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变法之始末，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酝酿已久，其倡言者为国内觉悟之优秀分子，而欲富强中国者也。光绪受其影响，下诏变法，共逾百日，故有百日改革之称。康梁之流，欲于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跃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其主张变更者，多为国内之急切需要，外人对之深表同情，或与以援助焉，通商口岸之中文报纸亦然。英使窦纳乐救康有为脱险，粤商发电道谢，经元善筹谋救圣躬，皆足以代表觉悟绅商之意见。其变法失败者，则求治太急也。康梁诸人皆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时之政治实状，谭嗣同于拟开懋勤殿旨，始信帝无实权。及闻帝被囚，往视李提摩太，叹息其未肯从逐渐改革之忠告，至于失败。西方之名言曰：'政治乃次好之学'，意谓政治非可依据理想之计划进行，必须兼顾环境，斟酌实况，采行折中调和之办法也。变法固不能免反对，政治家之责任，当视事之利害，审察民情，定其先后缓急之序，避免无谓之争执。迨其所办之事成败昭著，则自易于进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碍力，偏于理想，求治太急，多招忌嫉，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对于李鸿章且不能容，李氏于太后听政后，不愿捕杀党人，对于变法，固表同情也。新党谋杀荣禄，出于阴险诡计，直以皇帝之安全，及变法诸臣之生命，为孤注之一掷。吾人今或因其形势之险恶，而稍谅之。
（摘自《中国近代史》，陈恭禄著，1935年，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