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又在不久后问世的《戊戌政变记》中再加论辩“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阴、南州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立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枝枝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行，故屡将先生之折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 ”③

【梦史氏按 以上的自辩主要是在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日本，面对日本人士的批评所作辩护，事关他们的存身之本，还不是总结经验、反思得失的时候。在多年后回顾戊戌，他们也还是有所反省的，请见下文】
戊戌后七年，康有为得知"顷闻京师有改服之谣"，而"吾昔者阅历甚浅，亦妄有意于是，今游历既久，乃知变服之万不可行。"又说："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故未及深思，轻为举发。"④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梁启超就说过："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轲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⑤

注释
①《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卷，第145页。）
②《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6页。
③《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卷，第277－278页。）
④（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列国游记--康有为遗稿》，第304页、第320－3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