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
一种战略使他很早就把自己的目标全部公诸于众，并同时为之努力奋斗，以求最大限度地予以实现。另一种战略是"留一只脚在门里"的办法，不公开自己的目标，而把各种改革区分开来，一次只力图取得一种变化。前者是全面的、"根本的"或是"闪电战"的办法；后者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或者说费边主义的办法。①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改革者尝试过这两种方法。他们的努力结果表明，对大多数由于现代化问题而出现紧张和纷争的国家来说，最有效的改革方法就是费边主义战略和闪电战术的结合。要达到改革的目的，改革者应该把一个个问题分开，一俟时机成熟，尽快一一加以处理，不等对手来得及动员力量，就把问题从政治议事日程上去掉。能否做到恰当地混合使用费边主义和闪电战术是检验改革者政治技能的一块很好的试金石。"
"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皇帝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两人都试图在多条战线上同时推行大量的改革，以求全面改变现存的传统秩序。他们两人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志向过高，树敌太多。几乎所有的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闪电战或全面出击，只起到使潜在对手警觉而活跃起来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全面改革--意即剧烈而迅跳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从来也没成功过。这种改革等于在不恰当的时间，就不恰当的问题，动员不恰当的阶层参政。"
"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的失败同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基马尔采用费边主义战略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马尔面对现代化的几乎全部常见的问题：民族共同体的确定，现代世俗政治组织的创建，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发动，经济发展的推进。基马尔不求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审慎地把一个个问题分开，从而赢得人们对某种改革的默许，甚至支持，而这些人对他的其他改革可能是持反对态度的。"
简注：费边是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他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以采取回避决战的待机策略而著名。以他名字为名的思潮，主张采用渐进的方法进行改变。
【梦史氏按】此书的第六章第一节，研究改革的战略和战术，并以光绪帝的失败和基马尔的成功相比较。以上简说只是取其精华论述，要见其精彩内容，还须看下面以基马尔为范例的夹叙夹议，虽然长了些（约一万字），还是郑重建议读者抽出时间来一阅。余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既明显看出光绪帝及其智囊康有为之策略不当，又感到改革策略之运用需要高超之艺术，以此要求年轻皇帝、一介书生也难矣哉，不由得对变法先行者多生出几分宽谅。光绪作为改变传统社会、推进近代化事业的皇帝，举世又有几人？唐宗宋祖，康乾盛世，无非都行的是秦政制。只有光绪才开始l了改变的进程。他的精神固然鼓舞后来者，他的教训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详说】
革命不常发生，改革也许甚至更为少见。而且两者并非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停滞不前，也可以以各种方式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方式既不能称为革命，也不能称为改革。两者的分界线有时可能模糊不清，只能以政治和社会制度变化的速度、规模和方向来加以区别。革命涉及价值准则、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以及社会一政治领导的迅猛、彻底的变化。这些变化越彻底，则革命越全面。一场"伟大的"或"社会的"革命就是指社会和政治体系的所有这些成分的重大变化。而领导班子、政策和政治体制的规模有限而速度缓和的变化，则可列为改革。不过，并非一切适度的变化都是改革。改革这一概念不仅涉及规模和速度，而且具有变化方向的意义。正如赫希曼所说，一次改革就是"迄今享有特权的阶层的权力受到抑制，被剥夺基本社会权利的阶层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得到相应改善"①的一次变化。换言之，改革就是以较大程度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平等为目标，扩大社会和行政参与的一场变化。方向与之相反的温和变化与其称之为改革，不如称之为"巩固"。
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面临的问题在三个方面比革命者的问题更为棘手。第一，他必须两线作战，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革命。如要成功，还得进行一场多条战线的战斗，参与者各式各样，他在一条战线上的敌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却是盟友。革命者的目标在于将政治两极化，因此他试图把政治问题简单化、戏剧化，并把政治问题简单明确地归为"进步"力量的和"反动"力量的两类。革命者试图加深裂隙，而改革者必须尽力化解裂隙。革命者提倡政治上的坚定性，而改革者提倡变动性和适应力。革命者必须能把各种社会力量一分为二，改革者必须能操纵这些力量。因而改革者比革命者需要更高的政治技能。正因为实现改革所需的政治才能难得，改革是不常见的。一个成功的革命者不一定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总是如此。
改革者不仅必须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社会力量，还必须在控制社会变化方面更加老练。他的目标是一些变化，而不是全面变化；他追求渐进式的变化，而不是突发性的变化。革命者对各种变化和动乱都有一定的兴趣。大致任何破坏现状的事物对革命者都有一定的价值。改革者则必须更具有选择性和辨别力。与革命者相比，他必须更加注意方法、技巧和变化时机的选择。同革命者一样，他关注各种变化类型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改革者，这些关系的后果甚至可能比对革命者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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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赫希曼：《走向进步的历程》（纽约：二十世纪基金会，17963年），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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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改革者而言，各种变化类型的孰先孰后，以及怎样加以选择的问题，要比对革命者尖锐得多。革命者首先旨在扩大参政，随后以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相关的力量来推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保守者既反对社会－经济改革，也反对扩大参政。改革者则必须把这两个目标加以平衡。促进社会－经济平等的措施往往要求权力的集中；而促进政治平等的措施则要求权力的扩散。这些目标并非生来对应的，但如同某些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帝制国家的经历所表明的，在本质上无法扩散权力的体制下，权力过于集中，会把政治体系引入死胡同。因此，改革者必须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之间取得平衡，必须把两者结合得彼此都不受阻碍。能促进一种改革的领导和体制，对另一种改革可能就不那么有帮助。例如，军人改革家--基马尔、纳赛尔、阿尤布·汗--在推进社会－经济变化方面，明显要比组织新兴阶层参与政治体系成功得多。相反，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贝坦科尔特、贝朗德、弗雷--可能更善于让原先遭到排斥的阶层参与政治体系，而不善于实现社会－经济的变动。
理论上，有两种主要的战略摆在希望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改革者面前。一种战略使他很早就把自己的目标全部公诸于众，并同时为之努力奋斗，以求最大限度地予以实现。另一种战略是"留一只脚在门里"的办法，不公开自己的目标，而把各种改革区分开来，一次只力图取得一种变化。前者是全面的、"根本的"或是"闪电战"的办法；后者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或者说费边主义的办法。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革者尝试过这两种方法。他们的努力结果表明，对大多数由于现代化问题而出现紧张和纷争的国家来说，最有效的改革方法就是费边主义战略和闪电战术的结合。要达到改革的目的，改革者应该把一个个问题分开，一俟时机成熟，尽快一一加以处理，不等对手来得及动员力量，就把问题从政治议事日程上去掉。能否做到恰当地混合使用费边主义和闪电战术是检验改革者政治技能的一块很好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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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C·E·林德洛姆：《披荆斩棘的科学》，载《公共管理评论季刊》，第19期（1959年春季号），第7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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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全面的改革规划着跟，人们能够为闪电战略提出顺理成章的论据。改革者为件么不该马上把自己的整套要求和盘托出，去鼓舞和动员一切赞成变化的阶层，并通过政治斗争和政治交易的过程，根据变化与保守之间的力量平衡所容许的，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呢?如果改革者提出100％的要求，那么他不是有把握至少得到60％吗？或者，甚至更好一些，如果他提出150％的要求，他不就能几乎取得自己真正希望得到的一切了吗?这不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谈判、劳资关系以及有关预算程序的政治活动中常见的交涉策略吗?
按照现代化社会中推行的改革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般总是否定的。全面的、或者说闪电式的战略，只有在与闪电战过程有关的各方相对稳定不变，简言之，交涉环境的结构高度稳定的时候，才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在一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推广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一个环境，以影响（如果不是决定）政治舞台上所有的参与者。改革者的要求的本质，以及他提出的问题的本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将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作用的盟友和对手。对改革者来说，问题不在于用一大套无所不包的要求去压垮一个单一的对手，而是以非常有限的一套要求将反对自己的人减少到最低限度。企图一下子就完成一切的改革者，到头来将一事无成，或者成就极少。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皇帝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两人都试图在多条战线上同时推行大量的改革，以求全面改变现存的传统秩序。他们两人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志向过高，树敌太多。几乎所有的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闪电战或全面出击，只起到使潜在对手警觉而活跃起来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全面改革--意即剧烈而迅跳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从来也没成功过。这种改革等于在不恰当的时间，就不恰当的问题，动员不恰当的阶层参政。
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的失败同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基马尔采用费边主义战略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马尔面对现代化的几乎全部常见的问题：民族共同体的确定，现代世俗政治组织的创建，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发动，经济发展的推进。基马尔不求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审慎地把一个个问题分开，从而赢得人们对某种改革的默许，甚至支持，而这些人对他的其他改革可能是持反对态度的。处理问题的先后顺序安排是：先从基马尔得到最大支持的问题开始，再转向可能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必须最先考虑的是民族共同体的确定以及本国种族和领土边界的划定。相对纯一的民族共同体一旦确立，下一步就要建立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以行使权威--墨西哥、俄国和中国革命后都是如此。然后当权者才有可能通过这些体制把宗教、社会、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加诸社会。等到传统的方式和风俗被削弱或取消以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才得以畅通。总之，经济增长需要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有效的政治权威则植根于纯一的民族共同体。许多国家处理现代化问题的先后顺序都是偶然事件和历史的产物。但土耳其的变化顺序是基马尔有意识地计划出来的，这个统一－权威－平等的模式是最最有效的现代化顺序。①
基马尔之所以取得这些改革的成功，全赖他既有能力逐一进行改革，又能在着手一项改革时，有效地表明他无意于其他的改革。他对自己的宏大计划和最终目标守口如瓶。首先，必须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在安纳托里亚创建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基马尔在确定民族共同体的斗争中，谨慎地把限定的、完整的、纯一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这一问题同将在这个国家出现的政治权威的类型问题，分离开来。1920-1922年，苏丹留居君士坦丁堡，而同时基马尔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内地积聚了力量。经过同亚美尼亚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的战斗，基马尔发展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然而，由于苏丹和苏丹制仍然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基马尔便把争取民族国家的斗争与反对苏丹制分别开来。他反而公开宣布，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目标就是把苏丹从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英法军队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他抨击苏丹的大臣们与外国人勾结，但不抨击苏丹本人。后来基马尔说，"我们只拿费里德帕夏的内阁当靶子，假装根本不知道苏丹是同谋。我们的说法是，苏丹受内阁蒙蔽，对实际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晓"②用这一手段，基马尔得以把那些仍然主要效忠于苏丹的传统权威的保守分子结合进民族主义事业。等到民族主义运动胜券在握以后，基马尔将注意力转向了新国家的政治组织问题。起先，民族主义者宣布效忠于君主，但。他们同时又宣称人民掌有主权。正如基马尔早先把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如今基马尔又竭力把政治问题同宗教问题分开。奥斯曼的统治者集苏丹的政治职能和哈里发的宗教职能于一身。基马尔深知，要削弱后一种地位，会引起强烈的反对：这种宗教职能使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如果我们失去哈里发职位，"有一家报纸在1923年11月评述道，"土耳其国家，及其五百万至一千万的居民，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将丧失净尽，而且从欧洲政治的角度看，我们将沦为一个卑微不足道的国家。"③基马尔意识到哈里发的职位所附有的宗教情感是很有力量的，因此在推行改革的阶段，他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消除传统权威的政治因素上。1922年11月，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但哈里发的职位由一个经大国民议会选定的奥斯曼统治家族的成员继续保留。次年夏，共和人民党建立，并选举产生新的国民议会。此后不久；1923年10月，国都由伊斯坦布尔--与奥斯曼乃至拜占庭的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迁至安纳托里亚腹地的一个小城安卡拉。几星期后，国民会议正式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并为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统作好了准备，从而完成了政治重建工作。通过这一系列审慎决定的步骤，奥斯曼统治的帝国政治体制为一个世俗共和国和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的现代政治结构所取代。
新社会的政治基础一经奠定，基马尔便着手宗教和文化改革。对这类改革的支持主要来自已经现代化而倾向西方的官僚和知识界精英。反对主要来自宗教界的当权人物，而潜在的反对还来自农民。要顺利完成想望中的社会和文化改革，必须确保农民持消积和比较冷漠的态度。因此，基马尔小心翼翼地把这一阶段的改革同任何可能激发农民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的经济发展和变化方面的努力分开来。1924年1月基马尔开始实行世俗化，两个月后，他说服国民议会废除哈里发制和神职，并且驱逐了奥斯曼家族的所有成员；关闭了大中两级宗教学校，从而统一了公共教育；撤消了采用伊斯兰法律的特别宗教法庭。为了取代伊斯兰法律，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拟订新法典。议会于1926年初批准委员会的提议，把瑞士民法加以修订采用。新的商务、海事和刑事法，新的民刑诉讼程序，以及新的司法制度也被一一制订出来。1925年基马尔发动了一场运动，反对将士耳其毡帽作为宗教传统主义的象征，并禁止戴这种帽子。同年，旧历被废止，改用格里历。1928年，废除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同年秋季，颁发了由阿拉伯文改用罗马字母的命令。这后一项改革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它使接受罗马文教育的新的一代几乎不可能去接触浩如烟海的传统文献；它鼓励学习欧洲语言；它还大大缓解了识字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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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丹克沃特·罗斯托夫：《世界各国》第126-127页。有关基马尔推广改革的战赂战术，见罗斯托夫："军队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载《世界政治》，第11期（1950年7月），第545页起：B·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崛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254页；R·D·鲁宾逊：《土耳其第一共和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65-66页，第69页，第80-81页；L·金罗斯：《基马尔传》（纽约：咸廉·莫罗出版社，1965年），第430页。
②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基马尔1927年10月的一次发言》（莱比锡：K．F．克勒出版社，1929年）。第119页。
③转引自刘易斯，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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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后期的这些社会改革的成就为三十年代重点发展经济铺平了道路。1934年宣布了国家主义政策，还通过了一项五年计划。整个十年中，工业发展得到极大的重视，特别是纺织、钢铁、造纸、玻璃和陶瓷等工业。在1929和1938年问，国民收入增加44％，人均收入增加30％，采矿生产增加132％，"工业甚至有了更加显著的发展"。①
这一改革顺序--民族、政治、社会、经济--反映出基马
尔的有意识的策略。早在1923年4月，基马尔曾发表一篇共和人民党宣言，强调了他当时正试图推行的政治改革：废止苏丹制，人民当家作主，代议制政府，财政和行政改革。1927年，在他的社会－宗教改革大部分实施之后，基马尔对这一规划作了评述，其中他特别明确提出了他的战略：在一次只从事一项工作。对他的长远目标则继续谨慎地披上一层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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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E·休格："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载R·E·沃德和D·A·罗斯托夫编：《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74页；Z·Y·赫希拉格：《土耳其：转变中的经济》（海牙：范科伊伦出版社，1958年），第11章，第14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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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1923年的规划；基本上包括我们迄今已经进行的一切。不过，还有一些重大的，至关紧要的问题末列入本规划，诸如宣告成立共和国，废止哈里发制，撤消教法部，撤消教士学校，废止神职，改戴普通帽。
我认为，不宜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到来之前先将它们列入本规划，以免破坏整个国家的手段落入无知之徒和反动人物之手，因为我绝对肯定，这些问题到了恰当的时候会得到解决，人民最终会感到满意。①
通过分开处理每一套问题，基马尔得以把各项改革的反对者缩减到最少数。一项改革的反对者同他们的反对其他改革的潜在盟友被分隔开来。"加齐②要毁灭哪些人，"弗雷说得精辟，"他就先把他们孤立起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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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马尔，第598页。
②穆斯林的一位武士。--译者
③F·W．弗雷："土耳其的政治发展、权力和思想交流"，载派伊编：《思想交流和政治发展》，第314-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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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把一套问题和另一套问题孤立开来的费边主义策略，有助于把改革者在任何一次碰到的反对者减少到最少数。类似的考虑也导致改革者在处理某一个别问题或某一套问题时采用闪电战术。这样，问题就在于制订和实施体现某项具体改革政策的法规。迅速和突然--两个古老的作战原则--这里成了战术之必需品。在正常情况下，政治体系中现存的权力很大部分集中在改革领导人的手中。他必须在反对派动员其支持者，扩大其在体系中的队伍和权力，从而阻止变化之前，完成他的改革。黎塞留指出："经验和理智都表明，突然提出来的事情通常会使人谅讶得不知所措，无法反对，而一个计划如果执行过慢，那么一步步地推出计划，势必造成这样的印象：计划还只在制订中，未必会被执行。"①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国，往往在当权者不作多少事前的准备而采取突然、坚决、不可逆转的政策时，废除种族隔离才最成功而迅速。这样的政策有效地改变了行为，又不必试图去改变人们的看法和价值准则。而行动的变化很可能带来看法和价值准则的变化。另一方面，用较渐进的方式消除种族隔离也未必会使社会中持反对态度的人更易接受。"公众为变化作准备的时机不一定同变化的'有效'和'顺利'相关。变化中的间隙不仅可以用来积极作准备，也可以用作发动公然对抗的机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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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黎塞留主教：《政治遗嘱》（H·B·希尔译，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75页。
②R·克拉克："废除种族隔离：对这一迹象的评价"，载《社会问题杂志》。第9期（1955年），第43页，另见R·利皮特等：《有计划变化的动力》（纽约：哈考持－布雷斯出版公司，1958年），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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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马尔也在个别问题上显示了闪电战术的有效性。典型的是，在开始改革的时候，他先就这个问题进行普通的讨论，谨慎地试探各方的意见。然后他让助手秘密制订一个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只给政界和社会上少数高层领导人传看，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然后在政治上最有利的时刻，基马尔戏剧性地宣布这一改革对党、对国民议会的必要性，透露他的变革计划，并且要求立即获得批准。不等反对派集合力量准备反攻，议会就迅速通过颁
行这一改革的立法。例如，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宣言由基马尔和少数几个最亲密的颓问在1923年夏天拟订。宣告这一革命理想；"与传统的穆斯林国家的观念格格不入"，从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报刊上和在议会休息室里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在那里还没有真正的共和运动。基马尔明白，为此进行辩论可能是致命的。必须在反对派有时间团结起来之前用别的手段强行通过共和国的成立"。①当时，各集团都要求延续传统的统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无论是否以哈里发为君主），或者多党的议会民主政体。为了在这些集团联合起来反对之前确保获准成立共和国，基马尔安排了一次内阁危机，使政府陷入表面上的混乱状态达数日之久，然后戏剧性地把所建议的宪法改动方案提交党的核心小组和国民议会。议会除了批准没有别的办法，尽管很多议员对此忿忿不平，并且嘀嘀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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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罗斯，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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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马尔在进行其他重大的改革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战术。例如，1924年1月，基马尔断定废止哈里发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邀请政府高层领导人和他一起去观看军事演习。那时他取得了他们对这一建议的同意，取得了他们对撤消教法部的同意和对改变宗教教育的同意。参与讨论的还有几家主要报纸的编辑，他们和总统一起关上门整整谈了两天；在这两天里，他说服他们，要他们开始攻击政府在哈里发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大约一个月后，即3月1日，在向大国民议会所致的开幕词中，基马尔提出了信的建议。他指出，为了保卫共和国，为了统一全国的教育制度，为了纯洁和提高伊斯兰教信仰，改变是必要的，保守分子和宗教界的反对派这次又来不及反对：实现加齐目标的立法在3月3日获得通过。
别的现代化改革者曾经重复过基马尔的策略，有时甚至还是有意识的。例如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在许多方面试图以基马尔为榜样，特别是仿效这种推进改革的闪电战方式。"当他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个观察家报道说，"他就成立专家委员会来找出解决办法；一旦委员会提出解决方案。他马上付诸实施。"①例如1958年完成土地改革所用的就是这种战术。由一个咨询委员会起草法规，委员会提出报告后五天，草拟的法规即被制订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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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盖伊·温特："巴基斯坦1958年革命"，载《圣安东尼文件》（第8号，1960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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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费边主义战略和闪电战术的这番讨论表明，对改革者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动员新的集团参政的速度和先后顺序。改革者必须努力控制和指导这一进程，确保在每一次以及每一个问题上他的支持者都比反对者强大。另一方面，革命者和保守者在动员新的参政者时，所受的约束耍少得多。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动员过程，把原先受到排斥的阶层动员起来，参加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一经济结构的政治活动。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改革所必要的有限动员可能导致脱缰野马式的动员，而后者正是革命的实质所在。然而，动员同时可能使改革者受到来自保守派的威胁。因为改革是走向更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的运动，必然遭到得益于现存秩序中种种不平等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要压倒这些利益集团便给改革者带来许多困难。但只要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把大量缺乏政治热情的集团拉过去，它们也是可以被战胜的。那些集团不但通常与现存秩序极少物质上的利害关系，而且从拟议的改革中常能大大获益。但是，他们在现存社会确实有着象征性的利害关系，而且他们的价值准则和看法常常是非
常保守而与变化相抵触的。他们很可能把自己认同于那些社会和宗教的体制，而改革这些体制却会有利于他们。这也恰恰是使改革者的任务艰难的原因所在。正如马基雅弗利所说，
再没有比创始一种事物的新秩序更难于实行，更无成功的把握，处理起来更费踌躇的了。因为所有得益于旧秩序的人都是改革者的敌人，而所有会得益于新秩序的人只是改革者的不太热心的捍卫者，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部分是出于害怕受法律庇护的对手；部分出于人类的怀疑，他们并不真正相信任何新的东西，除非自己实际体验到。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有攻击改革者的机会，改革者的敌人便以敌后游击队员的热情大肆攻击。而其他人只是半心半意地卫护他，致使改革者在两者之间蒙受很大的风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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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基雅弗利：《君主论》（纽约：现代文库，1940年），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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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辩证法是：改革的建议往往使原先无动于衷的集团看到自己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而活动起来。十八世纪后期贵族为反对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卷土重来，就是一场这种性质的运动。在二十世纪，美国低收入白人阶层反对黑人崛起的那场所谓"后冲"运动也是如此。这种种发展往往会把政治一分为二，损害改革者的地位。费边主义战略和闪电战术的结合就是为了减少这种危险，也使反对改革的人不大可能有动员大众反对变化的动机和能力。在大众的价值准则和看法现代化之前，动员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将构成对改革者最大的潜在障碍。革命派和保守派竞相动员大众，当然往往也会使政治"两极化"，从而减少对改革者的支持。不管谁赢得这场斗争，改革者都不能指望从中得益。1932年，德国共产党人信心十足地预言，"希特勒之后，我们登场"。那是一次众所周知的失误；但他们把攻击矛头指向中间派，从而造成了"要末希特勒，要末我们"的选择，并非很大的错误。
扩大参政的效果因情况而异。在基马尔主义的土耳其，政治活动主要限于城市的、官僚的上层集团。在这样狭隘的政治圈子里，军队和文官中主张现代化的分子能起极大作用。因此，改革的利益和更广泛的参政的利益背道而驰。放宽参政会把比较保守的集团带进政治中去，改变均势，不利于改革者。最后到五十年代，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但那时，基马尔主义国家的基础已非常稳固，因而以维护传统为目的的运动只能以相当小的规模出现。基马尔在二十年代预见到这一危险，他没有花多少力气扩大参政。确实，有如弗雷所说："基马尔革命的实质在于，这场革命利用了土耳其社会中存在着的意见分歧现象，而不像其他一些民族主义运动那样对此感到痛惜，或立即加以攻击……。社会上层和群众之间缺乏沟通，这是他用以简化自己的任务，并使自己任务的大小与自己的财力物力相称的一个重要因素。"①在土耳其，以社会和经济平等方面的成就为一方，政治平等方面的成就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前者的进展取决于后者的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土耳其存在的一党政治体系行使了这一功能。第二次大战后，向竞争性政党体系的转变，扩大了参政。使政治更加民主化，但也减缓了社会一经济改革进程，并甚至在某些领域使这一进程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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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雷，第213-214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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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改革者面临的处境正好和基马尔的情况相反。在这些国家中，政治上"右翼居上"，保守派和寡头政治集团统治着政治舞台。因此，社会－经济改革与扩大参政相联系而不是与限制参政相联系。问题的累积和裂缝的加深，使拉
丁美洲的政治比土耳其的更为紧张剧烈；也使社会革命显得更有迫在眉睫之势。在土耳其，改革者不扩大参政也能创立政治体制，也能促进社会一经济变化。然而在拉丁美洲，扩大参政并不阻碍社会变化，而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拉丁美洲的保守派显得更加反动，因为他们对两者都反对，而改革者显得更革命（对保守派的威胁也更大），因为他们必须对两者都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