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光绪赐杨锐密诏，原件未曾上缴，政变发生杨锐遇难，密诏由其子杨庆昶保存，缝在门生黄尚毅衣领中，扶柩回籍。宣统元年，庆昶与黄尚毅缴手诏于都察院。
《碑传集补》《杨叔峤先生事略》记载：“……生（杨锐之子）惨痛昏迷，无术请代。故父门人黄尚毅语生云：故父忠悃，官有封奏，私有家牍，他日尚可呈请别白；惟手诏关系重要，日後应当恭缴。宜谨密藏。即以是日扶柩归里。道途霖雨积雪，所重者惟先皇帝手诏及故父一棺耳。今十三年矣！惨念生故父生平志行，惟与刘光第相契相规，此外并无苟同之处。又所奉先皇帝手诏尚庋藏臣家未缴，无以对先皇帝在天之灵。是以约同故父门人黄尚毅，敬赍手诏来京，吁恳代呈，以光先皇帝圣德。至生父拳拳臣节，所图仰报先皇帝於万一者当时封奏谅已详明。其生平论学制行，实与刘光第同其本末，今大学士张之洞抚晋督粤督楚时，亦所深见。谨恳奏请昭雪。 奏入，留中。次年，又由资政院陈宝琛提议昭雪，通院赞成。奏入，政府卒阁吁行，以迄於亡。”〖返回〗

    【注2】《戊戌变法》第四册，康有为“戊戌八月国变记事诗”：“南宫惭奉诏”下有梁启超按语说：“梁启超谨案：先生当国变将作时，曾两次奉朱笔密诏。第一次乃七月二十九日，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杨锐传出者；第二次乃八月二日，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林旭传出者。两诏启超皆获恭读。其第一诏由杨锐之子于宣统二年诣都察院呈缴，宣付实录馆；其第二诏末数语云：“尔其爱惜身体，善自保卫。他日更效驰驱，共兴大业，朕有厚望焉”。梁启超既然说，杨锐传出之密诏在宣统为杨锐之子缴回给政府，则该密诏的内容自应以缴回给政府的为准。
  杨庆昶至都察院呈缴杨锐所奉光绪密诏系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事。袁罢官归里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事。都察院以杨所奉真诏缴交朝廷系由赵炳麟承办，而袁罢官归里即与赵炳麟上折劾袁有关……。赵氏系清末名御史，其所著《光绪大事汇鉴》记杨庆昶缴回真密诏事，应可信。清律，伪造制书者斩。在宣统元年，朝廷亲贵大臣当认识光绪笔迹。伪造光绪密诏，进呈给朝廷，恐无人有此胆量。〖返回〗

    【注3】第一次密诏，据《新闻报》1898年10月19日《国事续闻》二十六所载则为："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日本外务省档案《奉诏求救文》后所附，除"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下加"而用通达英勇之士"；后面"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下增"及"字。1898年10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作"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在"今朕位几不保"下，作"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与诸同志"，其余与《奉诏求救文》所附相同。《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作"而用英勇之士"，下为"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戊戌政变记》第二篇《戊戌废立详记》所附，则为"而太后不以为然"作"而皇太后不以为然"，下面也作"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与诸同志"。《康南海先生墨迹》钞录此诏，作"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及诸同志"，与《台湾日日新报》同。又"而用通达英勇之士"，则添加于右侧。此外，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则"而用通达英勇之土"作"而用通达少年之士"，下作"汝与康有为等同心设法相救"。根据上述，第一次"密诏"来源不一，内容有异，除杨庆昶所缴外，余几都出康、梁之手，而文字也有不同。杨庆昶所缴"密诏"(下简称"杨本")，既有源由，语气亦合；而出自康、梁的"密诏"(下简称"康本")，则与之不同。主要差异是：一，"杨本"是"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感到自己"权力实有末足"，既想改变旧法，"而又不敢有拂圣意"，从而颁诏，嘱"妥速筹商"的。词意婉转，内容近实。而"康本"则一开始就从"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着眼。"杨本"只说如果"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则"朕位且不能保"。"康本"则作"今联位几不保"，语气大有差别。二，"杨本"作"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而"康本"初刊时作"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查"密诏"交杨锐传出，谕中"尔"应指杨锐，不应再有"杨锐"之名，下面为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三人，则传谕军机四卿，原无康有为之名。"康本"在《新闻报》初刊时，"尔"作"汝"，说是"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祖"云云，变为"密诏"是交给康有为的了，后来且写成"汝康有为……"，把康有为的名字都写上去了。显然，这是中经窜改⑩。照此说来，"杨本"和"康本"的不同在于："杨本"只说变法危机，嘱军机四卿想出既能"转危为安"，又不"有拂圣意"的"良策"'而"康本"则明言"朕位几不保"，嘱"设法相救"("设法相救"四字，即为"杨本"所无)。"杨本"的"尔"指杨锐，谕交四卿；"康本"的"汝"指康有为，后来且径添康名⑩。显然，"杨本"是真诏，而"康本"则经改窜。它不是一般传抄错误，而是另缮重写；不是稍有增删，而是改易谕意。关键之处是"设法相救"和把"密诏"说成是写给康有为的。〖返回〗

    【注4】至于光绪皇帝的第二道"密诏"，在《新闻报》最早时作："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备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台湾日日新报》为"汝可迅速出外"；"将来更效驰驱"，下增"共建大业"四字。'《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戊戌政变记》、《宾退随笔》有首三句，下与《台湾日日新报》同。日本外务省档案则作"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下有"共建大业"。《康南海先生墨迹》"共建大业"四字则添加于右侧。第二道"密诏"是给康有为的，与第一诏之另有杨庆昶缴呈之本不同。它既缺乏原件，又只有康有为一个来源，无法判定"真诏"。但即就康有为历次所说，也有不同。如最初只有"汝可速出外"，后来在《奉诏求救文》下加了"国求救"三字，意义就大不相同。至少可说"国求救"三字是初刊没有，后来出现的；"共建大业"四字也值得怀疑。照此说来，两道"密诏"，均有改窜，其关键之处，除表示写给康有为外，是在"设法相救"，而第二诏之加上"国求救"三字，又是在《奉诏求救文》后加上去，作为"奉诏""出外国求救"的张本。
    由于康有为将"密诏"改窜，王照又称为"伪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甚至怀疑光绪曾否有此诏书，而予根本否定的。我认为，这还得具体分析。第一，光绪皇帝是曾经发下两道"密诏"的，第一通"密诏"交由杨锐带出，宣统元年，杨锐之子缴呈都察院，说明确有其事。又据《谕折汇存》："三十日，召见军机及祟礼、杨锐"。七月三十日，即第一诏发出之期。第二诏于八月初二月由林旭传出，同日，光绪颁发明谕："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迟延观望"。"密诏"首言"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明谕饬其迅速离京，"密诏"再予慰勉，合乎情理。再查《谕折汇存》："八月初二日，召见军机及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林旭"，与《康南海自编年谱》"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诏来"，梁启超：《南海先生诗集·明夷阁诗集》下"按语"："第二次乃八月初二日，由四品卿街军机章京林旭传出者"相合。即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见谭嗣同持来墨笔所书"密诏"，也说"仿佛亦上之口气"，知"密诏"是确实有的。第二，王照称之为"伪作"，但他并末说没有"密诏"。政变发生，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同往日本，在他和犬养毅的笔谈中，就承认有此"密诏"。他说："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复合。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而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禄、刚毅谮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这件笔谈，甚为重要，他不但说明确有"密诏"，还说"诸逆贼杀四卿以灭口"。他提到的袁世凯、四卿家属"必有能证者"也有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既有记载，杨锐家属又持以缴呈，可见王照是承认光绪发过"密诏"的。王照"笔谈"主要说明光绪"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据杨庆昶缴呈第一诏，也言"仰窥皇太后圣意"，对变法"以为过重"，想望能有"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办法。但它恰恰承认有"皇上密诏之实语"。再看王照所说"伪作"，见后来发表的他和木堂翁(即犬养毅)的笔谈，原文是："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真密诏，乃康伪作者也。"这里，他还是承认有"密诏"，是有"真密诏"的，而说如今康、梁所传播的，则为伪作，这也是符合事实的。他说："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与杨庆昶缴呈第一诏既相一致，上揭《新闻报》最初露布时的第二诏，也只有"迅速出外"，没有"令其举动之文"，即《康南海先生墨迹》在致李提摩太书后抄附密诏，也无"求救"二字。康、梁在政变后传播的"密诏"，是可以称之为"伪作"的。〖返回〗