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新考 ——在香港的一次演讲笔记（摘录）     四、谭嗣同是白痴吗? 但如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只七千人，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计有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三千人；董福祥的“甘军”一万一千人；宋庆、马玉良的“毅军”一万两干人，加1上直隶绿营两万八千；淮军一万二；练勇一万九干余，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以上，莫非不敌袁世凯的七千人?即令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即令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还谈什么?因此不管守旧顽固派说什么，荣禄无动于衷，因为整个局势在他充分控制之下，对梦呓式的流言，付之一笑而已。 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有的；不过那是另一种说法，亦为促使慈禧出而训政的直接导火线，是整个政变的关键所在。在谈此一关键问题之前，先要解决一个最大的疑问，即是谭嗣同既然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 我解决这个疑问，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由正面解释；一个是由反面辩驳，譬如说，假使谭嗣同确有这样的逆谋，则八月初五回津后，荣禄已知全部逆谋的内容，其时康有为刚从新济轮下船，躲在澡塘子里不敢回旅馆；荣禄一纸密电，京中即可采取行动，第一个该被捕的当然是谭嗣同，再由谭口中获知主谋为康有为，而康于是日一早携仆李唐赴津，则在天津大索，康有为亦决难幸免。照袁世凯所说，谭嗣同是“罪魁祸首”，首先应该被捕，何以迟至八月初八，始连张荫桓、徐致靖一起“拿解刑部治罪”? 须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肮脏龌龊的一幕政治丑剧，其“重要职员”如下：
舞台监督：李鸿章。
导演：刚毅。
副导演：李伯行。
编剧兼剧务：杨祟伊。
五、“杜周刀笔须深刻”     康有为自以为是受衣带诏的董承，其实在这出“逼宫”中，他演的是华歆的角色。至于这幕丑剧的情节，我要介绍汪公纪先生尊人汪荣宝公使的一首诗。汪公使在戊戌年以拔贡官部曹，目击其事，赋诗甚多，有《重有感》十首七律，其第八首云：
  十五勾圆夜动摇，绣衣逐捕隶兵骄，
  杜周刀笔须深刻，陶侃戎衣竞寂寥；
  坐见刊章收北寺，虚闻对簿就东朝，
  弋人岂得忘矰缴?尚有冥鸿在九霄。
这首诗，真是吴梅村一派的诗史，解得其中典故，真相自出。首句“十五勾圆”指上弦的八月初七夜间。第二句“绣衣”非指御史，借喻为锦衣卫，谓自八月初八日起，步军统领祟礼，奉旨大捕康党。 第一联“杜周”指刚毅。杜周为汉初酷吏，刚毅起家刑部，身份相合；所谓“刀笔须深刻”者，八月十三日先杀“六君子”，然后于次日以上谕宣布罪状，有“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高阳按：“陷害”二字为后来编纂上谕时所加，亦是很深刻的刀笔，为废立的张本)。“乱党”指谁?除了袁世凯没有别人。若谓谭嗣同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试问证据何在?同案中人走的走、死的死；惟一可以对质的只是一个袁世凯；所以朝廷诬控，迫袁世凯以诬证。袁世凯如果不这么附和、刚毅便立即在“纠约乱党”四字上做文章，袁世凯首领亦将不保。这四个字的“深刻”，甚至于袁世凯在宣统元年被逐后，犹恐翻老账；《戊戌日记》之作，在当时是惟恐刚毅追究“乱党”，被逮后没有答辩的余地；宣统元年，袁归洹上，而由张一麟经手，刊此作于南通“翰墨林”书店，用意亦同。因为隆裕及摄政王载沣，要为德宗报仇杀袁世凯，只有这条罪状可致之于死地。袁世凯在日记中一直强调与荣禄同心同德，即因荣禄为载沣的岳父，使之投鼠忌器，不敢轻发。 下一句的陶侃，即指荣禄。东晋初年，陶侃镇武昌，居长江上游，为朝廷柱石；当时只有荣禄的身份，堪以相拟，而“戎衣寂寥”，竟无举动，所以然者，前文已有解释；由这句诗可以进一步证明，荣禄非戊戌政变主谋。政变之突然爆发，另有原因，后面会谈到。 第二联上句，“刊章”即拘票；北寺为东汉宦官聚集之地，有“北寺狱”；此与“绣衣”意同，皆指步军统领衙门。崇礼为内务府包衣，因可以宦官视之。 下句“虚闻对簿就东朝”，亦为实录，“六君子”被逮后，本应祟礼之请，派御前大臣庆亲王奕劻主持会审，庆王并已派定总署章京陈夔龙、铁良承审，且面嘱保全杨锐、刘光第，不意事忽中变；刚毅“口衔天宪”，命绑赴市曹，一律处斩。因为这一案是不能审的；一审，李鸿章、刚毅的阴谋，皆将暴露无遗。 结尾两句，即指飞鹰轮船长奉命纵放康有为一事。总之，非纵康有为于朝廷王法不到之处，不能杀四京卿；非杀四京卿并迫袁世凯诬证，不能捏造危及太后的逆谋；非捏造此一逆谋，不能促使太后出而训政，并杜外人干预之口。其间因果衔接，脉络分明；至于杨祟伊在此丑剧中，是摇羽毛扇的角色，亦见汪诗，其第七首结句云：“定策殊勋谁第一?青袍御史气如云。”即指杨祟伊，时官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此人与李鸿章长子李伯行为双重的儿女亲家，其于杨所娶李伯行长女李国燕。
【梦史氏按】高阳关于戊戌政变的见解，详见本网站“众说戊戌”－“百日维新之终”－“政变原因”。 这段文字中说袁世凯在宣统元年被逐后还怕刚毅追究他“乱党”，行文有不准确之处，其时刚毅已死多年。关于没有及早追捕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之终”－“袁世凯告密时间”之中另有一种解释，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