得了比过去70余年都要大的成就。
1.研究范围的扩大。以前研究张之洞着眼于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面。现在的研究、突破"左"的樊篱,范围扩大了。既有综合性的定性的研究,如称张之洞是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的人物。也有从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着眼的探讨,以及纵横各方面的讨论。如唐上意发表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的《中法战争中的张之洞》等关于军事方面的论文,王栻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的《张之洞与维新运动》等关于戊戌变法方面的论文,黎仁凯发表于《江汉论坛》1988年第7期的《张之洞东南互保新探》等有关东南互保评价的论文,冯天瑜发表于《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的《张之洞道路:从清流党到洋务派》等揭示了近代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必然发生的解体情况。注意研究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和措施,是这一阶段的热点,从经济思想方面来看,涉及到张之洞路政经济思想、利用外资的思想、官督商办思想、洋务思想等;经济措施涉及到农政、商政、币制、金融等,以及经济效果和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个案研究。对于张之洞著述的研究,集中在《劝学篇》上,肯定者称为是张之洞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否定者则认为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更多的学者则指出其中既有革命性也有传统性。在教育方面,既注意研究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教育改革,也注意对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尊经书院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军事教育、洋务教育、方言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对张之洞在山西、两广、湖广、两江任内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其表现形式有各地的方志、地方史的编撰,也有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如陈钧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的《论张之洞治晋》等论文。此外,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张之洞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张之洞与晚清名人的关系等也有人进行研究。诸如此类的研究中,往往是众说纷纭,既有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两家对阵,更多的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互相争鸣问难中把研究推向深入。研究范围的扩大,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学科所借鉴,推出了其他类型、体裁的著作,如彭友元以传奇手法写的《末代名臣张之洞》,李建良、王佩元以小说体裁写的《晚清英才张之洞全传》,杨洪榜、王玉良、周宝华以民间文学形式编写的《张之洞传说》等。
2.研究力量的增强。……
3.新资料的发现与张之洞全集的整理。……
4.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张之洞研究成果举要(略)
三、张之洞研究的前瞻
百年来张之洞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是几代张之洞研究者的心血结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历史研究是古老而又常新的事业,既能为现实提供历史的启示,又能根据现实提出新的课题。张之洞的研究也是如此。
张之洞作为清末"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①的政治家,作为"会同中西,权衡新旧"①的思想家,作为"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⑦的教育家,作为"讲重工业,不能忘记"的企业巨头,作为"空前绝后,足为晚清之冠"⑤的诗人,作为"不
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⑥,张之洞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建立了卓著的业绩,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还留下了丰富的著述等,这些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深入研究张之洞的思想业绩,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助于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 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今天。
现在的张之洞研究,与1979年前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其同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的研究来看,声势不够,尚未形成文献和研究中心,也没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对其研究的组织和舆论宣传工作,应当下大功夫去做。
从其研究本身来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是应继续在资料收集方面花大气力。不仅应收集保存在图书馆、档案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个人手中的资料,而且应向笔记、文集中寻找资料线索,并力求收集流落在国外的有关张之洞的资料。二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综合性传记出了几种,教育、外交、经济方面的专著已出版,而对于文化、文学、军事等方面应着力研究,人物比较研究也应着手进行。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张之洞,如中法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也应加强研究。从地域来说,湖北已有几种专著问世,而两广、山西、两江等方面也有文章可写。诸如此类的研究领域,只要肯下功夫,就会大有作为,因为张之洞身上折射着一个时代的影子。
(摘自《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