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广仁在政变前夕与友人信中就指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另一维新人士王照在政变后批评“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严复针对康有为的围园密谋，批评说：“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
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在给英政府的报告中提到：“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总税务司赫德也在评述变法失败原因时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
访华的英国议员贝斯福在香港就当面批评康有为举动过激。康梁对新政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时日本政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日本政要认为，正是因为康有为等变法过于激进，引起了守旧派的反对，直接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11月3日梁启超致品川弥二郎的信颇能反映日本当时舆论之一班。"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1898年11月28日，
日本贵族院院长、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公爵与康有为会谈时，直接对康的变法方略表示了不满，希望在以后的变法中执行渐变的方略：
贵国政变之概况，已由日前梁君启超的来书中详知其事。今春以来，贵国皇帝大召俊才，断行各种改革，余得知其报，实有一喜一忧之感。所喜者，当然是贵国向开明进步的方向迈进，所忧者，是改革过于激进，担心它是不是会受到挫折。我国的维新变革，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经过各种的演变才得到今日之结果。贵国的这次变革，与我国的维新比较之，可以说只是变革的开端罢了。贵国与外国交往虽较我国为早；但旧态依然如故。在守旧保守的状态下，厉行今春以来激进的改革，实使吾等感到十分危险。如上所述，这次改革如不过于遭受打击的话，决不可因此而气馁。甚望以此为前车之鉴，今后采取渐进稳重之方针以推进之。
前首相伊藤博文在一次会议上"试论中国内政"时说："(中国)于九月下旬，有政变之事。其革进党，平日所划策经营者，一旦归于磋跌……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划策末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